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10 | 高等教育
现阶段大学生就业难这一社会问题又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但人们往往关注从宏观上解决大学生就业难，而忽视了在微观上就业难对家庭的潜在决策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在二元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大学生就业难使预算约束更强、承受风险能力更弱的农村家庭特别是弱势家庭的教育选择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弱势群体又该如何建立有效的补偿和保障机制？在教育决策层面又该怎样调整？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教育公平、教育资源合理配置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相关问题的文献综述
从世界范围来看，大学生就业难是一个普遍现象。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LS)的一项调查，在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毕业生中每年将有30%的人会面临失业，或将从事资格要求远低于他们实际水平的工作，金融危机更使就业形势雪上加霜。经济学家一般都把失业分为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三种类型，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供给及相匹配的相关体制（如社会福利制度）等多个角度研究大学生就业问题。中国的大学教育已经由精英教育过渡到大众教育，不仅大学生基数很大，而且保持较高的增长率。高校毕业生人数在 2006 年突破 400 万，2008 年突破600万，而 2010 年全国普通高校大学毕业生规模创历史记录，达 630 余万人。但是从就业岗位供给来看，2010年需要解决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数目已超过新增就业岗位数的一半以上，加上下岗职工再就业、往届毕业生另寻职业、归国留学生回国就业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岗位需求压力，大学生整体的就业率呈逐步下降趋势，社会就业供需矛盾尖锐，大学毕业生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就业压力，并且在未来几年难以得到缓解。
对中国的农村大学生来说，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特别是教育权利不平等、家庭占有的社会关系和权势资源不同、继续就业机会少，导致农村大学生相对城市大学生就业更难。[1]相对城市学生而言，农村学生占有的社会资本极其有限，难以通过人脉来安排就业，这种差异无形中让很多农村籍大学生在就业时就失去了更多的机会，也不可避免地加大了农村大学生在城市就业的难度。[2]那么，大学生就业难对农村家庭的教育决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方面，孙玉雄、徐艳认为，农村大学生就业难使很多有子女读书的农村家庭不堪重负，重新返贫，使社会公平缺失，严重影响和谐社会建设。[3]徐海燕则指出，农村大学生就业难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导致“读书无用论”在农村盛行。[4]另一方面，袁卫华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获取教育机会就必须有支付能力，支付能力的强弱直接制约着个人或家庭对教育机会的取得。农村贫困家庭尤其是特困家庭教育支付能力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在教育机会选择上只能从家情出发，选择学费较低的冷门专业，这又影响着这些学生的最终就业。[5]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根据家庭教育决策微观经济模型，许多经济学家对影响家庭教育决策行为的因素做了广泛的实证研究。贝克尔开创的新古典家庭模型（新家庭经济学）对家庭生产和消费活动使用了标准的微观经济分析，它扩大和丰富了家庭的作用，提供了理解人类的生育行为、人力资本生产、劳动力供给等行为的深刻见解，也为家庭的教育选择提供了基本的范式。对教育的分析，依据不同的决策主体，可以分为两类模型。一类把教育投资主要看作是个体的选择行为，以明瑟为代表，一般假定一个追求终身收入最大化的个体会不断把时间和资金投资于教育，直到现在的成本等于将来的收益为止；另一类以家庭为决策单位，经济学家依据贝克尔的新家庭经济学的基本模型，建立了家庭教育决策的微观经济模型。单期教育决策模型假定在预算约束下，家庭在教育和其他消费与生产投资之间做出选择，以最大化整个家庭的效用。跨期决策模型认为，在人力资本积累和财富积累规则的约束下，家庭考虑的是整个生命周期的效用的最大化，在对生命周期“折现”后做出教育选择和其他消费行为。
大量学者基于西方的经验应用新家庭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建立了家庭教育决策模型，上述文献为本文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翔实的基础。但把这一模型应用于分析就业难对中国农村家庭的教育选择的影响，应该考虑中国的教育体制和家庭行为未必完全符合西方国家经验，需要对模型进行一定的修正。由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中国农村家庭与城市家庭相比在教育投资上更容易受信贷约束，就业难使农村家庭教育投入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同时这也可能导致对农村家庭的教育投资的补偿效应更为有效。在分析影响农村家庭教育决策的因素时，不仅要考虑投资的收益和成本，也要注意到农村家庭自身和所在社区的特质。本文在进行模型应用时需要作相应的修正，以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
二、实证模型构建与数据描述
就业难的状况事实上提供了教育投资的外部风险，家庭教育决策就是把外部风险内生化的过程，即农村家庭特别是家长对就业难的预期及据此做出的选择。在子女升学的每一阶段，风险预期的影响也不一致。因此，本文借鉴张锦华、吴方卫[6]对中国农村家庭教育决策的分析框架和基本模型，构建三阶段的Logit 模型，探讨每一阶段的影响。
（一）实证模型的构建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选择过程被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当前的就业形势下，在完成法定的义务教育任务后，家长选择是让子女上高中还是止步于完成初中教育；第二个阶段：如果子女读了高中，要不要读大学；第三个阶段：如果选择了要让子女接受大学教育，那么是否选择进一步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还是仅完成大学层次的教育。基于家长经济理性的假设，家长追求家庭效用的最大化。在每一个阶段，每个农村家庭会比较每一个可选目标，从中挑选一个期望效用最高的目标，并以此来决定自己的选择行为。设这三个阶段分别为是否上高中（high school）、是否上大 学 (university)、 是 否 接 受 更 高 层 次 的 教 育 a(advanced)，子女教育给家庭带来的效用函数是：
（1）(1)式中 vh,u,a为非随机部分，剩下为随机变量，i 表示过程（h、u、a)，代表了三个阶段的选择。根据模型的三个阶段，设 Si表示相关阶段可选的目标，当选择接受该阶段教育时是 1，反之为 0。本文采用三层次嵌套Logit模型，将 t 模型分解为三个子模型。
（2）M是一个行向量参数，表示各个因素对个人效用影响的权重，Z 为包含了所有可观测因素的列向量，这里的因素既包括各个家庭的个体特征，也包括所在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其他区域环境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和个人因素的交互作用。由于条件概率的存在，采用逆向推导，用反映该阶段所有目标选择对家庭的期望效用来表达，ρ 是一个随机参数，代表相关阶段的不确定性。在第三阶段，当选择上完高中和大学，其最终决定进一步深造的条件概率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