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语言文学对比

一、不同历史时期英国文化中的中国文化

(一)17世纪

17世纪，英国语言文学对中国文化形象的塑造表现出明显的实用性，出现了同一时期不同文学作家对中国的认识的截然不同的表达。例如，培根、托马斯布朗、约翰韦伯对中国语言是人类初始语言的论证;延达尔、柯林斯、兰姆塞、博林布鲁克对孔子的推崇;坦普尔、约翰逊等人对中国哲人治国的褒扬;同时也出现威廉尼克尔斯、威廉沃顿、非朗西斯洛基尔、乔治贝克莱对中国道德、哲学、学术、发明的攻击。17世纪，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建筑式样成为英国人上上下下追逐的时尚，文人对中国语言、宗教、政治制度的赞扬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在他们眼中是一个智慧与文明的国度。

18世纪以前英国人关于中国的知识很有限，绝大部分是想象，英国人把中国当做补偿自己缺憾的理想国。《曼德维尔游记》里中国传奇式的富庶与威严，17、18世纪英国文人对孔子的推崇，对中国政治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的赞叹，都表达了英国人内心的渴望。

(二)18世纪

18世纪，不少英国文学作家，如曼德维尔、坦普尔、伯顿、格尔斯密等都对中国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仰慕、倾心与迷恋，将所有美好的特征都投射到中国文化上，赋予中国以无限的魅力，将中国塑造成人间天堂，带有浓重的乌托邦幻想色彩，同时，他们批评谴责本土文化，渴望以中国文化为榜样，改进本土现状。一些英国文学作家对中国的语言文字以及宗教、制度等大力颂扬。例如，伏尔泰在政体、道德方面对中国的大力赞扬，莱布尼兹在社会和家庭制度上对中国的称颂。但在这一时期作家们对中国的文化看法有褒有贬，已经不只是局限于神奇和向往了。

(三)19世纪

19世纪，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世界对中国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在英国文学作家的眼中，中国由强大繁荣变得保守愚昧。虽然这个时期有英国诗人柯勒律治、兰姆、兰陀、卡莱尔对中国的浪漫想象与赞扬，但也有拜伦、雪莱、狄更斯、华兹华斯等作家在作品中对中国的蔑视描述。

19世纪以后，由于工业革命带来的爆发力使得英国国力突增，优势日彰，再加上对中国现实了解的增多，发现了中国文明的弊端，中国成了反衬英国国力强盛、种族优越的材料。在德昆西、毛姆和罗默的文学作品中我们能明显地感觉到英国人那种气势逼人、居高临下的姿态。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极大地打击了西方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在对自己的文明失望之余，迪金森描绘了一幅理想的中国图画。罗素甚至将中国作为拯救西方文明的东方之光。英国人需要中国文化形象，就像他们需要一个自我超越的地方，在英国人塑造的中国形象里面，体现的是英国精神生活的真实，体现着西方人的文化价值观。

(四)20世纪

20世纪，随着越来越多的英国人来到中国，中英之间的文化交流进一步增多，英国语言文学作品中对中国文化的描述出现了丰富多彩的现象，有正面的希冀、有夸大和歪曲，也有借中国的文化描述来表达自身的困惑。

20世纪中英文化交流史上出现了不可忽视的诗人奥登、小说家衣舍伍德和诗人兼新批评理论家燕卜荪。奥登和衣舍伍德在中国抗战爆发后不久，两人亲赴中国战场进行采访，亲眼见证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并写下了《战地行》。奥登用诗记载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和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他是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来描写战争的，他在诗中所要表达的不仅是中国战场这一特定地区、中日战争这一特定事件，而是对战争的本质与含义的思考，以及对整个人类文明文化的发展的反思。

20世纪英国语言文学中出现对中国美好文化形象的塑造，更多地强调超越权威回归自我、强调超越社会回归自然的个性及其价值，更多地强调乡土文化。

英国语言文学中的中国文化不等同于中国文化的事实，英国文人所塑造的中国的文化形象是以英国人自身的文化背景、经历、意识形态以及文化心理根据。英国文人对中国文化的塑造即是如此。有很长一段时间，英国人是根据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中国文化来认识中国的，繁荣富庶、哲人治国、科举取士，飘逸的丝绸、精美的瓷器、错落有致的亭台楼榭，一度成为中国的象征，引起了几代英国人的羡慕;而怯懦、懒惰、愚昧、狡诈、残暴的中国人形象也曾长期盘踞在英国人的意识深处。其实这些不同的中国文化形象和现实中的中国有着不可忽视的距离。

二、英国文学中的中国文化是中国人认识自我的一种镜像

英国文化中关于中国文化的描述往往反映了自己的文化处境，英国文人其实是在寻找一个外在于自己的视角，以便更好地审视和了解自己;同时英国文人所塑造的中国文化也是中国人认识自我的一种镜像。

虽然英国文学作家把中国的文化形象当做中国的实际情形对中国不会带来实际危害，但是当中国人接受了英国文学作家所塑造的中国文化形象时，则会带来极大的负面作用。19世纪，崇尚进步与富强的英国文人夸大了中国的停滞与贫困，停滞与贫困的文明主导了英国的中国文化观，也影响了中国人对自己的看法。当中国人审视与反省自身时，在英国文学作家的帮助下发现了自己的停滞和在各方面的落后，有志的中华儿女感到屈辱、自卑，开始反思、批判自己民族的方方面面，进而奋发图强，从技术、制度、精神各个层面上改造自身，接受西方进步的神话，同时也唤醒了中国的民族自尊心，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新复兴运动，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国在认同英国文学中的中国文化形象的同时，将英国文学中停滞的中国文化形象置换为中国的真实，为了摆脱停滞，中国甚至将革命极端化，为追求进步而彻底摧毁传统，因崇尚科学而有意无意地轻视道德，结果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的生态贫困、道德贫困和信仰贫困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更为艰难的文化重建。中国在借助英国的中国文化形象理解自身的同时，也误解了自身，英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文化观在给我们提供动力、方法与目标的同时也无意中带来了负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