调查性报道的风险规避

摘  要：调查性报道是一种较为系统、深入地揭露政府、公共机构以及社会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法为主旨的新闻报道形式。由于它的话语权力因此受到外部权力威慑与管制、金钱资本、对法律侵权诉讼的恐惧等风险，本文以《南方周末》记者傅剑锋的调查性报道为文本来解读调查性报道的风险规避。
关键词：调查性报道 话语权力 外部权力 法律侵权
    一、调查性报道的生态环境
    （一）调查性报道典型诉讼个案——仇子明被通缉事件
    2010年7月27日，一则有关“经济观察报记者因报道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内幕遭全国通缉”的微博消息引爆网络。
    消息得到《经济观察报》一高层人士证实，这名被通缉的记者叫仇子明，此前在经济观察报、网上发表过数篇有关凯恩集团的负面报道，因此，凯恩集团所在地的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公安局认定仇子明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并于2010年7月23日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对仇子明作出刑事拘留的决定，列入全国网上通缉名单，档案状态为“刑拘在逃”。罪名是涉嫌“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罪”，凯恩股份董秘田智强坚持对仇子明恶意诽谤、诬陷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控告，仇子明本人坦言自己处境危险，正在“潜伏”。
    2010年7月29日上午，浙江省丽水市公安局责令遂昌县公安局依法撤销2010年7月23日对《经济观察报》仇子明采取刑事拘留决定；7月30日下午，遂昌县委宣传部及县公安局负责人已前往北京，向《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及报社当面赔礼道歉。
    最后的结果虽然是以浙江遂昌公安局撤销刑拘决定而告终，然而没有公众的舆论支持以及上层领导部门的重视，事件是不可能那么快就平息并得以公正解决的。近年来，调查性报道记者被诉讼、殴打、通缉等案件频繁发生，调查性报道要保证新闻真实性、客观性，也要体现新闻竞争力和生命力，当下新闻从业者要有规避政治风险、法律风险的意识和方法。真正的新闻专业主义首先产生于宪政和法制的基础之上，是新闻从业者应该遵循的职业理念和职业规范的方式，同时又具有现实的实用价值。记者做报道时，不光会面临民事诉讼的风险，甚至会面临刑事诉讼的风险。让新闻事实能抵御各种责难和怀疑，以不可置疑的真实性传播给受众，行之有效的规避法律风险。
    （二）调查性报道记者——刀锋上的舞者
    调查记者所做的东西不是琐碎的，是整体性的，是进行深层次观察某一个事件以及事件背后。追求的不仅仅是事件表层，而是事件的核心和原因的核心。当然，一个调查记者可以赢得的荣誉和职业成就感，一般远远高于其它类别的记者。
    调查记者从业环境，一方面到处布满着利益的陷阱、暴力的威胁和政治的暗礁，一个调查记者稍有不慎就可能会踏入利益或政治的雷线。另一方面，由于还没有出台一部规范和保护传媒业的新闻法，在缺少对媒体话语暴力的应有防治的同时，更缺乏对记者权利受损时的司法救济。这使得国内一些顶尖的调查记者常常卷入到各种诉讼漩涡并遭灾各种不应有的打击，使得后果惨淡。
    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王克勤，这个被业界称之为“中国的林肯•斯蒂芬斯”（美国著名揭黑记者）、“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的出色的调查记者因为几年前调查兰州证券黑市而遭受黑社会威胁与追杀，黑社会组织曾扬言要出价五百万元买他的人头，因此他被传媒界誉为当代中国“身价”最高的记者。警方曾派4名刑警荷枪实弹进驻他家保卫他的安全。在他连续8个月没有拿到一分工资收入、冒死为民请命的同时，他却于几年前被原所在单位无辜开除公职。
    （三）引起诉讼缘由——话语即权力
    调查性报道是一种较为系统、深入地揭露政府、公共机构以及社会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法为主旨的新闻报道形式。它利用长时间内积累起来的足够的消息来源和文件，向公众提供对某一事件，尤其是关系到影响公共利益的不正当行径的强有力的解释。[1]
    调查性报道的特点在于，媒体在报道中并不满足于简单地刊登政府部门、执法机构和社会组织等常规新闻来源提供的信息——尽管这些信息常常是调查性报道的主要新闻来源，但是它们仅仅是调查报道的起点而非终点。[2]
    一般报道只报道个别的、孤立的、公开的突发事件的结果，而调查性报道更为注重挖掘业已发生的新闻事件内在的隐蔽的联系，并向公众解释这些内在的重大意义。调查性报道有着这样一些基本特征：第一、调查性报道的核心是暴露和揭丑；第二、调查性报道的主题是牵涉重大公共利益、公众极为关心而又有一些人或组织企图极力掩盖的事实；第三、调查性报道的采访应是媒体独立、原创性的工作，它一般会受到阻挠、镇压而比较费时、费力、有危险；第四、调查性报道的结果往往是震撼性的，它甚至可以直接导致某些权势或利益集团的迅速垮台。调查性报道常常被称为新闻官司的“雷区”，也正因为调查性报道的上述特征，在实际操作中它也就不免遇到一些法律风险，像被控“失实”甚至“侵权”，是从事调查性报道的记者经常面临的问题。调查性报道以其强烈的独立性、公共性和专业诉求，为现代国家的公众提供了一种崭新的、与政府相处的关系，使人民积极参与到公众事务决策中去。由此，政府决策也逐渐走向公正、公平透明的科学运作，促进政府内部运作的良性循环。调查性报道对政府的运作，对社会的肌体健康，无论哪方面都是必须、必要的。
    1970年，被誉为法国现代尼采的米歇尔•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讲演上首次提出“话语即权力”的名言：“话语乍看上去好像空无一物——话语与禁令交锋的地方恰恰说明了它与欲望和权力的联系，这很好理解，正如心理分析所告诉我们的：话语无非就是表白(或者遮掩)欲望。话语同时也是争夺的对象，历史不厌其烦地教诲我们：话语并不是转化成语言的斗争或统治系统，它就是人们斗争的手段和目的。话语是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