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艺术姿态与诗歌本位

诗歌究竟应该是以个人为本位还是应该以群体为本位?诗歌究竟应该是个人性的还是个性化的?

这种争论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过。

在有些时候，持个人化观点的人似乎更多，尤其是在代表未来诗歌发展方向的年轻诗人那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简单而言有三点：其一．有些诗人认为。诗歌写作既然是以个人创造、个人劳动为主的艺术活动，个人性自然应该是它的主要特点：其二，随着思想的解放和社会的开放，以人为本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一些诗人就把这里的人理解为“个人”，把艺术奠基于对个人的观照；其三，年轻诗人思想活跃，创造力强，脑子里较少过去那些关于诗歌的固定的框框套套，敢于挑战一些新的问题．试图和以前的做法不同．个人本位就成为他们的选择之一。其实，以群体为本位和以个人为本位的诗历代都有。唐代诗人杜甫和李商隐可以说是这两种倾向的代表。而这两种诗都流传下来了．喜欢它们的读者可以各取所爱。

关于诗与现实的关系。古今中外的诗人、评论家有许多描述。清代赵翼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题遗山诗》)。清代沈雄也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古今词话》)。诗人概括诗歌发展历史，并通过自己的体验．以诗话的方式描述了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在现代。许多有成就的诗人也有过类似的表述，郭沫若、闻一多、臧克家、艾青、胡风、袁可嘉等都发表过有价值的观点。即使在西方。一些现代主义诗人在强调诗的个人性、创造性的同时。也不反对诗与现实应该保持独特的关系。总体来看，人们对于以群体为本位而又具有个性的诗给予了更多的肯定．即使在当下也是如此，这可能和中国诗学传统有一定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一些诗人忽略了对广泛的外在现实的关注．而是躲在个人的世界里甚至自己的内心世界里苦心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诗歌与读者的疏离。我们不能说那些作品不优秀，有些作品在艺术想象、艺术表达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才气令人眼前一亮，但结果却是诗的读者少了，诗的影响力减小了．把它称为“偏于一极的诗歌时代”①应该是合适的。2008年以来出现的一些重大的事件，如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玉树大地震等所激起的社会影响。群体、国家的力量得到了更大程度的体现，又使人们(包括许多诗人)重新开始关注诗与现实的关系．很多诗人都创作了受到读者欢迎的作品。我们不是说这些作品都是优秀的，但它们所产生的艺术效应确实和个人化的作品有所不同。

诗的精神向度主要来源于诗人的艺术姿态。也就是诗人观照世界、表现世界的基本立足点、出发点和精神上的最终归宿。就诗歌发展的历史来考察，诗人的艺术姿态取决于他们对诗与世界关系的理解．在具体的创作和作品中，这种姿态其实不只是个人本位、群体本位两种情形．细致一点划分．可以概括出对话、介入、逃避、消解等几种更具体的类型。而每一种类型在诗的表达、诗的格调、诗的影响等方面所产生的艺术效用都是有所不同的。

一、对话

对话方式是诗人与他所打量的对象处于平等的位置。通过对世界的平等观照揭示诗人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抒写其人生态度。这种姿态在中国传统诗中非常普遍。许多诗人通过对外在世界的打量来揭示人与世界的关系，反观人的地位与价值．揭示生命的规律。在这样的诗中。诗人并不比其他人高明。而只是艺术的发现者、心灵的表现者。以平和、关爱、抚慰的心态表达自己的人生观照。

在中国传统诗歌中，山水诗是能够较好体现这种姿态的诗歌类型之一。山水诗通过寄情山水，或者说是通过与山水的对话，抒写诗人的性情、追求和对人生的思考。由山水诗引发的对外在意象的大量使用。是不少其他题材的诗篇对这种姿态的延续。通过这种对话．诗人发现一些人生的哲理．甚至提升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哲学，比如苏轼的《题西林石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由自然景观升华出对人生的理解。揭示出距离与美的关系，成为千古名篇。陆游的《游山西村》：“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其中的一些诗行。表面看似乎是在写自然风光．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但实际上已经升华为对于人生与世界的思考。达到了一种哲学式的开阔与包容。在诗人那里．山水已不仅仅是普通意义上的自然“山水”。而是寄寓了诗人情感的对象，或者说，“山水”已经成为诗人生命的一部分．主体与客体合为一体，处于平等地位，因而．在农业文明相对发达的古代中国，山水诗往往与诗人的心态、情感能够很好地达成一致。

在新诗中，这种姿态也是诗人切人历史与现实、抒写心灵的重要方式之一。优秀的诗人往往不以先人为主的姿态给对象定性。而是试图通过深刻、广泛的体验。发现和提升对象所蕴涵的诗意和人生启迪。诗人的主体意识是通过对对象的精神蕴涵的挖掘而揭示出来的。郭沫若、闻一多、臧克家、艾青、何其芳、绿原等诗人对农民命运的关注、对民族灾难的审视、对民族精神的把捉，都是通过具体场景、对象体现出来的。对于困境与迷茫，他们没有怒发冲冠，而是深入内里，通过独特的艺术手段表达出来，使读者能够从中体会到诗人所抒写的现实与忧患。卞之琳、冯至、穆旦等诗人对人生、现实的冷静思考一方面体现出思想的深刻，另一方面也是与历史、现实的对话，从中发现了具有普视意义的人生哲理．甚至生命哲学。

在诗歌创作中，对话不是简单的语词沟通。而是深度的心灵甚至生命交流，其问纠缠着矛盾、冲突，只是诗人处理这些矛盾、冲突的方式是多角度、多侧面的，有时甚至显得冷静、平和。其基本立足点是不把自己放在高于他人、高于世界的位置上，对着世界和他人指手画脚。

二、介入

介入姿态是揭示诗人与世界关系的另一种切入方式。其实，只要写诗，诗人都需要介入。介入世界，介入内心，但这里所谓的“介入”包含“干预”的内涵，就是诗人不但要揭示现实与生命的本质。而且要对其作出诗人自己的审美评价或审美判断。这种姿态在过去主要是针对具有现实主义特色的诗歌而言的。在中国诗歌中．介入现实的最早源头在《诗经》。《诗经》中的“风”诗中有许多揭示现实苦难、官民冲突的作品．其实就是对生活与现实的介入，如《硕鼠》、《伐檀》等。这种追求在中国诗歌发展中一直得到了很好的延续．在每一个时代都出现过关注现实、以批判的姿态而为读者所喜爱的作品，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以及“三吏”、“三别”等作品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在新诗史上，由于国家、民族的苦难一个接着一个，介入现实的诗也非常多。尤其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几乎所有诗人都创作过关注现实、关注民族命运的作品，体现出非常开阔的视野、非常明朗的情感向度。臧克家的《老马》，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太阳》，田间的《给战斗者》、《假如我们不去打仗》等作品因为对现实与苦难的介入而成为新诗史上的经典。1976年的“天安门诗歌运动”也是直接介入生活的，许多作品针对当时的社会现象进行了大胆的揭露与批判．成为中国诗歌在艺术上复活的重要标志。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新诗艺术在遭到重创之后重新复苏的时期．也是新诗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归来者”诗人、“朦胧诗”诗人、“新来者”诗人⑦三路大军会聚诗坛，因为思想解放的深入和改革开放的实施．许多诗人思想活跃，针对社会、精神领域的诸多禁锢进行深入思考，大胆抒写人生理想，如柏华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舒婷的《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北岛的《回答》，骆耕野的《不满》，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等等，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当时的精神解放和后来的诗歌精神的重建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