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中的公民教育和政治教育

一美国政治学家奥罗姆曾说过,“任何社会为了生存下去,都必须成功地向社会成员灌输适合于维持其制度的思想。”[1]这一将特定社会的政治价值观念、思想意识传播至社会成员的过程就是政治社会化。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是中西方两种政治社会化的手段。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社会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的影响的社会实践活动[2];而公民教育是社会通过培养使公民成为依法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权责主体,成为在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有效成员的过程。两者与公民的政治生活相勾连,传递着社会成员必须遵从的价值观念,充当了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

在我国社会迅速发展,公民社会逐步发育的背景下,伴随着人们对国内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关注以及西方公民教育理论的引入,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之间的关系近年来被提上讨论日程。理论界存在一种用公民教育代替思想政治教育的呼声。

有人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社会成员的身份“从‘革命者’到‘公民’的目标转换,意味着传统的政治教育必将被现代化公民教育所融合”,“作为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政治社会化’途径———传统的政治教育的当发表展就必然要向着‘公民教育’转化。”[3]“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应当为公民教育服务,要实现向公民教育的延伸和转轨,这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一个主要趋向”[4]公民教育应当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定位,”[5]是“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视角”[6],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目标转向”[7]、“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取向”[8]。

这些论点立足于社会发展和时代变化,瞄准当下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种种弊端,主张用公民教育的相关理论和具体做法来修正思想政治教育,进而认为公民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未来形态,应当用公民教育理论来替代国内的思想政治教育。

(笔者称此类观点为公民教育替代论,下文简称“替代论”)国内持此类看法的人不在少数,既有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者,也有研究公民教育的学者。“替代论”的论证思路大抵如下:揭示出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社会中面临的缺陷,尤其是即将来临的公民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种种挑战,指出国外公民教育在政治社会化方面的优越性,得出以公民教育之利诊治思想政治教育之弊进而将其取代的结论。应当说,“替代论”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与社会环境的变迁结合起来,直面思想政治教育当前存在的现实问题,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提升寻因求策,体现出强烈现实关切。

然而,如将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最终归宿定论为公民教育,主张采用西方的公民教育来代替思想政治教育则需要理性地加以审视。“替代论”之所以需要引起重视,一是它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未来走向。面对急剧的社会变化,尤其是即将发育成熟的公民社会,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正在经历着一场包含思维、主题、目标、内容、载体和方法等在内的整体形态的现代转型[9]。但这种转型的最终结果是不是公民教育是一个需要加以思考的问题。二是它关涉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立性问题。按照“替代论”的看法,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上与功能上存在相同之处,况且,公民教育的方式优于思想政治教育,用公民教育代替思想政治教育无疑既起到现实作用,又能保证实际效果。然而,如果“替代论”成立,公民教育能够在往后的社会发展中代替思想政治教育的话,那无异于取消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立性。这对国内思想政治教育的合法性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无疑置思想政治教育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事实上,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交互性的问题,它不仅涉及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和评价,也涉及我们如何认清西方的公民教育。无论“替代论”是否成立,它都是一个亟须厘清的紧迫课题,值得我们思索。

二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既是一门学科,又是一种研究方法。作为学科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旨在揭示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作为研究方法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是通过运用社会学的原理和方法来解释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在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看来,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公民教育也是如此)都是一定社会中的存在,与社会是紧密相关的。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内容、方式、发展都是由社会所规约的,社会的发展引发它们的变化。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对社会成员进行思想意识的塑造培养合格的成员,进而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一样,并非是孤立的、抽离的,而是一定社会的产物,它们根植于一定的社会基础,依托一定的社会结构,社会决定着公民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脱离了社会(社会结构、社会需求、社会发展),抽象地谈论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对于“替代论”合理与否的辨别,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无疑是一个合理、可行的视角。

西方的公民教育经历了古希腊罗马时期、中世纪以及现代社会三个阶段,但真正地开展公民教育的阶段只存在于古希腊罗马时期以及现代社会。在神学一统天下的中世纪里,无论是政治学说还是政治实践都处于低迷甚至消失的状态,人们对于政治生活表现出疏远和冷漠,尘世中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与上帝取得一致。而在另外两个时期,公民教育都得到了有效的开展。古希腊开展的是一种注重实践和个人自由的公民教育,而古罗马采用的是一种培养社会成员务实的共和精神、权利义务观念以及坚韧质朴品德的公民教育。现代公民教育是现代社会产生之后的产物,是资产阶级革命不断完成之后形成的,它的产生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并与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发展同步。

西方的公民教育之所以出现在这两个时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公民教育是对公民开展的教育,其前提是公民的存在。而公民的形成需要公共的社会空间。公民研究的相关理论几乎达成共识,公民资格或条件与公共的社会领域是相伴的,只有进入公共生活,参与公共社会活动的成员才有可能称得上是公民。公民教育也就是要培养社会成员获得参与社会公共领域所必须具备的权利义务观念、公共精神、志愿精神、道德品质等等。古希腊罗马时期又称城邦时代,它特殊的社会政治结构为创造发达的公共生活提供了社会条件。宗教性公共空间(如神庙、圣殿、公共墓地),市政性公共空间(如市政广场、议事大厅、公民大会会场、法庭),文化性公共空间(如露天剧场、体育馆、运动场、摔跤场),在培养公民意识、造就公民资格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近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发育以及现代公民的出现都为公民教育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从社会背景看,现代公民教育与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型是分不开的。传统同质化、整体性社会结构日益走向碎裂化、异质化,独立于国家的公共社会领域被分化了出来。公民教育的宗旨就是培养社会成员参与社会公共生活所必须具备的品质。而正是在这样的公共领域里,现代公民教育才获得了萌生的可能性,公民教育必须依凭社会的公共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