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10 | 财政税收
一大明王朝的晚期,田赋加派繁重,商税、盐税、茶税、矿税等各税横征暴敛,军政费用、皇室费用、禄赐等费用开支无度。官场腐败,社会各方面矛盾日趋尖锐,征敛引发的斗争遍及大江南北。崇祯十年(1637年)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时局动乱。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颁布了一道《罪己诏》,①诏文中写道“……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②完正额又欲羡余。③甚至已经蠲免,④赤悖旨私征,才义缮修,⑤便乘机自润。……”在崇祯皇帝颁布《罚己诏》后的第七年(1644年),大明王朝就在农民起义的疾风暴雨中灭亡了。
1644年原局处东北,经济和文化都比较落后的满州贵族、地主阶级政权,在镇压了明未的农民起义之后,入关迁都北京,取得全国政权而建立大清王朝。清朝初期规定正赋(正税)以税赋较轻的明朝万历时税制为准,天启、宗祯时加派的一律豁免;盐税也按明朝万历时旧规征收,把明末加在盐税上的新饷、练饷等加派都豁免了。清朝前期经康熙、乾隆两帝励精图治,积极发展生产,着意开发边疆,耕田、人丁都有了很大的增长,出现了史称的“康乾盛世”。
然而到了清朝中晚期,政治日趋腐败,官吏贪污成风,贿赂公行。一个上品位的官其贪赃可达数十百万两白银,这些赃款哪里来,来自“上窃之国、下取于民”两个方面。
巨额赃款一个人纵有千只手也是攫取不到的,只能是一大批依靠他庇护的贪赃者各以一部分赃款孝敬他积累而成,而这些贪赃者又是从更多的低一级贪赃者那儿分得而来。赃款“窃之国”来自财政,“取于民”来自百姓,但归根结底都是压榨人民血汗而来。当时的大诗人和思想家龚自珍有“国赋三升民一斗”的名句,对此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深刻分析,他一方面揭露了封建统治者上下同谋,对民众进行残酷的财政剥削,另一方面也揭露了封建官吏相互勾结、贪污勒索的财政积弊。客观地说,清朝统治者本身也觉察到当时朝廷上下贪污腐败之严重,只是封建专制的吏治已无力救治其因腐败而至的灭亡命运。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力在其晚年的嘉庆七年(1802年)曾有御制骂廷臣诗:满朝文武着锦袍,闾阎与联无分毫?!⑥一杯美酒千人血,数碗肥羹万姓膏;人泪落时天泪落,笑声高处哭声高;牛羊付与豺狼牧,负尽皇恩为尔曹。清朝中晚期各级官吏的侵蚀和贪污为数之大,为害之烈,可以说是空前的,当然不是绝后的,后面还有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执政时期。
由于鸦片战争的结果,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尽管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已终结,但是军阀混战,各自为政,财税秩序更是混乱不堪,百姓遭受双重的灾难。国民党政府取得全国政权后,看到了财税秩序混乱的弊病,统一了全国的税制,整顿了部分财政秩序。但是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逐渐背离了伟大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财为民用”的思想,国民党一党专政,致使官官相护、贿赂盛行、政治腐败的历史又重演,百姓深受其害,民怨沸腾,抗争不断。民国政府最后在人民解放战争的枪炮声中溃败而撤离大陆,逃往台湾岛。
如果说明、清和民国政府在财税制度上毫无建树,这是不太客观的。明朝“一条鞭法”、清朝的“摊丁入亩”、民国政府的统一全国税制等,均在中国的财税史上得到众多学者、专家对其改革予以正面肯定。有好的改革为什么不能善始善终呢?这固然有历史发展规律注定其走向消亡的一面,但就改革“新政”推行不果而言,严明财政监督制度的缺失也是其不可忽视的一个原由。
历史走到了人民政府的时代,人民政府即政府是人民的,人民当家作主,政府由人民选举产生,政府接受人民的委托为人民服务。这种服务不是虚心假意或半心半意的,而是全心全意的,中国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就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国家财政其性质就是政府为民理财,即通常所说: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财为民所聚,财为民所用,财为民所管。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的提出和确定,更进一步明确了公共利益至上,明确了社会民众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有充分的选择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财政必须自觉接受民众的监督,必须有严格的法规和制度将包括财政在内的政府的活动锁定在人民利益的范畴之内。
二历史是不能割裂的,由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小农经济的影响,尽管古今当官的大都明白,政府的“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但在现今政府中谁又能否定不存在“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的官员呢?!“入党当官,当官掌权,掌权捞钱,送钱当更大的官,当更大的官捞更多的钱”这样的旧时官场潜规则,在一部分官员中还有一定的市场;权钱交易、权物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权力期货交易(即在位时予人好处,离位后去收好处)等腐败现象还在各级行政官员中有不同程度的出现。
为了部门和地方的利益,有的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借取各种名义向民众收费,并竞相攀比各自的所谓“福利”和“政绩”;为了部门和局部的利益,本来中央文件明确应征或豁免的税费,政府部门可以扭曲文件精神豁免或加征;一次工作会议一桌饭可以吃掉上千元,与会者人人都有几百元甚至几千元的“纪念品”,会议后“活动”可以花消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中央几千万元的扶贫专款经过层层下拨,最后到农民头上只剩几百万元;……谁又能否认这与“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勃旨私征;才义缮修,便趁机自润”都有一定程度渊源上的相似。更可况还有利用各种手段侵吞国有资产、利用各种名义公款旅游、公款出国、公款吃喝、公款捞文凭、公款嫖娼……。种种花消的公款从哪来?当然是“上窃国(财政),下取民(收费)”。
当某些人用公款在酒店餐厅举杯相欢,一杯酒价值几十元或上千元,一样菜上百元或几百元乃至上千元时,是否还记得这是在吃喝亿万纳税缴费人的税费款!国内尚有几千万人未脱贫而难得温饱!当某些人用公款在歌舞厅情人相伴放喉高歌时,是否还记得他们不仅在挥霍亿万纳税缴费人的税费款,而且尚有好多关系国计民生的财政支出项目正捉襟见肘!当某些政府机构的负责人一任接着一任贪污受贿时,是否想过社会民众信得过他们吗?党的多年培养教育还记在心头否!是谁给了上述种种腐败官员行腐至败的权力?!是谁容允了上述种种腐败行为?!是民众,不是!是执政党,不是!是现今社会经济政治管理中制度的不健全,是财政内部和外部监督的不力,是民主政治的建设尚待加强,是防腐反腐尚待更加深入。一句话,是民主制度供给的不足和已有制度没全到位。新中国成立前的六年(1944年),历史学家郭沫若就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失败原因写了一篇《甲申三百年祭》的论文,文中引录了明末崇祯皇帝朱由检的《罪己诏》。据闻,时在延安的毛泽东主席在得到该文后阅读到三更,掩卷深思至拂晓。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同志曾告诫全党同志,不要做崇祯皇帝和李自成,更不要一进城就被一道宫墙把自己和人民隔开了。他要求各级干部要经常读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明朝的灭亡,实在是君是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可以说统治者从上到下都已经腐败透顶了,所以灭亡是注定了的。李自成的政权则是从廉洁清明到腐败堕落,从爱护人民到脱离人民,从重用人才到毁灭人才,所以他也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