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现实针对性
（一）高等教育质量存在问题之一：要关注的几个特定情况有哪些特定的情况，来让我们考虑高等教育质量存在的问题呢？我想有这么几个情况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第一个情况，我们国家高等教育资源原来是相当匮乏的，１９９９年实行高校扩招以后，高等教育资源迅速得到膨胀。大批新的高校出现，而这些高校很多都是从中专起步，中专升格为大专，大专升格为本科。在中国大地上我算过，最少持续了１２年，１２年增加１２００所高校，一年至少新增加１００所高校，这样每一个星期诞生两所高等学校，基本上每三天诞生一所，这在世界历史上也从未有过。美国曾经发生过这个情况，但它持续时间很短，只有几年时间，而我们持续了１２年之久。这样迅速地扩张，增加那么多新高等学校，思想准备、制度准备、组织准备、经费准备等等都跟不上去。这是一类情况。第二类情况，老的学校忽然增加大批新的专业，本来只有２０个专业，现在一下变成５０个专业。
对于这些新专业点的设置，同样它的思想准备、制度准备、组织准备、经费准备等一下子也都跟不上去，这个情况非常普遍。不要说一般性的院校，就是重点大学都有这样的问题。中国很多著名的工科高校一下子办了那么多文科院系、文科专业，它哪来的这些准备？１９９６年，我在国家原教委当高教司司长，我当时计算过，全国的大学生（包括大专在内），平均每十个大学生，有一个是学会计，或者学财务、财务会计。１９９６年那个时候，哪来那么多会计学教师啊？因为在此之前全国就没有多少所学校有会计学专业，根本就没培养多少会计系的毕业生，教师从哪儿来？这个情况很多了，新闻、法律、金融特别多，不知道哪来那么多法学教授，那么多金融学教授。这教学质量能保证吗？当然现在好多了，现在都２０１３年了，这十多年培养出了很多人才，但当时没有那么多人才。这是第二类情况。第三类情况，就是扩招，招生数量迅速膨胀，这和刚才那两个情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于扩招，我是见证人，是实践者，也是第一线的指挥者。因为１９９９年第一年扩招是在我手上完成的，我完成了两年的扩招任务，２０００年我就调到人大当校长了。扩招的最开始，政策的制定，方案的制定，我是亲身参与者，我很清楚这个全过程。我记得第一年扩招以后，我很担心，我们强调设施要到位，教师要到位，管理要到位。结果我到某个大学去看，因为突然一下扩招了那么多学生，早上上厕所都要排长队。出现这样的情况，还能谈得上保证教学质量吗？扩招数量那么多以后，录取分数线大幅度下降，本科生怎么说过去都要五百分吧，或者将近五百分，可是现在四百分肯定上本科了，有些地方甚至四百分都不到。大专就更低了，有的成人教育更谈不上什么分数线，几十分都可以上。
如果我们这些学校“宽进严出”也就算了，一律“宽进宽出”，四年制照样四年毕业，三年制照样三年毕业，两年制照样两年毕业，不管入学的门槛有多低。这样一些问题如果不承认的话，把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当作一般空洞的口号谈一谈，不认识这些问题，这个质量是不可能提升上去的。现在有个提法，说社会上录用人员是要查本科生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要是用人单位，我就得查，说国家不允许查，这质量水平明摆着有很大的差距，它用人单位为什么不查呢？很自然是要查的。应当说这些政策出台，它是好心保护学生，这个出发点并不坏，但是，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根本办法还是要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要在真正解决这些问题上下功夫。我想质量问题是存在问题的，不像有些人不承认，空洞地说什么我们质量是好的。这明摆着存在问题，要实事求是。当然我们现在的学生外语水平比过去高多了，电脑的水平更高了，不仅比我们这一代，就是比９０年代的大学生也强多了，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
（二）高等教育质量存在问题之二：国家对教育投入长期偏低九十年代几乎整个教育战线处于紧运行状态，最严重的时候，教育方面财政经费投入占ＧＤＰ比重下降到２．４４％，低得不能再低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迅速扩招，高等学校的设施根本跟不上去，经费长期得不到应有的保证，它对教学质量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不能抹杀这一点。
（三）高等教育质量存在问题之三：市场化思潮的影响和冲击市场化思潮的影响和冲击，说得严重一点，新自由主义的思潮对我们教育方针政策的影响和冲击是存在的。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思潮，严重冲击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一段时间，卖学校，卖医院，甚至卖火葬场，都成为一种时髦表现了。教育市场化思潮风头正劲的时候我正在当司长，跟这种行为是针锋相对，矛盾很尖锐的。教育市场化，我完全不同意。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２日，《光明日报》头版发表了对我的采访《教育是产业，但不能产业化》，我是以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的身份公开发表了这一文章。这种产业化市场化的思潮，对高等学校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潜移默化的，最重要的是伤害了大学的精神。大学应当是追求真理，崇尚学术，关注国家、人类的命运，这才是大学。它不仅使一批高校领导人的主要精力没有放在教学上，也使一些教师们对追求真理的价值、崇尚高尚的志向发生动摇，精力并不是用在学生身上，或者用得很不够。
种种奇谈怪论，影响了大学，非常浮躁、喧嚣，宁静的大学校园几乎不存在了。像这样一些问题对大学精神的伤害，人才培养必然会受到影响，尽管这种状况在各个地区表现程度不一样，在各个学校表现也不一样，因为有很多学校坚持自己的办学理念，坚持得好的，那它可能受到的影响小；没有坚持下来的，那它受到的影响可能比较大。还有就是各专业不一样，有些专业影响就很小，特别是技术学科的专业，可能影响很小，对有一些专业，那就可能受到很大的影响，受到很大的冲击。最重要的是它把很多大学理念问题搞乱了，对大学的教学质量必然会产生影响，这也可能是我们改革开放当中需要付出的代价。现阶段，至少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对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反复强调，一定是有它的内在原因。所以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有现实的针对性。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这个问题，不仅要从通常的、一般的意义上来理解，还要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历史环境下来考虑它的现实针对性。如果我们能考虑到现实的针对性，我们采取的措施就可能不一样，中国高等教育就有可能在新的世纪再上新的台阶，这是完全可能的。
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要走出三个误区
近几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在提高质量方面进行了很大的努力，成效、成绩都是明显的，但是若要进一步提升质量，办好新时期的高等教育，我以为走出三个误区，应当是进一步努力的重要内容。
第一个误区，教育产业化的误区。不走出产业化的误区，是不可能把人才培养真正放在正确的位置上的；不走出教育产业化的误区，大学精神很难回归。
第二个误区，一定要走出所谓“精英教育”的误区。长时期以来，我们国家高等教育规模很小，可以认为都属于“精英教育”了。我是１９６２年考大学，那年大概是建国以来大学招生人数最少的一年，全国六万人，因为当时三年困难顶峰刚过。现在招六百多万人，当然大学数量也增加了。从招十几万、三十万、五十万、八十万，到了一百万，跟现在的六百万、七百多万相比较，还能执行过去那种精英化的路线吗？高考都不应该这样的考法，这个问题我去年讲过了。现在依然是精英教育模式下的高考，所谓“国家统一高考”，基本上还是按精英教育、行政主导那套思维来的。过去我当规划司司长，曾经说过“没有大众化的教育观念就没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没有大众化教育观念就没有大众化的高等教育”。但是人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受的是精英教育，都要大众化教育的考试门槛，精英化教育的就业条件。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的政府、学校、家长、学生个人、社会似乎五位一体都充满了精英教育的情结，因此，往往用精英教育的培养观要求大众化教育的条件下的人才培养。尽管也强调过或者也提出过要分类指导，但是分类指导往往在实践中受到了漠视，包括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的讲话很少提到要培养造就“世界一流劳动力大军”。
人们经常讲的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好像劳动力大军不需要提高，技术工人不那么重要，就盯住培养白领阶层，白领阶层还不够，还要各种各样的“家”。毫无疑问，这些“家”是国家所需要的，但社会需求是多方面的。我最近刚从美国回来，在美国我看了三所研究型的大学，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和华盛顿大学，也看了两所职业技术学院，感慨万千。美国是个发达国家，人家的职业技术学院，他们叫社区学院、技术学院，发展得很好。我看到社区学院、技术学院的那些教授们，敬佩的心情油然而生。那些教授们在课堂上全部穿工作服，哪里是什么西装革履。一个班的学生从１８岁到５０多岁都有。那天我看的一个课堂是搞楼宇维修的，包括各种管道、电、水、建筑维修等等各种工作，很全面。有一个５４岁的老兵，他告诉我他在阿富汗战场、伊拉克战场打过仗，现在回来在技术学院接受这个专业的教育。人家是那样一种质量观。我们则恨不得所有的高校全部是清华北大，我们报纸宣传啊，一些人的讲话啊，几乎想让所有的大学变成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才好。这种精英教育的情结，似乎与我们老祖宗讲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相通。但对于人类社会进步而言，这种思想不是先进思想，而是阻碍社会进步的。我在江浙、上海一带了解到，因为都是独生子女，家长宁愿让自己孩子做两三千块钱一个月的白领工作，也决不让自己的孩子做五六千一个月的蓝领工作。这是一种社会力量。所以我曾经讲过，大众化高等教育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如果仅仅把它看成是教育部门的事情，那是太肤浅了。如果想让中国大众化高等教育能够持续地、健康地、永恒地发展下去，为提高公民素质服务，为国家繁荣富强服务，这种观念一定要清除。要走出这种“精英教育”的情结，不仅仅是我们学校要走出来，整个社会都要走出来。
第三个误区是研究型误区。刚才介绍我的经历，１９８５年在人民大学当副教务长（当时实行三长制，秘书长、教务长、总务长），教务长管教学、科研。当时像人民大学这样的学校很少，就是提“两个中心”，既是教学中心，也是科研中心。其他学校都是“一个中心”，叫教学中心。现在演变成了只有“两个中心”才是最好的大学，而“教学中心”的学校似乎就不怎么样了。再演变下去，就变成中专要升格大专，大专要升格本科，本科要升格拥有硕士点，硕士要升格拥有博士点，有了博士点还要有博士后，哪个学校拿不到最顶点，这个学校好像就不行。几乎都凭这个来衡量一个学校水平的高低。我１９９９年到深圳，深圳要成立职业技术学院，这是第一批职业技术学院，我跟学院领导说，你千万不要升本科，要建成中国一流的职业技术学院、亚洲一流的职业技术学院、世界一流的职业技术学院，当时他们都说好，说一定这样努力。但是他顶不住啊，整个社会压力太大了，现在好像也忙升本科了。我们考核教师的标准，似乎教学不是最重要的，科研才是最重要的。这里有一个工具化的思维，因为教学很难衡量，除了教学工作量可以量化以外，教学质量问题好像不好衡量，发表多少文章则好衡量。现在哪怕是发表文章也不行，还要看发表在什么杂志上，把杂志分成Ａ类、Ｂ类什么的。对于质量问题几乎全是工具化判断，工科思维弥漫，工具性的判断占上风，人文价值的判断很长一段时间不被重视。
在评估问题上，也往往是工具性思维占上风，价值性判断占下风，无形当中几乎把所有高校引导到一些人所认为的“研究型”大学的道路上去。我们曾经希望中国既要有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也要有世界一流的本科院校。美国就有很多一流的本科院校，比如波士顿学院基本就是本科教育，研究生不多，那就是世界一流的本科学校。美国也有很多一流的职业技术学院。但我们的导向就是北大清华，全中国的报纸、媒体任何情况下只要北大清华出现它都是最好的。中国时兴造神运动，光在中国造神还不够，还造到美国去了，把美国大学也分了三六九等，好像只有几所大学最好，其他都不那么行。但，美国人从来不这样认为，美国各种类型的学校都有好学校，上述美国许多大学之间的差距其实并不大，往往也因特色不同而不可比。这种“研究型”的情结，我认为是误导了中国高等学校的发展。这次规划纲要制定的时候，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第四次教育工作会议，当时的总书记胡锦涛、总理温家宝的讲话，都讲到人才培养是学校的第一要务。这句话就值得我们研究了，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教育工作会上提到人才培养是学校的第一要务，这是什么含义？它针对性是什么？在很多学校人才培养恐怕已不是“第一要务”了。
周远清同志当高教司司长的时候就说过，在高等学校，“教务处是天下第一处”，教务处长精神抖擞。现在教务处长还有那个地位吗？地位好像都没有科研处长高。不是说科研处不重要，我也很重视科研，但是教学工作好像是可轻可重的事情，这就有问题了。我们希望，高校的常委会、校长办公会，研究人才培养、研究教学本身的事情要多起来，要占相当比重。精英教育的“精英”这个词我向来不太赞同，但是我们也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取代它，希望同志们研究一下这用什么词比较好。我们许多高校是承担“大众化教育”任务的，这些“大众化教育”中就没有“精英”了吗？所以它把“精英教育”与“大众化教育”相对来称呼并不一定很恰当。我们在大众化教育阶段，所谓精英教育的大学要办好，不办好那是不行的，研究型大学要办好，不办好也是不行的，但是，决不能以精英教育标准来评价大众化教育。决不能用研究型大学来要求一切，以为研究型大学是最好的，教学型大学就不是那么好的，这种观念就问题很大了。我们要坚定地走出上述三个误区，确立多元化的质量观。要有这样的信念：每一种类型的学校都可以办成中国一流、世界一流。没有多元化的质量观来要求高校，从整体上、全局上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就可能形成误导，或者根本也不可能实现。
三、提升高等教育质量，高等学校要实现两个转轨
要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我们的学校跟经济战线一样，要转型，它叫转型升级，我们叫转轨升级也可以。要有两个转轨。
第一个转轨，要从外延性扩张为主转移到内涵提高为主的发展轨道上来。可能除了个别的情况以外，这基本上适用于全国每一所高校。要从前一段时间、或最近一二十年，以外延扩张为主转移到内涵提高为主这样的发展轨道上来。什么叫内涵提高？它主要的含义，是利用现有的资源，通过优化组合，提升效率，挖掘潜力，来达到新的发展的目的，这就叫内涵提高。利用现有的资源，没有扩张新的资源，通过优化组合，通过挖掘潜力，通过提升质量，来实现一种新的发展，这个发展肯定是有效率的发展，高质量的发展。在大学内部优化组合、优化结构其实也不容易，有时候要影响到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我在人大工作的时候，在学科发展上经费如何投入？我们的方针叫“整体提升，重点突破，强化优势”。这也就是说，首先是阳光、雨露大家都要感受到，不管什么学科，大家都要得到好处，而且从需要来讲也应当这样。但是一定要重点突破，要有重点扶持的学科，一定要通过重点突破来强化优势，学校的优势学科必须保持，而且要发展。我在人大提了一个口号，人大发展一个新的学科，如果在未来多少年内，进入不到全国前２０名，你就不要办！有人说这前２０名是不是要求太严了一点？我说那就放宽到前３０名。
这样的提法是为了什么呢？当然这种提法并不精确，但它明确表达一种导向，是要告诉你不能随便地外延扩张，漫无边际地发展各种学科，这样的话你这个学校质量怎么上得去呢？但是，我讲内涵提高为主的发展，就是说它还是会有外延扩张，必要时还是要外延扩张的，比如说地方政府希望或者要求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根据我们广西自治区的产业发展需要新办某个专业，尽管有困难，也必须把这个专业办起来，这就是必要的适当的外延扩张。还有一个是交叉性、延伸性的扩张，就是原来你这个学校好几个学科足以支撑产生一个社会需要的新学科，这个新学科的产生，也属于外延性的扩张。这种外延扩张是自然的延伸，是内涵提高的自然延伸，因为要增加投入，要增加资源，人事处长要考虑教师怎么办，财务处长要考虑经费怎么办，还要考虑设备采购这一类问题，它还是属于外延扩张。所以，内涵提高并不等于说不要外延扩张，而是要以内涵为主的发展。外延扩张为主是什么呢？天天忙着征地、盖楼，天天忙着新学科、新专业的设置，新专业教学人员和教学设备的配备等等。最近一二十年，中国大部分高等学校是走了这样一条道路。不这样，中国高等教育不可能进入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所以很多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问题。因此，我觉得现在学校的领导也好，各个学院也好，教授们也好，各个部门也好，这个转轨的思想应该牢固树立起来。因为外延扩张的思维惯性经常诱惑我们去外延扩张，要抵制住诱惑！你一定想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先为有所后为，没有这样的一个战略思想，你这个学校是不可能办好的。外延扩张的诱惑经常出现，没有一定的定力，你可能经不住。我个人认为，以内涵为主的发展轨道，现在应当是中国绝大多数高校应有的选择，要坚决走到这个轨道上来。这是一个转轨道。
第二个转轨，就是高等学校一定要转移到人才培养为第一要务的运行轨道上来，也就是以教学为中心的运行轨道上来。日常的运行一定要转移到人才培养为中心，教学为中心。正如胡锦涛同志、温家宝同志在前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中提出的“人才培养是第一要务”，一定要转移到这个轨道上来。正确处理教学与科研、教学与社会服务、教学与国际文化交流之间的关系，坚决反对以科研为导向引导中国所有高等学校这样一个错误的倾向。要突出人才培养，所有部门都应该围绕人才培养这个中心来工作。不管学校的人事处、财务处、设备处，不管哪个处，人才培养都是第一要务。人才培养是学校运行工作的中心，科研也要为教学服务，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这是科研为教学服务的最重要的内容、最重要的表现。就好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不是就不要社会建设、不要文化建设？没有这个意思。
人才培养为中心，不等于不要科研，不要社会服务，反过来，科研、社会服务应该更有利于人才培养，坚决转移到这个轨道上来。这个轨道转移难度也是很大的。对这个问题要澄清一个误解，并不是说研究型大学搞研究，教学型大学不要搞科研，这完全不对。我觉得研究要分几个层次的，一个是基础研究，主要是研究型大学的任务，一般的普通高校我不主张搞更多的基础性研究，除非你的工作有可能突破，这是另外一码事。一个是应用研究，研究型的大学要搞，一般的大学要结合本校的专业师资情况广泛开展。而且这种应用研究水平越高，人才培养质量肯定越高。我今天重点看了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教学实践部大楼，看了机械、电子电路等实验室，里面不光老师在搞创新研究，学生也在搞创新研究。在大楼里我看墙上有一个口号，叫做“在实践中思考，在思考中创新，在创新中成长”，这三句话对我很有启发。创新思维，创新人才，在任何类别、任何层次的教育中都是需要的，都是要倡导的，并不是研究型大学才可以提创新，任何类型的学校都可以提创新，创新性思维是对所有学生的一个要求，是素质培养的重要内容。
四、如何以人才培养为第一要务
我想强调一下如何以“人才培养为第一要务”。“人才培养为第一要务”的要求是什么？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都在学校工作，都有很丰富的经验、各种各样的认识，我发表一下个人的看法。
第一点，培养方案的基本指导思想。根据我们的学习实践以及现在时代的要求，应当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本。要厚基础，把学生的基础打得很厚；要重创新，重视创新思维和创新实践；要强能力，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有可能要在学科领域方面多交叉。要以这样一个教学指导思想来制定培养方案。这个能力最重要的还是分析能力和动手能力，只讲动手能力不讲分析能力是不行的，没有分析能力很难培养出高水平动手能力的。这是教育方案制定的指导思想。
第二点，教学方案本身，它的基本框架，我姑且叫“一体两翼”。“一体”，就是专业建设，要强调专业建设；“两翼”，一个叫通识教育，一个叫跨学科教育。长时间以来，我们国家的教学方案，重视专业，重视专业建设，有它的长处，但这个专业有时候成了一个壁垒，跟其他专业划了一个很深的鸿沟。以专业来培养人才，这是我们当年新中国学习苏联的一个结果。当年学习苏联专业建设有它的用处，现在依然有它的现实意义，但是我们经常把专业建设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因此，要扩充通识教育和跨学科教育。通识教育从根本上讲是价值观问题，更是作为一个公民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当然涉及的是比较高的基本知识，特别是历史、地理、文化、艺术方面的知识。而通识教育当中，最重要的是经典，能让我们的学生与古今中外的先贤先知在文化上进行心灵的沟通，人类精神财富方面最精华的东西就是经典名著。这一点我们过去做得很差，不要说工科的同志存在“有知识没文化”现象，现在搞社会科学的也同样如此，本专业的知识很不错，文化的东西知之甚少。我们对美国教育要有全面的认识和理解，我们有的学者在介绍美国的教育时，只介绍他们感兴趣的东西，而有些东西介绍是不够的。我给大家介绍美国的高中生，他们是四年制的，高中也实行学分制，所有学分修满了，还有三门课程必须通过，这三门课程不合格，也不能高中毕业，不能考大学。
一门课叫“公民课”，类似于我们的政治课，讲美国的“三权分治”等等以及公民必须具备的各种各样的知识；第二，美国历史课，因为美国建国不久，两三百年的历史，所以它每一个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都写得很细致，那就是必须背，没有什么可说的，你背不下来甭想毕业。我们中国的大学毕业生连三皇五帝都说不下来，各个朝代多数人背不下来。但是美国人大都对自己的历史了如指掌，历史对爱国情怀的培养十分重要。第三门课程，经济学，美国人十八岁就要独立，有些能考上大学，有些不能考上大学，所以对经济学知识不能不了解。三门课程通不过，你高中学分修够也不行。所以我们在通识教育问题上，做的文章是不够的。通识课程怎么搞得更好？我认为这里要研究的问题太多。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本科生除了学习本院专业课以外，必须在其他每个学院学习一门课程，任何课程都可以学，否则不能本科毕业。它这样规定使学生知识面非常广，佛罗里达大学大概十来个学院，每个学院学一门课程，本学院的专业课加在一起达到总的学分，你才可以拿本科毕业证书，那是强制性的。说美国什么很自由，是很自由，但它也有基本要求，这样一来，工科的学生对理科和文科的知识也知道不少，文科的学生对工科理科的知识也具备一些，美国的大学生对天文知识就比中国大学生要丰富得多。所以，上述这“一体两翼”对人才的全面发展我认为是很重要的，重视专业建设的同时要重视通识教育和跨学科教育，这是新时期新时代对我们人才培养非常重要的要求。
第三点，是要精心设计教学环节，要精心打造每一个环节。我从１９８５年开始当副教务长到后来当校长，对这个教学方案问题我总感觉到有很多问题，现在连最普通的常识都存在不少问题。精心设计教学环节，要加强课堂建设，要加强实践环境的建设，这是最普通的，但是涉及到的具体问题就很多了。第一，教师的选择及教师的配备。教师配备是保证教学的非常重要的内容，但是现在经常是因人设课，而不是根据需要来选择教师。本来应该开这门课但没有这个教师，这门课就不开了；那门课有最好的教师往往又不派到本科教学环节，当研究生导师去了，或者是教师队伍的结构存在严重问题，这方面人事工作跟不上人才培养的需要。
第二，教材选择的问题更大。这本来是普通的问题，但中国现在都没有提高到应有的高度来认识它。据了解，《大学语文》这种教材全国有１４００个版本，中国本科院校大概１２００所，加大专一起大概２４００所，现在有１４００个版本的大学语文。保证学生用上全国最好的教材，这是起码的良心，是保证质量最重要最基本的环节。在国外，大学教师自己编教材很少，都是选用名教材，一堂课，一门课，可能选用好几本教材，这节课要求学生看哪本教材，另一节课要求看另一本教材，但都是优质教材。在这里老师是起指导作用的。应该把全国的教材进行比较分析，保证每一门课程用最好的教材。当然，也有很多学校教材选用是很优秀的。它毕竟是基础课的教材，教材的选定都是有严格把关的，教师提出来，教研室进行讨论，系主任要签字，教务处要备案，不行的话教务处有权否定你。
第三，实践实习，很多大学最近一二十年来在这个问题上是倒退了，不是前进了。因为计划经济时期搞实习比较容易，一个文件一下发，学生就到某某公社、某某企业去了。现在没有公社了，一家一户了，企业都是民营的，国有企业现在也是不怎么欢迎学生实习的。现在大学生人数这么多，找个实习单位客观上也不容易。但是遗憾的是，包括一些名牌大学，当年为教学办的教学工厂这些年大都拆掉了。像我们人民大学，过去也有一个校办工厂，那是学工业经济的学生必须要去的，所以人大当年培养工业经济的学生对工业生产流程是比较清楚的。现在没有了，工业经济这个专业也没了。
实习实训，在过去二三十年当中，既有好的方面，也有倒退的方面，后者对人才培养质量起到了负面的影响。有的人以为有电脑就行了，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比没有电脑的时候要好得多，但是，电脑上的虚拟实习不能代替亲身去看、亲身去实习。现在大学生的实训实习、社会环境的营造，还需要政府部门更多的关心和努力。当然这些年也创造了很多新的手段，第二课堂、学生社团活动等，这些都是一些新的探索、新的发明，但在这个方面依然问题不少。
第四点，就是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加强教学管理。这一块跟改革创新有时候形成矛盾。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创新和坚守这两者都是宝贵的品格。一方面，突破不合时宜的东西，探索前进，达到创新的成果、创新的境界，促进事业的发展。但是有时候另外一方面需要坚守，坚守需要定力，坚守也需要大无畏的精神。正确的规章制度必须坚守，可以完善但必须坚守。我们对待教学管理制度，现在有的是形同虚设，老师随便调课，课程马马虎虎对待，甚至找个研究生替代一下；考试制度不严格，打分不严格，像这样的问题就值得研究。教学制度还要创新，学分制仅仅理解为让学生自由选课、培养学生自主的学习精神，显然是片面的。学分制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宽进严出的功效。美国大学董事会的董事很厉害，董事推荐的学生学校是不可能不收的，但是学校有一条，学分制，没有达到成绩，就拿不到学位，就不能毕业。所以，美国四年制学生，四年就拿到学士学位的很少，不信可以到网上去查，四年的毕业率是很低的，美国大学五年、六年、七年拿到学士学位是通常的。他们的入口相对来说是比较宽的，但是出口很严，不管你是什么人，拿不到学位，开出什么条件也不会给你毕业证书的。
中国就是这样，一方面要人才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又是分数第一的升学考试，这就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对低分段录取比较多的学校，我认为学分制对他们更有用处，达不到学分的，严格要求，不能毕业就不给毕业，但这个学制应是有弹性的，４年到６年。人民大学本科实行的就是４到６年，你可以到６年毕业。中国有个社会压力，用人单位说，你四年没有毕业，五年才毕业，肯定以为这个学生很差劲，中国的国情比较复杂。所以，教学制度这一块，既有坚守的问题，也有创新的问题，怎么处理好，对保证教学质量是非常重要的。最近，我去了江苏的淮海工学院，这个学校在独立学院推行的学分制是全国的典型。《中国教育报》登过，是搞得相当不错的，当然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第五点，是教学条件的保障，这是教学质量保障的一个重要内容，最重要的是经费的投入、设备的保障，校长要舍得把钱花在教学上。我也当过校长，有时候就感觉到教学需要这么多钱吗？其实，仔细研究，严格按人才培养质量要求，我们教学投入是不够的，或者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教学投入，不完全表现在教务处，更多的表现在各个学院，表现在教学实践场所、各个教学环节，也包括高质量教材的建设。所以对于教学经费的保证，应当引起从政府到学校的高度重视。现在各个省对待高校的拨款办法是不一样的，但是不管如何不一致，教学的经费应该得到基本的保证。教学保障的另外一个条件就是师资队伍的配备，这不是教务部门所能掌握的，主要是人事部门的责任。人事部门如何保证学校组建一个优质的、高水平的、有年龄梯次学缘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要把教师队伍建设好其实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教学为中心涉及到学校的方方面面，各个方面要凝聚力量，统一认识，真正把教学作为第一要务，放在学校中心工作位置上来，这个教学质量才能够有很好的提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很多的经验，应当看到有一些经验可以超越时空，继续发挥作用，有一些经验就有局限性，在某一个时期是可以的，过了这个时期，这个经验就不一定是正确的。
五、总结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还需要各级领导精力的投入、教师精力的投入。就是讲两个投入，一个是经费的投入，一个是精力的投入。领导的精力不投入，教师的精力不投入，或者说投入不到位或者投入打折扣，那么教育质量也不可能保证，所以，既要强调经费的投入，又要强调精力的投入，精力的投入就涉及到敬业的精神、崇高的学术理想、人民教师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如果发挥好作用，真正使每一个教师爱岗敬业，热爱自己的学生，热爱自己的事业，把精力投入到教学当中来，把精力投入到学生身上去，对学生负责，对家长负责，对学校负责，对社会负责，教学质量就有了一个关键性的保障。现在我感到精力的投入方面也还存在不少问题，在市场化、产业化思潮冲击之下，很多学校的领导精力被冲到另外一个方面去了，在教学方面精力投入很少，像这样教学质量怎么能得到保证呢？所以，一个是经费的投入，一个是精力的投入。有了这两个投入保证，各方面工作质量自然会上升。
作者：纪宝成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