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艺术中的宗教发展

一民间艺术，在国外通称为“FOLKORE’’，意即民众的智慧。它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这个民族自古以来世代相传的潜在心理，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种原始色彩。无论是剪纸、泥塑、年画或其它民间艺术，它们的表达方式都是那样稚拙、自然，随心所欲不加修饰，与原始艺术的表达方式十分相似。一些实物资料也证明了这种相似性的存在。例如:1984年10月，北京故宫博物院举行的1976一1984年“全国出土文物珍品展览”，展出了一组新石器时代的红陶塑动物①，使人很容易地联想到河南农村的黑底彩绘泥玩具，两者在造型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犹如同出一人之手(图l)。实物资料在直觉上的相似，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前后相差几千年，而原始艺术与民间艺术对其描写对象的表达、理解以及蕴藏于描述对象中的情感却是如此相象呢?原始艺术与民间艺术之间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联系呢?要弄清楚这些问题，仅仅把研究的角度停留在艺术现象的表层，显然是不够的。

二原始艺术分析

在对民间艺术的考察中，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一种深厚的原始宗教情绪。如果你观看过陕北安塞地区的千人腰鼓，透过狂舞者踏起的漫天尘烟，你一定会瞥见原始巫术舞蹈的影子。

原始的宗教情绪，一方面依稀地或是明显地留存在民间艺术的各种形式中;另一方面则反映在人们进行艺术行为时的心理上，作为一种古老的情感因素被人们自然地传袭、接受。人们虽不再去探本求源，追寻这种古老的情感究竟源无何时、何地、何物;然而，正是这世代相传的宗教情绪，使我们的研究得以循着这古老的情感之路，追溯到同样古老的远古时代。

恩格斯指出:“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象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②处于蒙昧期的人类，对于自然界的一切变化都不能得出正确而科学的解释，感到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存在，人们只有依靠想象来解释一切。于是“他们经历了一个以巫术无所不能的自我陶醉阶段，经历了图腾崇拜的阶段。”⑧原始人类的祖先崇拜、动物崇拜、植物崇拜和巫术、析攘等行为，以及人们对于鬼怪、神抵、灵魂等观念，正是源于先民们所共有的想象力。

图腾崇拜，在原始部族中普遍存在。澳洲土著人认为，他们自身与图腾对象之间存在着某种亲缘关系，因此他们称图腾为“我们的父亲”或“我们的兄弟”，血缘关系在观念上的扩大化，使澳洲土著艺术充满宗教色彩。由于澳洲土人相信他们的图腾祖先在创业后复归地下，化为岩石和树木，而产生了有代表性的岩画和树皮画。在西非，有一种由多贡人修建的被称为“托古纳”的宗祠建筑，呈长方形，屋顶由八根大柱支撑，分别代表他们的祖先:四男四女。这四男四女被认为是由神创造的第一对男女的后代。

建筑形状按人体修建，既是图腾观念的产物，也是与祖先保持联系的象征。我国原始彩陶上的一些纹样，也被认为是图腾纹样。张朋川在分析半坡“人面鱼纹”时说:“在这里，人即是鱼，鱼也即是人，人和鱼是寓合为一的。……已不是描绘自然的鱼，而是一种人格化的鱼纹，是具有图腾崇拜的意义”。④彩陶纹样中的蛙纹也被认为是“一定的人们共同体的标志，它在绝大多数场合下是作为氏族图腾或其他崇拜的标志而存在的”。⑤巫术是“用符咒仪式强迫风与气候以及动物禾稼等遵从自己的意志”。⑥由于先民们相信一种超自然力量的存在，便企图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即巫术手段)，与这种超自然力取得联系，以达到控制自然的目的。在我国，一些古代文化活动和某些艺术种类的起源都与巫术活动紧密相联。中国古代有“楚人信巫”的说法，楚文化中的乐舞即是伴随巫术活动进行的。“祭鬼以独舞，祭神以群舞”，可以推断，当时必有一整套已趋于程式化或已经程式化的巫术仪式。

原始文化中的图腾崇拜与巫术行为，涉及的地区这样广泛，持续的时间这样长久，那么，对于根植于古老民俗中的民间艺术的影响则是不可低估的。

三民间艺术分析

由于时间的流逝，现在的民间艺术已基本上改变了最初的用途，成为一种民俗艺术。然而当我们研究民间艺术的起源时，仍可窥见原始宗教的痕迹。

流行于我国各地的民间“社火”，其雏形被认为是“大摊仪”，相传为黄帝所创。最初“大摊仪”是以“击鼓呼噪”方式进行的巫医仪式，用于治病。以后又变为驱山鬼的仪式。至周代，大摊仪已成为朝中法定的岁末大礼。除夕之夜，周夭子命方相氏蒙熊皮、戴面具;玄衣朱裳，执戈扬盾;率百隶扮神兽，以驱魔逐疫，打鬼开路。这一场面的描写，见《周礼•夏官司马•方相氏》。此时的大滩仪，之所以蒙熊皮、戴面具，说明还有图腾崇拜的性质，.是熊图腾的体现。到汉代方相氏变为黄金四目，并出现十二曹。汉以后，世俗因素的影响，“大摊仪”越来越摆脱原始图腾崇拜的含义。晋代，方相氏变为金刚、力士等佛门神抵。宋代.金刚、力士又变成判官、六丁六甲、神兵、五方鬼使以及钟馗、灶君、土地、门户等世俗化的神。从大摊仪的发展衍化可以看出，具有原始图腾崇拜与巫术意味的仪式，如何一步步趋于世俗化、娱乐化，直至发展成民间的“社火”的。但原始的痕迹仍残留在其外部形式中，从贵州安顺地戏脸谱上还可看到大摊仪的影响。

在我国，民间节日同时也是民间艺术活动。贴门神、画桃板实际上是一种巫术行为，即倚仗想象中的神力，去抵制给人带来灾祸的势力。贴灶马也是保护家庭安宁的手段。灶王，有人说是黄帝、炎帝死而为之，也有人说是祝融或张子郭。“灶神每月晦日上天言人罪状”⑦，所以人们供奉他。

正月十五的闹花灯，据载起于周穆王时代灵拾遗记》讲穆王认为花灯是一种神灯，其神力可使人长生。这说明杖花灯的起源不在于娱乐，而是内含了人们相信超自然力存在的观念C时间的推移使花灯的宗教色彩渐渐隐没，转变成节日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