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性主义
我们看到，无论是自由主义（理想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还是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在研究范式上，都共同遵循理性主义的观察视角。这种共同表现为都强调国际社会的实质是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是理性的并且是基本的国际行为主体；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与生俱来就有着明确的行为目标，即寻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国家必须采用合理、明智的手段和措施，既能做到成本最小、获益最大，同时又能使行为控制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这样，我们可以把理性主义研究范式的运行机理归纳为一个比较简约的公式：由于国家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的理性的基本的行为主体，所以要实现其利益（如道义、福利、权力、安全等）的最大化，就必须实行集体安全互相保护、创设国际制度进行合作、占有权力维持均势、增强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实行自助。从此我们可以获得一个解释国际政治现象的思路，就是国际政治现象产生的原因都应从国家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各类行为中去寻求，战争与和平、国际冲突与合作、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国际规范等都可以归结为国家间互动的产物。
二、曼瑟尔•奥尔森的集体行为逻辑
曼瑟尔•奥尔森一生执著地研究集体行动问题：为什么个人的理性行为往往无法产生集体的理性结果？他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出版以前，社会科学家往往想当然地假设：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一定会为实现共同利益采取集体行动。例如，住在同一幢楼里的人们会提供公共楼道的照明；持同一公司股票的人会齐心协力扶持该股票价格的上涨；消费者会组织起来与不良生产商和销售商作斗争；同一国家的国民会支持本国货币的坚挺；全世界无产者会紧密联合共同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凡此种种，不胜枚举。然而奥尔森发现，这个貌似合情合理的假设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和预测集体行动的结果。现实的情况是，很多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并没有产生合乎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相反地，往往导致对集体不利、甚至极其有害的结果。为什么呢？他发现集体行动的成果具有公共性，所有集体的成员都能从中受益，包括那些没有分担集体行动成本的成员。例如，由于罢工的胜利，工人们获得加薪，这对所有工人都有好处。但是，那些参加罢工的工人却承担了所有的风险和成本。这种不合理的成本收益结构导致“搭便车”的行为。“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就是搭便车者的祖师爷。南郭先生本来不会吹竽，却混进了宫廷乐队。虽然他实际上没有参加乐队合奏这样一个“集体行动”，但表演时毫不费力的装模作样仍然使他得以分享国王奖赏这个集体行动的成果。奥尔森因此得出了一个结论：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理性、自利的个人一般不会为争取集体利益作贡献。集体行动的实现其实非常不容易。集体人数越多，产生集体行动就越困难。因为在人数众多的大集体内，要通过协商解决如何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是十分不容易的。而且人数越多，人均收益就相应减少，搭便车的动机就越强烈，搭便车的行为也越难被发现。“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故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两个和尚抬水喝”是体现了集体行动的成功，而“三个和尚没水喝”则体现了集体行动的失败。从“二”到“三”，由成转败的变化，关键在于集体人数的增加。经过调查和分析，奥尔森还发现，集体行动在两种条件下比较容易产生。一种条件是集体成员收益的“不对称”。个别成员从集体行动中得到的利益比其他成员获得的利益越多，他为集体行动作贡献的积极性也就越大。如三个和尚中有一个和尚特别地喜欢喝水，而其他两个和尚平时是很少喝水的，那么特别喜欢喝水的和尚挑水给大家喝的可能性就很大。不对称性在国际社会的集体行动中比较经常地出现。如亚洲金融危机对日本的影响很大，因此日本积极出钱设立“亚洲货币基金”；北约能给美国安全带来很大利益，因此美国愿意负担高达７０％的北约经费。另一种条件是“选择性激励”的存在。选择性激励可以分为正向激励和反向激励两种。正向激励通过搭卖私人物品的方法刺激集体成员为负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作贡献。许多慈善机构的筹款活动为了获得更多的捐款通常会采用正向激励的手段。如购买慈善演出的门票可以观看别人看不到的演出，慈善捐款可以获得赢取奖品的抽奖机会，等等。其他正向激励的存在也能够促进集体行动的产生，如三个和尚中的那个小和尚也许就不会介意天天下山去挑水，因为也许他想借机偷偷看一看常常在河对面洗衣服的那个漂亮的乡村小姑娘。与此类似，美国劳联产联领袖组织工会运动得到的利益，主要在于他们个人所获得的政治权力和行政资源，与劳资谈判获得的直接利益反而关系不大。反向激励则是惩罚搭便车者的措施。最常见的是禁止搭便车者分享集体行动的成果。例如，许多国家的工会将劳资谈判的范围限制在工会会员范围内，这样就使非会员无法享受工会经过斗争而争取到的加薪或其他优惠待遇。
三、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
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个人在参与政治活动时也是以成本—收益分析为依据的，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如选民参与政治活动的一种主要形式是投票，选民在选票箱前的行为与其在市场中的行为并没有本质区别，他只会投票给那个可能给自己带来最大好处的候选人，但当参与投票的成本过高，期望中的收益与为此付出的代价不成比例时，他可能会放弃参与投票。同样，政治家在参与政治活动的过程中，公共利益也并不是他的最高道德准则和取向，他首先考虑的是个人利益的得失，是个人的权力、地位、威望等等，公共利益只是其意愿的一部分。担任政府公职的是理性的、自私的人，其行为可以通过分析其任期内面临的各种诱因而得到分析和理解。在民主社会中政府的许多决定并不能够真正反映公民的意愿，政府的缺陷至少和市场一样严重。在布坎南看来，政治过程与经济过程一样，选民与政治家之间、公民与国家（政府）之间的互动本质上就是利益的交换，只不过政治市场上交换的不是普通商品而是像契约、协定、规章、条例、公正、安全这样的公共物品。而且政治交换通常不是个体之间的交换，而是集团（如利益团体或政党、政府等）之间的交换。政府的功能是提供公共物品，对公共物品的维护、管理和分配需要经过集体决策，这一集体决策的过程就是公共选择。而作为由一个个官员和政治家组成的政府并非永远代表公共利益，他们的理性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政府行为容易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值得强调的是，与市场相比，政府对公共物品的提供具有垄断性，公众无法用退出的方式进行对抗，对其的监督也倍感非常之困难。此外，布坎南还分析了现代民主政治的经济后果，就是选民要求提供公共福利的压力使得政府不断扩张财政，造成赤字。
四、用博弈论分析国际冲突与合作
博弈论的基本假设就是行为主体是理性的、自私的、短视的，目标是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其中心思想是将具有自主利益的行为体设定为理性行为者，假设他们在给定的规则条件下，在预测其他参与者行为取向的基础上，对自己的行为类型（如合作、背叛等）将获得的结果进行得失比较，进而决定采取哪一种行动策略。借助博弈论，现实主义者在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对大国冲突与对抗问题、自由主义者在８０年代对国家合作问题分别进行了有力的战略分析和理论演绎。
（一）研究国际关系中的冲突问题
谢林用“斗鸡博弈”模型分析了古巴导弹危机（又称加勒比海导弹危机）。假设有甲乙两人狭路相逢，那么每个人有两个行动选择：一是退下来，一是进攻。结果有四种：第一种，甲方退下来，乙方没有退下来，乙方获得胜利。第二种，甲方退下来，乙方也退下来，双方打个平手。第三种，甲方没有退下来，乙方退下来，甲方获得胜利。第四种，两人都前进，结果两败俱伤。这样的博弈被称作斗鸡博弈，在西方看来，鸡是胆小的象征，斗鸡博弈指在竞争关系中，谁的胆小，谁先失败。二战结束后，以美苏为核心形成了两大敌对阵营。１９６２年，赫鲁晓夫偷偷地将导弹运送到加勒比海上的岛国古巴（苏联的盟友，美国的敌人）。苏联采取这一行动的目的是打算将导弹部署在美国的眼皮底下以对付美国。然而苏联的这一“偷偷”行动还是被美国的Ｕ－２飞机侦察到了。时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因此对苏联给予了强烈谴责同时发出严重警告，而赫鲁晓夫却矢口否认苏联的图谋。在掌握了大量确凿的证据后，美国决定对古巴实行军事封锁行动，先后派遣了舰艇、空军及航空母舰，并集结了登陆部队，战略空军部队进入战备状态，摆出了一副应付突然事变，对古巴采取行动的架势。美苏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况下，苏联面临着是将导弹撤回还是坚持部署在古巴的选择，美国面临着是挑起战争还是容忍苏联的挑衅行为的选择，这两只“大公鸡”都在考虑采取进的策略还是退的策略。一旦开战，结果当然是两败俱伤，而谁先退下来谁就不光彩。历史事实是：在美国正确的军事与外交策略的攻势下，苏联不得不将导弹从古巴撤了下来，做了丢面子的“撤退的鸡”。美国做了“不退的鸡”。当然，为了给苏联留一点面子，同时也担心苏联坚持不退而发生美苏战争，美国象征性地从土耳其撤离了一些导弹。这就是美苏在古巴导弹危机事件上的博弈结果。对于苏联来说，退下来的结果是丢了面子，但总比战争要好；对美国而言，既保全了面子，又没有发生战争。拉帕波特和查马将“囚徒博弈”模型应用到美苏军备竞赛问题上。“囚徒博弈”讲的是警方逮捕甲乙两名嫌疑犯，但还为找到足够的证据指控二人入罪。于是警方把两名嫌疑犯分开囚禁，向他们提供以下相同的选择：如果一人认罪并检举对方，而对方保持沉默，认罪者将获释，沉默者将被判１０年。若二人都保持沉默，则都将被判半年。若二人互相检举，则都将被判２年。这两名囚徒应该怎样选择才能将自己的刑期缩至最短呢？由于是被分开监禁的，所以两个人不能知道对方的选择；而即使他们有机会沟通，彼此还是未必能够充分相信对方的选择不会出现变化。因此，就个人的理性选择而言，检举对方所得的刑期总比沉默要来得短：若对方沉默，背叛会让我即时获释，所以我会选择背叛；若对方检举我，我也要检举对方才能得到较短的刑期，所以我也会选择背叛。这样一来，这场博弈中唯一可能达到的纳什均衡就是双方都检举对方，结果两人都将被判２年。这场博弈的纳什均衡显然不是顾及团体利益的帕累托最优解决方案。以团体利益而言，如果两个囚徒都保持沉默，两人都只将会被判半年，团体利益更高，比两人都检举对方、被判２年的情况较佳。但根据以上假设，二人均为理性的个人，且只追求自己个人利益。均衡状况会是两名囚徒都选择检举对方，结果二人判决均比合作为高，团体利益较合作为低。这就是“困境”所在。在冷战期间，美苏两个大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拼命发展武器，无论是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的研制，还是像隐形战斗机这样的常规武器的研制，双方都不甘落后。这样，两国军备竞赛就相当于拍卖活动中的轮番出价，双方都不断地喊出更高的价格，如果一方没有喊出更高的价格，即没有在竞赛中坚持下去，那么就意味着它之前在军备上的投入没有效果，而对方将赢得整个局面。但如果继续竞赛下去，一旦支撑不住，损失也就越大。１９９１年苏联的垮台在一定程度上是军备竞赛的结果。苏联将整个力量放在军备竞赛上，而民用建设无法跟上，国力不济，最终退下阵来。美苏军备竞赛可以用囚徒困境来描述。两国都有两种选择：增加军备（背叛）或是达成削减武器协议（合作）。然而两国都无法肯定对方会遵守协议，因此两国最终会倾向增加军备。
（二）研究国际关系中的合作问题
要用博弈论来解释合作的发生，就需要打破简单的、一次博弈的基本假设，引入重复的、多次博弈的概念。实际上，无限次重复博弈的原理及其背景下对合作过程中发生的问题的解决方法，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就为博弈论专家所共知，只是因为一直无法找到最先发现人而被称之为民间定理。但早在１６世纪，如投桃报李、以牙还牙战略就已经在社会生活之中流行了，而《圣经》中也有以眼还眼战略。艾克斯罗德、奥伊等人对博弈论中背叛难题的解决方法是，发现理性行为主体对于报偿结果的预期，即害怕招致惩罚。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博弈是重复进行的，在上一轮博弈中对一方的背叛行为可能招致在下一轮博弈中对方的报复这一点的害怕，促使行为主体在互动中约束自己的背叛行为。这就是报复战略，在奥伊那里就是“未来的阴影”。而在基欧汉等国际机制论学者看来，国家间要实现合作仅仅依靠重复多次博弈和存在报复（互惠）的可能性并不足以保障。例如，一旦背叛者背叛的预期收益远远大于合作的成本的话，那么背叛仍然可能发生。基欧汉等人为了进一步解决这一问题，经过反复分析和研究，他们借鉴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些观点和原理，认为不确定性、信息风险等的存在需要通过制度来化解。制度具有稳定性、可预期性等特点和优点。国际制度可以通过培育并强化互惠战略的有效性来减少甚至消灭背叛行为，以增加合作发生的可能性。这样，通过博弈论与制度主义的结合，形成了完整的利益—制度—合作的解释模式。以阐发国家间合作为主要目标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集中解决了信任困境即合作中的背叛这一难题，由此成为反驳现实主义理论关于合作难以进行这一观点的基本依据。政治学中的理性主义研究范式拥有广泛的影响，在当今的政治学中几乎没有未受到过它影响的领域。它拓宽了政治学科的研究空间和范围，深化了对政治问题的学理研究，对政治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然，这些并不代表着这种研究范式就是完美无缺的。它的最主要的一个缺陷就是它所强调的理性尤其是物质利益的适用范围的有限性。许多批评家都认为，经济学的理性分析方法并不能适用于一切其他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人类行为。经济学理性并不是个体的唯一属性，个体并不只是理性的个体。韦伯就曾指出，人类有四类行为：习惯行为、情感行为、价值理性行为、工具性行为。理性行为只是其中一种。理性并不能解释全部人类行为。实际上，经济学的理性方法不能解释其他不是以物质利益最大化为追求目标的非经济行为，如公共选择、公共政治行为、献身行为、宗教意识形态行为、情感和血缘行为等。
作者：马苹 单位：辽宁大连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