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组织在农村社区教育中的作用和优势
(一)社会组织的参与有利于推进农村社区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传统的农村社区教育管理，政府承担责任比较重，管理层级过多，开展过程中重任务轻效果，导致出现农村社区教育教学方式单一、教学内容设计不合理、农民参与率与满意率不高等问题。社会组织的参与带来先进社区教育理念，利用高水平专业人才因地制宜科学制订教育教学计划、优化教师和教员、协调各方资源、评估教育教学活动绩效等方面弥补政府在社区教育服务的不足，完善社区教育的功能、作业，促进教学方式多样化，提升社区教育的教学效益、效率和效果，推进农村社区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发展而进行的提高全面的素质活动。
(二)社会组织的参与有利于农民主体觉悟、主体发展
农民无疑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必须发挥农民的主角地位。一方面，农村社区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给政府和社会造成了巨大就业压力;另一方面，由于农民教育文化水平不高，年龄层次趋于老化，创新不足，群众沦为政策的执行者、落实者，两者的矛盾使得一些农村经济发展受挫、干群关系紧张等问题。社会组织的介入可以激发广大农民对社区教育的认识，利用专业化的管理、技术、团队创新农民培训，大力挖掘农民的潜力，激发农民的活力，提高农民的主动性、创造力，使之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主体，整个新农村建设才能顺利推进。
(三)社会组织的参与有利于整合农村社区资源
从美国农村成人教育的经验看，社区教育要想取得成功，必须综合考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协调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按照“政社分开、政事分开”的原则，将一些事务剥离由社会组织去运作完成。借助社会组织的专业化的力量，横向联合企业、政府、学校等资源，纵向深入社区学校与社区文化站、社区网络等平台，把政府、社会服务的资源协调起来，细分教育内容，扩大培训范围，提高培训成效，充分提高政府管理效能和能力，避免教育项目重复投资，全面地把服务和服务对象，把资源和服务连接起来。
二、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社区教育面临的困境
(一)农村社区教育发展不平衡
经过近几年的建设，浙江省普遍开展社区教育，但与北京、广东、上海等省、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特别在农村社区教育方面，各地政府存在重基础教育轻成人教育的情况，对农村社区教育认识不深，重视不够，有些地区甚至未把农村社区教育列入发展规划和目标。据嘉兴市对浙江省部分农村社区25－60岁的人群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只有15%的居民对社区教育有一定的认识，而且集中在25－35岁这个区间当中，年纪偏大人群比例更低。部分当地政府在乡镇街道上的社区教育宣传停留在文件的传达和口头的布置上，缺乏总体规划，宣传力度不深、政策解读不够充分、农民主体意识偏差等因素，从而影响了社会各界对农村社区教育的认识，影响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二)政策法规不完善，限制社会教育组织的发展
1.社会教育组织难以注册。随着社区教育的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在服务社区建设中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比如，乐清县“爱心话聊志愿者协会”组织自成立以来，向弱势老人赠送各种科普资料2500多册、保健资料1000多份，并受到各级电视台和报纸杂志刊载。但“爱心话聊志愿者协会”组织由于是自发性组织，受到专职人员、场地、资金、业务主管单位等条件的限制，一直并未注册，影响了公益事业的发展。社会教育组织与“爱心话聊志愿者协会”组织为代表的绝大多数社会组织相比，在专职管理人员、场地、资金方面有着更为严格的规定，《民办教育促进条例》规定，社会组织参与申请举办培训机构，注册资金不少于50万元人民币、办学场地建筑面积不少于300平方米;且不得设置在住宅小区内，也不得使用民用住宅，专职管理人员必须达到5人以上，这成为绝大多数社会教育组织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也反映了民间组织管理的现行制度和政策的缺陷。
2.供给矛盾突出，以政府主导型为主。政府主导型的社会组织基本围绕政府中心工作开展活动，开展活动很多都是配合上级政府任务要求或配合社会性大型活动展开，如浙江省自2001年以来率先成为国家级社区教育实验区，通过农村社区学习中心，在全省范围内设立了旨在提高农业专业技术，农民转移就业技能、岗位技能的培训班。以农村社区中心这类社会组织为例，在人员、经费、办公场所等基本资源方面对政府特别是对业务主管单位的依赖程度都比较高，表现出强烈的官办色彩。从全国来看，根据清华大学的一项调查，社会组织当中有超过46%的办公场所由业务主管部门提供、有将近一半的社会组织运行完全靠财政拨款、政府补贴。这种自上而下的供给决定了政府主导型的社会组织，在开展农村社区教育时，结合百姓工作和生活实际的紧密度不高，缺乏相应的跟踪调研服务机制，往往只注重完成任务而忽视实际效果与长远影响。另外，政府主导型的社会组织与自发性草根组织在体制和业务上都没有衔接点，社会组织之间没有形成纵向指导、横向交流的网块化格局，处于各自为战的局面，不仅忽视了百姓需求，也无法促进资源整合，还限制了自身的发展。3.缺少扶持机制和监管机制。目前，浙江省注册社团组织不少，但真正纯公益教育社团组织为数不多，究其原因，纯公益教育缺少政府的政策支持和经费扶持，发展困难，在政策引导上，政府偏重于对生活服务类社会组织、公益型社区社团的扶植，对教育服务类的社会组织重视程度不够。到目前为止，尚未成立单独的第三方评估和社会监督体系，缺乏完善的监管机制，有一些社会教育组织还存在不规范、不透明、不健全、假公益等现象，有的拿着政府支持的资金，却很少开展服务活动，甚至出现了所谓的“僵尸”组织，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
(三)社会组织提供的教育服务与农村社区居民需求的错位
农村对现代新型农村社区的需求不仅仅停留在外观干净设施先进的基础上，更希望能促使自己能够不断提高科学文化方面的素质的精神家园。从调查中发现，诗歌朗诵、看报读书等这些传统的农村教育活动已不能让农民感到满足了。而社会组织提供的教育服务却非常有限，脱离且滞后于农村的发展实际，在种类的多元化、服务的专业化、服务的目标定位上都与农民日益见长的文化需求有一定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学习积极性。同时，社会组织提供教育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文化水平层次低、精神意识追求不强烈、文化生活不丰富的个体，这就要求社会组织在提供“扫盲”服务的基础上，结合农村特点与居民需求，开展“法律知识、电子商务、家电维修、种植与养殖”等紧跟科技发展、市场趋势的实用新技术和新技能，承担起“上升阶梯”的职责，为更多的农村社区居民提供优质服务，以满足农民适应现代化城市工作与生活的需求。
(四)社会组织还未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运行机制
现阶段，参与农村社区的社会组织一方面承接能力有限;另一方面，组织机构不健全、组织成员流动性大、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等限制。目前，社会组织普遍存在着“组织管理及运作的自发性，制度设计及约束的随意性特征”，从而影响了社会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无法让社会组织真正成为政府的帮手和抓手，成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要力量，无法扬长避短发挥作用，这些现实困境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社会组织运行失灵。
三、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社区教育策略
(一)依托网络平台，形成联动工作机制
通过省—市—县—乡镇四级网络，按照“政府扶持、社会参与、专业运行、项目合作”的模式，构建四级社会组织服务平台，在充分调研各区域动态的基础上，明确各社会组织的功能定位。搭建信息共享和咨询平台，提供一个交流合作、资源整合对接的平台，不但为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政府部门、群众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和纽带，而且为社会组织提供场地、项目和技术支持，并提供法律援助、政策解读、融资和志愿者招募、服务评价等一体化服务，推动政府、企业及社会组织实现有效对接，促进社会组织自身发展和作用发挥。
(二)完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培养体系
社区成员的参与度是衡量社会组织提供服务是否有效的依据。就目前来看，社会组织成员与农村社区的社区成员与社区没有明确的、紧密的利益关系以及参与渠道不畅通是参与度不高的原因。社会组织因积极吸收大学生村官，充分发挥政策水平高、与群众联系紧、与当地利益关系息息相关等优势，鼓励大学生村官参加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每年由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对取得初级、中级、高级社工师资格的，给予奖励等，形成“一村一社区一大学生一社会组织”的模式。同时鼓励专业社工进驻社会组织，逐步提高社会组织专职从业人员整体素质，建立一支专职、专业、专心的社会组织从业人员队伍。
(三)整合当地资源、提高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社区教育的质量
农村社区教育本身对资源整合的需求，决定了其在资源整合方面具有更强的能动性。作为具有强烈基层优势和草根特征的社会组织，一方面，应该主动提供社区教育服务的办学场所，如社区中小学、博物馆、企业等，在合作办学等方面进行协商，建设有效的合作机制，利用各自优势开展满足不同居民需求的教育活动;另一方面，应积极与当地企业跨界合作，紧密结合市场和劳动需求特性，举办各种类型的岗位技术培训班，从而适应劳动力市场和企业的需求，按照不同行业、不同工种对从业人员基本技能的要求，积极开展订单培训，定期举办各种类型的技术培训班。在培训内容上，以市场需求量较大的就业岗位专业技能培训为主，同时辅以法律法规、行为规范、职业道德等相关内容的引导性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
(四)健全社会组织考核评估体制
社会组织考核受限于评估的认知度不高、行政干扰大、缺乏社会力度监督等现实情况，出现社会教育服务与农民具体需求相脱节的问题。在第三方评估机制尚未完全引入的情况下，可以建立信息系统，组成由当地政府、企业、居民委员会、专业社工、村民代表为一体的评估小组共同进行，严格将评估结果作为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购买服务的重要依据和条件，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等级评估一般性和类别性指标，逐步建立专业性委托评估，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参与等级评估工作。总之，虽然社会组织面临诸多的问题，其参与农村社区教育的实践也正处于探索初期，但我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到社会组织在整合资源、提升农民幸福指数、提高农民成人教育专业化水平、构建我国终身教育体系等方面的作用既是构建和谐社区的必要载体，也是在新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
作者：郑欢欢 单位：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