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政治技术与契约论：政治与道德的分离
古希腊政治与道德的统一为中世纪政治与宗教合一提供了基础，以道德教条、道德戒律至上的宗教神学控制了政治，在政治的掩护下犯下累累罪行，罄竹难书。这种政教合一的强权统治不但泯灭了政治的良善本性，滋生了强权、腐败、专制、斗争，而且侵蚀着国家安全稳定的基础，损坏着文明的发展进步。西方社会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高举人文主义的旗帜，就是为了反对宗教政治，破除迷信，解放人性。政治哲学界在文艺复兴运动中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马基雅弗利将政治与道德分离了开来，因而将政治从神学、道德的锁链中解救出来，冠之以技术的称号。马基雅弗利认为要实现国家安宁、社会稳定，就要实行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制度。因为人类自身条件所限，君主不可能同时拥有仁慈宽厚、忠实可靠、洁身自好、宽容、庄重等诸多优秀品质，君主也不应该贪图这些虚名，而应该务实求真。“君主必须谨慎从事，知道如何避免那些让他失掉王位的恶行，并且有可能，还要利用那些不会让他失掉王位的恶行以自保，如果做不到，不用管它们就是了。
再者，如果没有那些恶行就难以自救，那么他们不必因为其恶行招致非议而感到不安。”１２１他不但号召君主利用恶行自保，而且还让利用恶行自保的君主不必感到内心不安。这样他就完全将道德从政治行为中剥离了出去，完全变成了技术。马基雅弗利所处的时代造就了马基雅弗利的政治理论，因为宗教与政治的高度统一给人类带来的深苦的灾难，让他对腐朽的中世纪深恶痛绝，因此他在自己的理论上几乎走上了一个极端。但是马基雅弗利的政治理论的出发点却是从道德出发，具有一种价值指向。在《君主论》一书中他写道：“如果人们仔细通盘考虑一下，就会发现，某些品质貌似美德，如果君主力行实践，只会导致毁亡；而某些品质貌似恶行，如果君主力行实践，却能带来安宁与幸福。”１２１马基雅弗利以后的近代社会政治哲学家，诸如霍布斯、洛克、卢梭都秉持自然法与自然权利学说。
虽然他们承认自然法就是一种道德律令，是一种最基本的道德原则，人们拥有对违反自然法的人进行惩罚的自然权利，但是他们却都反对将政治正义建立在以自然法为基础的道德基础上。霍布斯认为人性本恶，人与人之间就像狼一样，人们为了趋利避害，保护生命才建立了庞大的权力机构———利维坦。洛克与霍布斯不同，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状态，但是这种状态下的人们既没有公共认同的法律，也没有解决矛盾的裁判者，容易爆发战争，因此必须组成政府来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这些政治哲学家都没有从道德出发论证政治的正义性，因为当时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巨大转变时期，资本积累的疯狂、圈地运动的残暴、追私逐利的丑恶使得他们难以相信人们的道德力量，因此他们另辟蹊径，远离道德，走向社会契约。“很明显，霍布斯和洛克所坚持的契约论，就是从人的角度，而不是从神的角度来述说国家的产生，这可以说是从理论上或观念上摆脱神学－政治的最初努力。”毋庸赘言，契约论也是出于理论上或观念上对政治与道德直接同一的怀疑的一种努力。近代契约论政治哲学因为对人们的道德能力的怀疑，不在通过诉诸教育的方式通过改变人性达到政治正义，而是要通过建构政府的方式保证政治正义，从而保证长治久安的政府状况与政治正义的长久性，这种建构主义的方式在当代政治哲学的语境下，通过罗尔斯的努力达到了理论的巅峰。
二、政治建构主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
近代政治理论将道德从政治中剥离出来，既是对中世纪政教合一的反叛，也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反映与论证。但是这种极端的方式就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政治的正义性丧失了坚实的基础。近代契约论政治哲学以来，讨论国家或政府构成的政治哲学衰落了，因为“随着西方社会转型的完成，政治国家如何构成，其合理性何在等事关政治生活之根本的问题似乎已不成其为问题，而是转变为了政治的正常运行之类常规性问题，这时候的政治理论自然也就转向了对于常态政治的运行机制的经验性分析”，政治哲学已经变为政治科学了。政治与道德的二元分离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仅仅作为技术手段的政治根本不会保证政治的正义性。仅以美国为例，１９５０年代以来，外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古巴导弹危机，内有麦卡锡反共运动、黑人抗暴运动、争取民权运动、校园学生运动以及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这些问题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家稳定与安全，亟需处理。正当此时，罗尔斯的《正义论》应运而生了。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继承了近代契约论的传统，但是一改契约论怀疑道德的状况，从道德的角度研究社会基本结构，“即研究社会基本结构在分配基本的权利和义务、决定社会合理的利益或负担之划分方面的正义问题”译者前言。罗尔斯看到了没有道德基础的政治无正义性的缺陷，决心为政治重新奠定道德基础，在《正义论》开头便开宗明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的德性一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安排有序，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和废除。”３正义的政治制度必须要有道德作为其基础，一种政治制度无论是在马基雅弗利的意义上何其具有技术性，但是只要不正义，就必须被废除。罗尔斯提出了著名的“原初状态”以建构政治的正义性，并通过正义的社会基本结构解决贫富两极分化，保证社会的稳定性。
“原初状态”的假设是为了构建一种公平的程序。因为实际社会中的人们贫富差距过大，社会地位、政治职位各有不同，在这样的情况下难以对于正义原则达成共识。因此罗尔斯用“无知之幕”将个人的信息屏蔽掉，排除了自然与社会偶然情况所带来的特殊性，每个人不知道自己的经济地位与政治状况，不知道他的阶级出身以及天生资质。他们仅知道“有关人类社会的一般事实，他们理解政治事务和经济理论原则，指导社会组织的基础和人的心理学法则”１０６。
这种情况下，在正义原则的清单里他们就会根据“最大最小值”的博弈理论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正义两原则，来保证自己的自由、公平平等的机会以及自己的经济利益的最小值最大化，避免自己变为社会中最下层的人。罗尔斯遵循休谟的正义环境，“人性有限的自私与物质的中等匮乏”，对人性有限自私的确信就保证了罗尔斯对人的道德能力———善观念与正义感———的确信，对道德能力的确信才会在“原初状态”下建构一种公平的程序，通过这种程序，人们必然选择两个正义原则，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也就得到了保证。罗尔斯为政治结构奠定道德基础不同于古希腊道德与政治直接同一的政治模式，是现代社会在对话、协商交流的方式下共同建构起来的新型政治模式。
作者：王斯斯 单位：南开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