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法学教学实践分析

一、高职院校法学教学的社会需求定位

高职院校法学教学是根据职业岗位实际业务活动范围的要求，培养法律应用型人才的职业教学，这种教学要以职业为核心，更应强调职业的针对性和职业技能的培养［1］。

由于高职院校法学毕业生受到司法准入资格的限制，其毕业后不可能直接从事检察院、法院、律师职业，因此必须厘清社会需求定位。即法学教学要向不受司法资格限定的服务性法务工作者的方向转变。

随着高职院校法学毕业生就业空间的收窄，探析当前所面临的教学困惑，创设适合高职院校生存发展的实践性教学改革模式，开辟一条以提高学生就业能力为导向的职业型、实务型、技能型的高职法律人才培养路径，拓展高职法学教育的生存空间，已是高职法学教学的现实性选择!

二、高职院校法学教学的困惑

(一)结果性使命缺失，找不到存在感

高职院校法学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法律技能，实现法律职业，这是其结果性使命。教师以理论与实践的方式将法律知识传达给学生，使学生获得法律职业的能力。

对教师而言，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过程，而对学生而言，则是学以致用的过程。“学”是方法，“用”即为职业。也恰恰是这一结果性的“用”的职业行为，造成了高职院校法学教学“生”的困惑。

1．教师的教授没能达到学生专业职业的要求(教师的困惑)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高职院校的学生其自身的知识结构、学习能力差别较大。在当下这种教育体制下，高职已是高教的最后一道防线，进入的门槛“足够低”，这在国外把法学教育奉为“精英教育”的思想下，我们的高职法学教育简直就是“奢侈品”，再伟大的导师想因人施教，以工厂化的模式培养出批量精英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其次，教学时间有限，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必修14门核心课程，还要辅修20余门基础及专业课程，这对非精英群体一定会造成“消化不良”。“三高一低”现象明显，即为高起点、高覆盖、高强度、低就业。高起点是指法学教育传统情况下针对的是精英群体;高覆盖是要在有限的时间内修完民事、刑事、行政、经济法领域“四库全书”和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三部“典籍”，还有三大诉讼法等专业课程，要达到灵活应用，谈何容易。而作为法学教育工作者，是一定要将这些知识传达给学生，可见覆盖率之高;高强度，授课教师以每节上万字左右的容量“醍醐灌顶”，并要求学生形成记忆，可见强度之高;所谓一低就是困惑的根结所在，即以法律职业的学生就业率特别低，我国实行司法资格准入制以来，没有司法资格就不能从事检、法以及律师执业，而要取得司法资格的前提必须得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因此，高职法学专业的学生，就离专业职业相形向远。再次，理论容量大，新的教学方法、手段施展不开，没能形成教、学双主体有效互动，就业针对性差。因此，尽管高职院校的教师有极高的智慧与热情，可辅以丰富的教学手段展现专业知识，但受到以上限制，教学成果转化率在现实面前确实低的可怜。

2．学生的职业法学学习没能达到法律职业的目的(学生的困惑)

现在的高职院校法学教学，如果说因为学历没有达到专业就业要求，可以再进修学历，但就学习效果而言，经过专业的法学学习，学生最起码应当具有法学素养和参照解决问题的能力。但事实上，这些都很难做到，表现为高职院校法学学生适应性“三差”:一是学习适应性差;二是学习效果差;三是实践能力差。现有模式下，高职法学教学一般为三年制，其中最后一个学期为实习期，大一期间一般为基础知识教育。此后每个学期几乎都要安排四门以上专业课，根据课时的编排，设置理论性学习几乎占据了所有的课时，一天数万字的信息量需要理解、记忆，学生只能疲于应付，造成新知不断、旧识难补、生熟混淆、一片茫然。想很好融会贯通，显然力不从心。再谈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若拿出案例“纸上谈兵”尚可，要达到现实解决问题的状态，恐怕还得在实践中磨砺，这种教育方式给人的是一种法律意识。若说高职法学三年的学感，最明显的一点是学会了一种法律思想，掌握了解决法律事务的方式，能使用工具书了，可以解决简单的书面法律问题，但远没达到专业职业的要求。实践表明，这种方式培养的高职院校法学毕业生一般都不能够很快地适应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与企业法律顾问等法务助理及法务的需要，往往要经过三四年或更长的实践才能够协助处理和代理各种法律事务，其原因是他们对法律事务实际操作方式不了解，缺乏实际应用能力。

(二)教学内容的精彩难掩“程序的孤独”与“劳动者的抑郁”

法律知识的系统性及相关竞合表现，让其大多时候是以“面”的形式表征，而学生的学习是以条块形式进行的，这种集腋成裘的梳理就构成了法务实际。而这种实际在高职院校的教学过程中，惯常的教学方式就会让人感到“孤独”与“抑郁”。

1．“程序孤独”———知识的关联性差

当下的高职院校法学教学，一方面受到授课对象即学生的学习能力影响，想组织好有效的互动，在理论学习过程中是很尴尬的。很多时候学生的反应是一片茫然。另一方面，法学学科使用的规范的法言法语、严谨精练的词句组合、准确的期限规定等，让其迅即消化理解也确实构成一定压力，这就造成了课堂形式偶尔会成为师者的“独角戏”。

整个的说课过程几乎得不到有效的“程序响应”。而在授课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案例，往往会涉及一个以上学科，比如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既涉及刑事又涉及民事，既有犯罪构成的认定又涉及附带民事赔偿责任，既涉及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又涉及有无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一案中出现，其实很正常，但让学生有效地对其进行分析、响应，在讲授的课程中，恐怕就成为了一件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