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人生的精神主体

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把孔子“乐”的人生和庄子“游”的人生作为艺术的人生范型加以阐发，称庄子“游”的人生为纯艺术的人生。其具有道家意义上的道德，是超道德的，是物物各安其性的大仁大德，且在根源之地艺术与道德是相统一的。徐氏对庄子的诠释开启了独特视域，认为虚静之心是庄子的“游”的艺术人生的“心性论”基础，而且是人进行艺术创作时的艺术精神主体，本文仅就徐氏的独特视域，解读其如何将庄子的“游”的人生确立为艺术精神主体。

一、道家艺术化人生的“心性论”

在徐氏那里，中国文化是由“心性论”所开启的人文主义，或由工夫所开启的“心的文化”，包括儒家和道家两种形态。道家与其他先秦诸子当时所面临共同礼崩乐坏的时代课题，分别开出各自的救世药方。在儒、道、墨、法四家的救世方略中，墨、法二家没有开显出各自的心性论，墨家站在事功的立场、法家站在政治的立场来否定礼乐。儒家虽然对礼乐持肯定态度，但它把外在的礼乐作了一种内在的转换，更重视礼乐得以成立的价值根源，由此开启了儒家以性善论为基础的人文主义，这是人文主义的一种形态，其最高境界是艺术与道德合一的“乐”的人生。而道家不同，《老子》三十八章云：“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这表明道家对礼乐持否定态度，尽管如此，道家否定礼乐，不像墨家那样基于一种素朴的事功主义，也不像法家那样站在纯政治的立场，而是有其深刻的“心性论”基础。从《庄子•天下》篇中可以看出，道家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它认为诸子百家对天下大势的理解和把握多是“得一察焉以自好”，即是偏而不是全，这些“偏”方虽然不是完全无用，但却达不到“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的境界。

道家认为，要达到此一境界，只有各人回复到自家的“德”那里，依人性的自然而发为人生的态度与行为，才是在大变动的时代的长治久安之策，而离开这个心性之自然的皆是虚文，是对生命的束缚桎梏。在道家看来，不但外在的礼乐是虚文，就是儒家所讲的基于心性之自然的性善论也非心性之本然，而是人为的造作。道家就是要完全还心性之“虚”、之“无”、之“静”的本然。所以，道家的“心性论”可以说是“虚一而静”。建立在这种“心性论”基础之上的人生社会理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文主义，而是超人文主义，是中国人文主义的另一形态。

徐氏进一步指出，道家由“虚一而静”的“心性论”所开启的人生便是艺术的人生，其作用与表现便是艺术的精神。他认为道家较之于儒家更富有思辨的形而上的性格，道家思想的基本动机是想在社会大变乱的时代为人生寻找足以安顿的常道，其出发点与归宿点终究落实于现实的人生。在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比较中，徐氏认为道家的形而上与西方哲学“拯救现象”企图通过理性思辨为存在界建立“可理解性”的形而上的取向有别。“西方纯思辨性的哲学，除了观念上的推演以外，对现实人生，可以不必有所‘成’。”…那么，如何理解徐氏的道家在人生方面的“成”呢?对此问题他在写《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里认为：“老子是想在政治、社会剧烈转变之中，能找到一个不变的‘常’，以作为人生的立足点，因而得到个人及社会的安全长久。庄子也是顺着此一念愿发展下去的。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念愿’，对现实的人生来讲，不能说真正是‘成’了什么。”【2’后来在写《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直接点出：“老、庄思想当下所成就的人生，实际是艺术地人生。”【33徐氏的这个结论把道家思想的积极意义给深挖了出来。他认为只有这一结论才不至于“辜负了此一伟大思想所应担当的历史使命”。【4’为了解明道家由“虚一而静”的“心性论”所成就的艺术的人生的意涵，徐氏分别从人生观、宇宙观和政治观三方面加以注解。

首先，徐氏认为，道家由“虚一而静”的“心性论”，特别是庄子所发现的虚、静、明之心，其精神落实下来就是使人自身彻底的艺术化。《庄子》一书中所描写的“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向我们展现一个无限的超时空境界，在此境界中，万物各得其性，自由生长，这就是“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即是说无目的为万物所归。在徐氏看来，以“无目的为所归”就是艺术性的，甚至连道德的目的都是一个累赘，这正是彻底自在的艺术精神，在这种精神之下所成就的必是艺术的人生观。Ho其次，徐氏认为，庄子由艺术的人生观必然导致其艺术的宇宙观。在庄子那里，生命由“虚一而静”之“心”这个“本”可以无限地开辟，而至“官天地，府万物”(《庄子•德充符》)。《庄子•天下》所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与造物者游”的境界，“这种由一个人的精神所体验到的与宇宙相融和的境界，就其对众生无责任感的这一点而言，所以不是以仁义为内容的道德；就其非思辨性而是体验性的这一点而言，所以不是一般所说的形而上学。因此，它只能是艺术性的人生与宇宙的合一”。【61在徐氏看来，一方面道家作为一种人文主义同儒家一样，它由人性的自觉及自我的完全，必然涵摄到世界万物的完成；另一方面庄子的超越，是面对世俗是非的“忘己”、“丧我”，即在世俗是非之中，呈现出“与天地精神往来”、“与造物者游”的超然境界。徐氏认为，此种“即自的超越”恰是不折不扣的艺术精神，【7’而这种艺术精神落实下来便是艺术的宇宙观。

再次，徐氏认为，由艺术的人生观必引发至艺术的政治观。因为道家“虚一而静”的“心性论”就是反对人为的造作，而人生最大的造作是来自政治，道家对政治的毒害体会特别深刻。在庄子看来，政治的关键不在于礼乐等外在造作，而在于是否能“安其性命之情”，这便是“无为而治”。道家的“无为而治”是一种极高的境界，其背后的基本动机在于从政治的机器中超拔出来，以求得精神的自由解放。道家的“无为而治”落实下来便是一种艺术的政治观。在徐氏看来，道家的“无为而治”不能在现实中实现，便只能通过想象在艺术的境界中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