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电影的底层音乐

贾樟柯自称是“一个来自中国基层的民间导演”[1]，他将这一立场始终贯穿在几乎他所有的作品之中，他“用满怀深情的目光凝视着被时代浪潮所改变的人生与生活，并发掘出底层群体在变迁中所呈现的饱满的生命力量”[2]。贾樟柯影片中富有想象力的影音表达，流露着极具纪实风格的美学气息，其中对声音的创造性使用渗透了他的想象和激情，表达着他的观察和思考。笔者悉心于电影的声音，着力尝试深化贾樟柯的电影不只可以看，更可以听的独特意义，从他电影中嘈杂的同期环境音、流行音乐、大量的方言，甚至“无声”的静默，探听到中国社会底层的日常生存现实，并感受其中散发的底层文化特征。

一、探听真实的底层环境声音

环境音通常以同期声的形式展现于电影中，它的作用在于再现现实生活中的声音状态，使视觉形象获得强烈的现场感。充斥于贾樟柯影片中的各种环境音：广播声、汽笛声、马达声、高音喇叭、电视声，都再现着真实的底层环境，观众可以最大音量地探听到原生态的底层声音。

《小武》中几乎保留了所有的同期声：自行车铃声、汽车引擎声、嘈杂的人声以及广播声等，这些声音都构成了来自底层最基本的乡土气息。

这些都向我们传达着县城——这个中国社会典型的底层群体单位的百姓的生活，暗示着底层社会人物与大环境的冲突，发人深思。当小武回农村老家时，乡村广播里正把香港回归的讯息与乡民卖猪肉的广告并列播出，形成一种奇妙的声音蒙太奇——转接出一种上层建筑与底层生活的无奈和谐。在影片结尾，小武被抓捕后铐在路边，自行车铃声、汽车引擎声、嘈杂的人声又重新响起，而此刻听到的惆怅和愤怒，已不再是小偷特有的，观众会发现底层的小武不是汾阳特产，他的影子无处不在。

在他5分钟的短片《狗的状况》中我们听到麻袋里小狗依依呀呀的呻吟，似乎正是底层生活深刻的声音——为生而挣扎。《世界》中有很多这样的零星声音，赵涛胳膊上一直带着一个铃铛，叮铃叮铃的一直在响，这与狗身上挂的铃铛并无差别，声声作响中听到的是一种来自底层的害怕，害怕自己迷失，时刻用这样的声音证明自己还存在于这个“世界”中。

贾樟柯电影中多处出现过诸如火车鸣笛声、飞机起飞声、卡车轰鸣声、轮船鸣笛声、甚至拖拉机的马达运转声等交通工具启动、行进的声音，这些声音的反复出现显得意味深长，这是一种来自底层社会奔波的声音，声音源自他们内心的向往，向往着离开、逃脱和改变。在《站台》里，崔明亮一伙人追赶火车的一幕着实感人，火车远去拉长的笛音在观众耳畔里久久不能消去，这是梦想朴实无华的张扬，随着火车笛音和他们大声的嘶喊飘散在空气里但当影片结束时水烧开的茶壶发出像极了火车鸣笛的声响时，我们被这个声音刺痛了内心，我们探听到底层的这种声音——来不及感觉冲突，只有无奈。《三峡好人》中经常可以听到重锤拆迁的沉闷响声，观众可以从中探听到沉睡的集体鼾声，也可以听到一两个生命在梦中觉醒，但又回头睡去。这恰好和世界中的铃铛声配合的相得益彰，丰富了整个贾樟柯电影的声音组合，而这些声音其实正好构成了两个字，那就是“世界”。

可以说，贾樟柯电影中那些几乎出现在每个场面里的粗糙的混响音效在配合故事推进的同时都直观反映出全方位转型中的当下中国底层的社会文化以及我们生存的空间的喧嚣、躁动。贾樟柯坚持大量运用各种尘世噪音来代替语言渲染环境，表现人物心理，表现当代底层生活中难有平静和安宁的时候。这种让我们觉得乱七八糟的从头到尾没有停止过的巨大噪音，在贾樟柯的电影里直接呈现了变化的主题变化在这些声音中发生，一些东西消失了，或被破坏了，但声音却在持续。[3]也正因为这种持续性，才提供了我们探听底层声音的可能性和深远意义。

二、探听以音乐为代表的大众

媒介文化在底层世界的真实唱响依靠大众传媒，流行文化被运作到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并在中国本土地自动地被再生产。这些流行文化反映了充满活力又很粗糙的底层生存状态，表明媒介虽构造了一个世界共享的视听空间，可现实生活空间却存在天壤之别。音乐这种最具代表性的大众媒介文化，不仅仅是供人们欣赏的，更多的时候音乐是在大街小巷的嘈杂声音中灌输给我们的，这才是音乐真实的呈现面貌。从这一点出发，观众可以探听到大众媒介文化在底层世界的真实唱响。

这一点在《站台》中体现的非常突出：《站台》的时间横跨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年，描绘了底层边缘的真实变迁,其中很多音乐都是社会转型期底层社会的真实唱响。开场的歌舞表演《火车向着韶山跑》是典型的革命文艺，滑稽的表演方式充满了集体主义的乐观。“然后慢慢开始有通俗文化刘文正啊，邓丽君啊，张帝啊，都是那个时候的，慢慢大众文化传到汾阳这样的地方以后，你就觉得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它不单是一个歌的问题，是一种新的生活。”[4]电影中用了很多八九十年代流行的歌，如《站台》、《在希望的田野上》、《美酒加咖啡》、《年轻的朋友来相会》、《青春啊，青春》、《是否》、《好人一生平安》等。“我们从这些老歌里获得了某种认同，好像就是认同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娱乐方式老歌记录历史，老歌表现现实老歌的功能已经有了从宣传到娱乐的转变，这正如文工团的体制改变了一样。”[5]。可以说，《站台》是考察文革结束以来中国大众文化的一个标本，是底层生活的反娱乐化唱响，再现了包括变迁、迷茫、向往、灼痛等在内的真实的底层文化特征。

《任逍遥》中歌曲《任逍遥》贯穿影片始终：“让我悲也好，让我悔也好让我苦也好，让我累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强调个体的欲望感受和个性张扬的流行文化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价值观，赢得了影片中几名底层小人物下意识的拥护。

不断插入的主流媒体的严肃的电视新闻播报不仅交代时间线索，更传达出权利话语的舆论指向。这些支离破碎的信息源构成了一个含混的意义混合体，对无业少年的精神世界共同产生着影响。但只是听，会发现这些信息源并不负责解决底层生活的困境和提供一个实在的出路，因而个性的觉醒与底层生活的沉闷之间最终产生了冲突。这指出了流行文化包裹下的社会不能摆脱贫困和压抑的阴影。[6]如果说在《站台》中我们听到的是一种变迁，那在《任逍遥》中无疑听到的是直截了当的冲突、反差，音乐唱响后回荡出的是对底层现状无尽的反思，以及对真实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