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低碳经济话语体系的形成:英国原创与中国来料加工研究
(一)低碳经济概念的提出与国内学者的来料加工研究
2008年，张坤民教授等人主编出版了论文集《低碳经济论》，并请国家环境保护部周生贤部长为该书作序。序言写到:“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大进步。其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创建清洁能源结构，核心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发展观的转变。”这段文字给出了低碳经济的简明定义。国内其他论述低碳经济的文献定义与此大同小异，或者直接引用这一定义。庄贵阳博士认为，低碳经济将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方向。鲍健强教授根据碳利用方式差异把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农业社会是基于碳水化合物利用基础之上的低碳经济，工业社会是基于碳氢化合物使用基础上的高碳经济，未来社会是基于化石能源高效清洁利用和开发可再生能源基础之上的低碳经济。这些论著对低碳经济的定位很高，说它是一种新经济形态，是一种新经济发展方式，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等等。截至2012年底，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的标题含“低碳经济”一词的文章有7148篇;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书名含“低碳经济”一词的著作和博士硕士论文有502部。这个概念在中国的流传广度恐怕远远超过了英国，现在已经形成了一套话语体系。
(二)对新经济形态的来料加工式研究浪潮
如果把近代到20世纪中期的世界经济视为一种形态，那么此后的世界经济的确呈现一种新的形态。国内外学者从多种视角分析描述新经济形态，并用不同的概念加以表达和标识。诸如知识经济、网络经济、信息经济、生物经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等概念，先后在国外提出，一度都被说成是新经济形态。这些概念提出后不久就被引进国内，展开来料加工式研究:首先对国外特别是欧美国家出现的新概念进行介绍、解读和诠释，然后根据国内需要进行加工改造，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但是往往缺乏原创性的话语体系。图1反映了1996—2012年国内知识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文献数量变化(根据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期刊中标题分别含三个概念的文章数量制作)。三种文献数量变化呈现一定的周期性:知识经济文章1996年为1篇，1999年达到5731篇，以后逐步减少;循环经济文章2000年为6篇，2006年达到2664篇，以后逐步减少;低碳经济文章2007年为10篇，2010年达到2888篇，2012年已经减少为1361篇。网络经济、信息经济、生态经济等文献数量变化也有这种周期性。上述概念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现代和未来经济的某些特征，把各个概念所揭示的特征综合起来，可以形成相对完整的认识。但是随着国内外出现的新经济形态名词增多，它们表达的新意呈递减倾向。本文不研究知识经济、循环经济概念，仅就低碳经济话语体系而言，它究竟是否能够反映一种新经济形态?未来经济是否具有低碳特征?按照发展低碳经济的思路来应对气候变化是否可行?这些问题看来还需要深入研究。
二、地球系统碳循环平衡机制中源与汇的逆向变化
判断一个概念和学术话语体系是否科学，不是看它有多少论著，是否被官方文件采纳;关键看它是否正确反映了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联系，是否科学揭示了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和未来趋势。为了说明低碳经济的话语纠结和行动偏向，需要分析地球系统碳循环机制的变化。
(一)自然碳源和碳汇的动态平衡
碳是地球上存量较大的一种化学元素，全球碳总量大约为41.65万亿吨，以二氧化碳、碳酸钙、碳水化合物、碳氢化合物等多种物质形态分布于海洋、土壤、陆地生物圈和大气层。不同圈层中的碳处于循环变化之中，主要有三条循环链:(1)在海洋和大气层之间，主要通过海水对二氧化碳的溶解和海洋生物活动等过程吸收大气中的碳，同时又通过相反的作用加以排放;(2)在陆地生物圈和大气层之间，主要通过各种生物活动特别是植物光合作用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在一定条件下把碳固定和保存下来，当这些生物死亡和腐烂时，体内的碳部分留于土壤，部分释放到大气中;(3)在海洋和陆地之间，主要通过大气和水的运动发生碳循环。地球系统碳循环中的排放和吸收分别称为碳源和碳汇，当没有人类活动干预时，二者基本上处于动态平衡中。在正常年份，海洋和陆地每年对大气层的碳排放量和吸收量在1600亿吨左右，见表1。如果发生大规模火山爆发等剧烈活动，年度排放量也可能超过吸收量，但是在长期内会趋于均衡，这是一种客观规律。
(二)人口与碳源的增长
自从地球上有人类以来，人的活动就形成一种碳源。因此，地球系统的碳源可以分为自然碳源和人口碳源:自然碳源是海洋和陆地自然界的碳排放，人口碳源则是人类社会对碳的需求和利用所形成的碳排放。后者主要由四个层面构成:(1)人作为一种生物或动物的躯体含有一定量的碳，并通过各种生理活动形成碳排放;(2)生产粮食、蔬菜、水果等各种经济作物形成碳排放;(3)利用煤炭和石油等化石能源形成碳排放;(4)制造各种含碳材料和设备用品形成碳排放。其中前两个层面的碳源有相应的碳汇构成循环链，是地球上出现人类以后碳循环的组成部分;后两个层面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属于单向排放，没有对应的碳汇，或者碳汇很低，远远不足以保持平衡。随着地球上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和人均碳排放水平逐步上升，人口碳源不断增长。近20年来，除了德国、英国、法国等少数发达国家人口碳源有所下降之外，多数国家以及由此构成的世界人口碳源总量的增长态势没有改变。1990—2011年，全世界人口由53亿人增加到70亿人以上，增长了32.08%;二氧化碳年排放量由227亿吨增加到340亿吨，增长50.44%。虽然不同国家人口数量和人均排放水平对碳源的贡献大小有差异，但是全世界人口增长是推动碳源增长的主要因素。
(三)人类活动引起的碳汇下降
碳汇是指陆地生物圈和海洋对大气层中碳的吸收或清除。其中陆地生物圈的碳汇主要由森林、草原、湿地和各种农作物的碳吸收能力构成。据估计，全世界绿色植物(包括陆地植被和海洋植物)每年光合作用将750亿吨碳转化为糖类化合物。由于人类活动的多种影响，特别是对陆地生物圈的干预，碳汇呈现下降趋势，主要表现为:(1)世界森林面积减少，质量下降;(2)草原退化，湿地减少，局部土地荒漠化，基本丧失碳吸收能力;(3)部分国家和地区耕作方式不当，导致农业碳排放大于吸收;(4)越来越多的地面建设公路、铁路和各种建筑物而硬化，完全丧失碳吸收能力。以森林为例，8000年前地球上森林面积大约为6220万平方公里，由于人口增加对食物和各种生活设施、用品产生无止境的需要，到处毁林开荒，筑路造屋，加之自然因素的影响，现存森林面积仅剩3336万平方公里，减少了46.4%。1990—2000年，地球森林平均每年消失1.5%，2000—2005年平均每年消失1.7%。据测量，每年每平方公里森林净吸收碳量为270—1125吨，同8000年前相比，现在地球系统因森林减少而丧失的碳汇为每年77.87亿吨至324.45亿吨。加上草原退化和湿地减少等方面的损失，碳汇下降比碳源增加对全球碳循环失衡的影响更为严重。
(四)人口碳源和碳汇逆向变化是导致大气层碳含量增加的主要原因
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人口碳源和碳汇可以发生相同和不同方向的变化，包括二者同时增加、同时减少、一个增加另一个减少等。二者增减方向相反的变化称为逆向变化。如上所述，自近代以来人口碳源和碳汇发生显著逆向变化，即在人口碳源增加的同时碳汇减少。这意味着地球系统的碳循环平衡机制受损，由此引起大气层碳含量增加。据计算，1850—1990年，人类活动累计向大气层排放了3360亿吨碳，其中化石燃料的燃烧排放了2120亿吨，改变土地利用方式排放了1240亿吨;这些碳之中有1070亿吨被海洋吸收，850亿吨被陆地生态系统吸收，剩余1440亿吨存留于大气中，占目前大气层碳总量的19.2%。众所周知，地球上的煤炭和石油等化石能源是原始生物特别是原始森林在地壳运动中通过漫长的地质作用而形成的。它们的碳最初来自生物从大气层和土壤中吸收的碳。
人类自近代工业化以来通过大规模开采使用煤炭和石油等化石能源，将原来生物从大气中缓慢吸收并固定下来的碳迅速释放到大气中去。假如这种释放的速度得到适当控制，大部分能够为植被再吸收，少部分由人类通过碳捕捉加以回收，总体循环是不会失去平衡的。现在的问题是，人口碳源和碳汇逆向变化打破了地球系统碳循环的平衡。既然如此，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减源增汇(指减少碳源和增加碳汇，下同)两个方向作出努力，修复碳循环平衡机制，并维护它的健康运行。毫无疑问，提高化石能源利用效率，全面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对修复碳循环平衡机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从降低或减少碳源、提高或增加碳汇的关系来看，低碳经济的话语体系和行动方案中存在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
三、低碳经济的话语纠结
所谓低碳经济的话语纠结，是指以低碳经济概念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存在一些疑难问题，同循环经济、生态经济等概念内涵相互缠绕，没有科学表达地球系统碳循环平衡规律，也未必正确反映未来经济的本质特征。
(一)低碳经济概念存在内涵局限
1．低碳经济术语存在信息容量局限和表达缺陷。从词义看，高碳和低碳分别反映某种系统中碳数量高低不同的两种情况。由于二者变化方向相反，在内涵和逻辑上一个不能包含另一个，即不能说高碳包含低碳或低碳包含高碳。这是浅显的道理。在低碳经济文献中，高碳和低碳术语主要是对碳源而言，如果把碳源达到一定水平称为高碳，那么碳源降低到一定水平就是低碳。对碳汇而言，高碳和低碳的术语表达也应当和碳吸收水平保持一致。以森林碳汇为例，森林越多，生长越快，吸收的碳就越多，就其固碳水平来说应当称为高碳;相反，森林越少，生长越慢，吸收的碳就越少，就其固碳水平来说应当称为低碳。应对气候变化要求在减少碳源的同时增加碳汇，这两种信息和要求严格来说是低碳术语不能同时表达的。
如果硬性规定低碳术语同时表达减少碳源和增加碳汇两方面信息，很容易引起误解。例如，某些建筑物以木材部分取代钢材和水泥，说是体现了先进的低碳理念，被称为低碳建筑。其实，木材的主要化学成分就是碳，比钢材和水泥的碳含量高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讲，大量使用木材的建筑应该说是高碳建筑，正如碳含量较高的钢材被称为高碳钢一样。虽然少使用钢材和水泥可以间接减少碳基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但是使用木材需要砍树，相应减少碳汇，这不利于清除大气中的温室气体。低碳一词表达了碳量定向变化的信息，可以用来限定范围较小的某些经济活动，如低碳技术、低碳产业，都可以理解;但是经济活动中存在方向相反的碳量变化，用低碳一词来限定复杂的经济形态是不科学的。
2．低碳经济概念没有揭示碳源碳汇的逆向变化和动态平衡规律，对相关经济特征的认识主要限于碳源方面。国内外关于碳源和碳汇关系的研究相当多;有些论述低碳经济的文章也提到碳汇，但是同对碳源的分析相比显得无足轻重。前面引述的一些定义和其他能够看到的定义，都是从碳源方面概括低碳经济特征。所谓“三低”，即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被视为低碳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从碳源方面强调节能减排。这方面固然十分重要，但是毕竟还不能全面反映引起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当然，任何定义所能揭示的概念内涵总是有限的，不要求一个定义反映所有内涵。人们的认识可以发展，一个科学概念的内涵也留有扩充空间。低碳经济概念存在内涵过窄和定向表达的限制，要么只反映碳源方面的特征和要求，要么以反映碳源特征为主，不能充分包含碳汇方面的内涵。如果要揭示碳源和碳汇的逆向变化，在概念内涵中把提高碳汇放在和降低碳源同样重要的地位，则不能强调和突出“低碳”特征，严格地说不应称为“低碳”。
3．根据碳元素高低或碳能源利用方式变化给经济形态命名的方法不科学。当出现一种新经济形态或提出一种新经济形态构想时，需要用科学的方法来命名。给经济形态命名有多种方法:根据主导产业命名可称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现在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也指部门经济)，根据资源配置方式命名可称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根据某种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生产要素命名可称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根据资源利用方式命名可称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等等。这些命名所形成的概念能够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经济活动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低碳经济是根据人类活动特定领域碳元素的增减或碳能源利用方式的变化给经济形态命名，这种方法存在很大局限。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化学元素起码有几十种，具体资源种类更是成千上万。尽管碳作为一种经济资源非常重要，但毕竟不是唯一重要的资源，也不是唯一重要的化学元素。对生命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来说，氢、氧等元素和碳同样重要。淡水资源不足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在一些地方比碳排放问题更加紧迫。如果看到水由氢氧两种元素组成，节约用水非常重要，提出创建低氧经济或低氢经济，那是不能接受的。根据一种化学元素或一种具体资源利用方式的变化来给经济形态命名的方法显然不科学，难以准确揭示现实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坦率地说，低碳经济概念是一些西方学者带有片面性思维的产物，无论它在一定时期内流传多广，其内涵缺陷注定不适合成为一个科学概念。
(二)低碳经济构想没有描绘出一种新经济形态
低碳经济文献所提出的基本观点和主张在20世纪中后期的相关文献中就已经形成。例如，早在1972年，巴巴拉•沃德、雷内•杜博斯等人就组织国际上几十位专家编写了《只有一个地球》一书，科学而又充满激情地分析了当时世界面临的能源危机和气候变化问题。书中写到:“只有在全球范围内的真诚合作和联合行动，才能使人类避免受到地球上气候发生意外的灾难性变化时所带来的危害。”1981年，布朗出版了《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书，阐述了能源利用方式转型的认识和主张。1987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编著出版了《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其中第七章“能源:环境与发展的抉择”、第八章“工业:高产低耗”，深刻分析了世界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提出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排放、开发可再生能源等方面的措施。后来许多文献对这些问题做了更加充分的研究。英国能源白皮书在分析本国面临的各种挑战基础上提出创建低碳经济，不能说毫无新意;但它主要是吸收国际上已经取得的认识成果，应用常见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本国发展战略和政策，谈不上描绘什么具有世界意义的新经济形态。
同英国能源白皮书相比，国内学者对低碳经济的探索领域有所拓展，并且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但是仍不足以支撑一种新经济形态。不论是潘家华先生所讲的碳生产力水平，还是鲍健强教授提出的三个阶段划分以及其他学者的论述，看来都未能展示一种完整的新经济形态体系。国内低碳经济论著的很多内容是从近些年研究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的论著中移植过来的。例如，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撰写的《2006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第四章专门研究发展循环经济问题，在分析循环经济内涵时写到:“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循环利用为特征的经济形态，与目前‘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产出’的现行形态比较，循环经济具有‘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产出’的特点，即所谓的‘三低一高’。”“循环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代表着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这同前面引述的低碳经济定义中的特征概括几乎完全一样。有些分析低碳经济的文章认为，低碳经济就是循环经济，只不过强调的重点和概念表述不同。从原始社会以来，碳就是各种经济形态的基础性资源，其利用方式的改进可以促使原有经济形态的发展和完善，但是难以产生新经济形态。
(三)发展低碳经济思路不足以应对各种环境问题
当今世界的环境问题除了全球变暖之外，还有臭氧层破坏、酸雨、淡水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地荒漠化等等，这些问题需要统筹解决。未来经济及其发展方式必须统筹兼顾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应当蕴含综合解决各种环境问题的方法手段，至少提供这种思路。低碳经济思路强调减少化石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这必须同别的环境问题结合起来综合采取多种方法加以解决。虽然一些研究低碳经济的文章考虑到气候变化以外的环境问题，但是所提出的应对措施大多是应用或引用研究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的成果，而不是研究低碳经济产生的独立见解，没有提供综合解决各种环境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循环经济实行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这对各种环境问题都是适用的。它强调资源循环利用和综合利用，因此要求在实践中从过去的一次性利用资源转向循环利用资源，从单一利用资源转向综合利用资源，从主要依靠煤炭石油等一次性能源转向主要依靠太阳能、风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可以说，循环经济包含一种新的资源利用方式。国内外提出的发展低碳经济的方案没有超出我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和有关法律文件及规划所涵盖的范围。低碳思路明显偏窄，远远不足以应对各种环境问题，即使应对气候变化也是不够的。实际上，只有通过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才能最终实现碳排放和吸收的循环平衡。
(四)未来经济未必具有低碳特征
判断未来经济是否具有低碳特征，应当在明确界定低碳内涵的前提下，全面分析未来经济对碳资源的利用规模、方式和趋势，而不应单纯从碳基能源变化来下结论。可以肯定，未来经济将不像现在这样依赖煤炭和石油等碳基能源，但是由此判断未来经济具有低碳特征，看来还缺乏说服力。
1．世界能源正在向清洁化和再生化方向发展，逐步转型，低碳概念不足以反映这种转型。清洁化就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可再生能源比例，减少排放和污染;再生化就是全面开发利用各种可再生能源，替代煤炭石油等一次性能源。清洁化和再生化将引起能源总消耗中碳基能源比例的下降，低碳或无碳能源比例上升，能源利用效率提高，排放和污染减少，这种变化在低碳经济文献中被称为低碳化。应该说，清洁化和再生化正确反映了未来能源利用发展趋势;低碳化从相关解释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够准确。未来将实现从碳能源为主向氢能源(包括源于氢能的太阳能和源于太阳能的风能、水能)为主转变，可再生能源最终将替代一次性能源。这一变化不只是从高碳到低碳的数量递减，而且是能源形态和利用方式的转型。
全世界已探明的煤炭和石油可采储量按照目前的消耗速度，煤炭还可以用200年左右，石油还可以用50年左右。如果不加快能源转型，无论怎样减少消耗，这些化石能源早晚会耗竭。因此，实现能源转型是必由之路，也是从源头解决二氧化碳排放问题的根本办法。促进这种转型和替代的首要动力是碳基能源按照现在的一次性消耗速度在不久的将来会耗竭，必须全面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来加以替代;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以应对气候变化是促进这种转型和替代的次要动力，即使通过增加二氧化碳吸收量达到同排放量的平衡，前一个动力也将最终导致能源转型。退一步说，就算能源利用具有低碳化趋势，但是世界经济通过农业和其他生物方法利用碳资源呈明显增长态势，现在断言未来经济总体上具有低碳特征还为时过早。
2．农业碳利用呈增长态势。人类维持生存和发展，需要各种含碳农产品，因此必须采用各种生物方法来利用碳资源。事实上，通过农业生产各种含碳农产品，是更基本、更古老、更重要的碳利用方式。由于世界人口不断增长，人均消费水平逐步提高，农业技术日益进步，主要农产品产量呈明显增长态势。除非地球上人口大量减少，否则不存在含碳农产品利用的减少。例如，1960—2009年世界谷物产量由9.62亿吨增加到24.93亿吨。由于各种农产品及其秸秆都有一定的碳含量，平均碳含量在50%左右，因此农产品可以称为含碳产品。图2反映了1960—2009年世界谷物碳产量增长态势(按每吨谷物含碳0.46吨计算)。谷物碳产量增长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说明世界农业碳利用的增长态势。广义农业不仅生产各种含碳食品，而且提供含碳量很高的棉花、木材和部分生物能源(酒精等)。目前各种农产品和植物秸秆的年产碳总量超过煤炭和石油产量，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前者增长量将大于后者减少量。单纯从煤炭石油产量和消耗变化来概括未来经济的低碳特征，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
3．碳材料应用前景十分广阔。由于碳元素的独特性质，它不仅是地球上生物的基本元素之一，也不仅是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个时期的主要能源，而且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永恒的重要材料。纯碳能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存在，可以是坚硬的钻石，也可以是柔软的纤维。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被授予英国两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发明了二维碳分子材料。这是人类已知的最薄材料，可以只有一个原子的厚度，被称为二维材料，将为物理学和材料学带来许多新发现，甚至引起电子工业革命。未来社会在碳基能源减少的同时将出现碳基材料增加。美国制造的波音787客机机体材料60%左右为碳纤维材料，使得机体重量大大下降，强度提高。未来碳基材料应用将非常广泛。综合分析未来各个领域碳利用量的变化，整个经济中的碳资源利用量不是减少，而是增加。如果据此判断未来经济具有高碳特征，未必准确;从碳基能源减少判断未来经济具有低碳特征，也未必准确。换句话说，单纯根据碳资源消费量及其利用方式变化来判断未来经济特征，结论未必可靠。
(五)未来经济的碳循环动态平衡
如前所述，人类活动引起地球温室效应增强和气候变化的问题症结在于碳排放和吸收失衡，排放量超过了吸收量。在现代和未来经济发展中除了要想方设法减少碳排放之外，还应从四个方面做出更大努力:一是加强森林保护和营造，增加碳吸收;二是调整和优化农业种养殖结构，改进生产技术，力求实现农业碳平衡，在此基础上根据整个经济活动碳平衡需要创造一定的净吸收能力;三是加快二氧化碳捕捉和碳回收再利用技术的开发应用;四是加紧研究人工光合作用技术，力争早日取得突破。一些发达国家的二氧化碳捕捉技术日益成熟，正在推广应用，我国在这方面也不落后。如果这项技术不断创新改进并得到广泛应用，那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碳吸收问题。总之，人类应当有智慧、有能力通过减源增汇，在未来经济中实现碳循环动态平衡。
四、低碳经济的行动尴尬
从2003年英国政府发表创建低碳经济的能源白皮书算起，到现在整整10年了。一些西方国家的行动方案存在明显偏向，在实施中出现尴尬局面。这是值得反思的。
(一)一些西方国家片面强调减少碳源，相关行动方案遭到国际社会反对和抵制
鉴于近代以来二氧化碳排放过多，为减缓温室效应，必须在一定时期内通过减源增汇实现净吸收，直到源和汇在适当水平上达到平衡，最终保持稳定。应该说，目前地球碳循环失衡程度并不大，变化也比较缓慢，只要各国加强分工合作，从减源增汇两个方向不断努力，修复碳循环平衡是完全可能的。如果只减少碳源，碳汇继续下降，或者二者发生任何导致长期净吸收为负值的变化，则不能恢复平衡。这是人类应当力求避免出现的后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等文件反映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共识，都有减源增汇两方面的内容。但是这些文件往往是各种意见妥协的产物，未能明确提出修复地球系统碳循环平衡机制的目标，也未能根据各国不同情况提出有差别的行动方案。值得指出的是，英国提出的低碳经济方案中的重减源轻增汇倾向尤为明显。2003年英国政府发布的能源白皮书提出的减排目标是，在2050年之前将英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当时水平上减少60%，在2020年之前取得切实进展;没有增汇目标。
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相关方案也是强调减少碳源，不提或少提增加碳汇。英国等国家能源短缺问题突出，开发新能源和减少碳排放问题相当紧迫，潜力较大，也有技术优势;在增加碳汇方面则无潜力和优势可言。所以，这些国家强调减少碳源甚于增加碳汇。但是各国国情差异很大，要求各国都按照英国提出的创建低碳经济的思路和模式来减少碳源，难免遇到种种困难，实际上不太可行;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之间，认识和行动上也有很大分歧。国际上一些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在行动中步履维艰，同方案对目标方向定位的局限性是分不开的。2009—2012年先后在哥本哈根、坎昆、德班和多哈召开四次世界气候大会，发达国家总是片面强调减少碳源，轻视乃至忽视增加碳汇，致使各国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争论不休，难以协调行动。撇开某些发达国家的自私心态不说，从行动方案上看，减排思路过于狭窄，主要体现了发达国家的利益和技术优势，没有合理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努力方向。
2008年，欧盟单方面立法宣布将国际航空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遭到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20多家航空公司的反对;欧盟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于2012年1月1日正式将国际航空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规定其可对所有进出欧盟国家机场的航班征收碳排放税;2012年2月22日，国际民航组织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国家在内的23个国家签署《莫斯科会议联合宣言》，共同反对和抵制欧盟的做法;2012年11月12日，欧盟被迫暂停上述做法。英国倡导发展低碳经济，但是多年来本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并没有大幅度减少，还把1200万吨垃圾运往亚洲国家填埋。如果广大发展中国家按照所谓创建低碳经济的思路来减排，路子可能越走越窄，无法实现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双赢。
(二)低碳经济产业的畸形结构:农业的缺失和跌落
在世界经济中，碳利用的最大产业是农业或第一产业，而不是第二和第三产业。如前所述，世界农业发展呈现高碳趋势，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农业碳产量不断增长(见图2);二是农业碳吸收水平逐步提高，向净碳汇产业方向发展。表2反映了2007年全世界主要农产品及其秸秆年产量和碳含量。当年全世界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一次性能源总产量为106．68亿吨，小于农业生产中的生物物质碳含量。如果在农产品中加进木材和饲养动物、家禽的碳含量，碳产出总量会更大。讲如何通过发展农业来增加碳汇。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的有关研究报告和方案或者不提农业增汇，或者对农业增汇的定位较低。这些国家在考虑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时往往忽略或小视农业，因而忽略农业比重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增汇潜力。在英国等倡导发展低碳经济的国家产业结构中，农业所占比例极低，2010年英国农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不到一个百分点，而且也没有什么发展潜力。这实际上是一种畸形产业结构，难以想像由此能够形成一种新经济形态。中国一贯重视发展大农业(包括林业)，其战略定位和贡献成就远远超过英国等国家，对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也不限于应对气候变化。
十多年来，中国高度重视植树造林，退耕还林，1995—2011年中国森林覆盖率从13.4%提高到20.36%，净增森林面积66.82万平方公里，现在每年可多吸收二氧化碳约24.5亿吨，相当于目前每年全国排放总量的30%。与此同期，中国二氧化碳年排放量由33.7亿吨增加到约80亿吨，净增46.3亿吨，扣除因森林面积增加所增吸的二氧化碳数量，2011年比1995年净增21.8亿吨。这意味着，中国目前的二氧化碳净排放总量约为55.5亿吨，大体与美国的排放总量相当，并没有西方国家渲染的那么多。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的森林覆盖率相对较高，最近数十年来没有增加，因此净吸收能力没有提高。英国高调要求减排，但是2000—2010年10年累计净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只有几千万吨，大大少于中国森林面积增加所多吸收的数量。但是这些国家在每次世界气候大会上总是抓住中国不放，甚至围攻中国，只看中国碳源增长，不看中国碳汇增长和人均排放水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要求中国与发达国家一起承担相同的减排义务。国内一些地方也顺着西方国家的思路高调谈论减排，轻视大农业的增汇作用，急于降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以体现所谓产业结构高级化，这种脱离国情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茧自缚。
农业在低碳经济产业结构中的缺失或跌落，不能不说是低碳经济的一种行动尴尬。诚然，农业中的种养殖业也要减少碳排放，但是种养殖业并非只排放温室气体，它也能够吸收二氧化碳。只要种养殖品种结构合理，耕作方式得当，就能够实现净吸收。采用科学方法进行耕作，农田土壤可以起到固碳作用;农产品生产吸收二氧化碳，这些产品消费又排放二氧化碳，生产中的碳汇和消费中的碳源基本上能够平衡;农业总体上究竟是碳源还是碳汇，关键看农作物秸秆和一些残留物如何利用。如果对秸秆简单做燃烧处理或遗弃，可能造成净排放;但是如果实行综合利用，则可能形成净吸收。例如，目前我国农村户用沼气池大约有3500万座，各类农业废弃物处理沼气工程3.95万处，每年生产沼气约122亿立方米，沼肥3.85亿吨，相当于替代1850万吨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500多万吨。农作物秸秆、皮渣和人畜排泄物通过沼气池转化为清洁能源和肥料，可以实现农业发展对二氧化碳的净吸收。有人运用中国1990年的数据计算，当年农业碳排放为5.8亿吨，碳吸收为6.5亿吨，净吸收为0.7亿吨。这说明中国农业总体上属于碳汇产业。从碳汇视角看，农业发展是呈现高碳趋势，而不是低碳趋势。
(三)减源增汇任务优化组合:摆脱尴尬的出路
各国国情不同，减源增汇两方面的潜力有差异。有些国家减少碳源潜力较大，增加碳汇潜力较小;有些国家增加碳汇潜力较大，减少碳源潜力较小;有些国家两方面的潜力都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不宜按照单一减排思路来制定目标和分担义务。国际社会可以通过协商，制定包含减少碳源和增加碳汇两方面内容的组合式目标体系，各国分别选择适当的目标组合为修复碳循环平衡机制承担义务。例如，加拿大、巴西等国碳汇规模大，碳源规模相对较小，目标组合是维护和保持碳汇规模，同时控制碳源使之不显著扩大;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国碳源规模较大，碳汇规模及其潜力较小，主要努力方向是减少碳源;中国、美国等国减少碳源和增加碳汇都有较大潜力，相对来说，中国增加碳汇和美国减少碳源的潜力更大。
国内一些地方制定了发展低碳经济规划，内容基本上是以前制定的发展循环经济方案的翻版。有的地方根本不知道本地究竟有多少碳排放，也没有这方面的统计资料，匆匆制定发展低碳经济规划，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一方面说要发展低碳经济，另一方面碳排放大幅度上升，凭空提出的减碳任务不能完成，实际上已经陷入行动尴尬。由于中国人口多，目前人均碳排放量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但是全国排放总量在世界各国中占第一位，今后一个时期内还会继续增加，短期内难以显著减少;同时，中国增加碳汇的潜力很大。显然，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绝不能局限于西方国家提出的低碳减排思路，而必须坚持减源增汇双管齐下，特别是通过增加碳汇抵消增加碳源的影响。国内讲发展低碳经济用意无疑是好的，但是这套话语体系存在前述局限，不宜对低碳经济定位过高。诸如生态文明、循环经济、绿色发展等概念构成的话语体系更适合中国国情，尤其是更便于广大干部群众理解和行动。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之中，学者们是否也应从热衷于来料加工式研究向更加注重原创性研究转型升级呢?
作者：郑志国 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所二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