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一、城市低碳经济评价研究现状
1.低碳评价的领域
已有的一部分评价研究侧重于低碳经济某一专项或某一领域的评价，将低碳经济具体化，如对低碳政策、低碳技术、低碳能源及低碳产业等的评价分析，并广泛采用多种数量模型为测评方法。对低碳政策的评价研究最多，如拉夫加登和施耐德（Roughgarden＆Schneider）运用动态集成的气候经济模型（DICE）对相关政策进行定量评价后，提出碳税是促进碳减排的最理想措施；图尔顿（Turton）在分析能源研究和投资战略的基础上，通过构建ECLIPSE模型评估了能源和气候变化政策的影响；韩吉和哈亚希（Hayashi)以中国城市间的客运交通为例，发展了适用于政府政策评价及碳减排潜力分析的系统动态模型；斯佩林（Sperling）和耶（Yeh）认为低碳燃料标准（LCFS）新政策工具是降低交通运输燃料碳排放一种很好的途径，并从低碳燃料中的温室气体性能标准容积任务的缺点征收碳税或限额交易科学的不确定性和间接影响、能源安全和气候政策等六个方面阐述建立低碳燃料标准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还有一些学者运用系统动态模型，评价了台湾澎湖岛低碳计划中的绿色交通政策，并进行了4种情景分析发现仅采取减少摩托车和增加电动摩托的绿色交通减排政策是不够的。
其他具体领域的低碳评价，如基辛格（Gessinger）评价了技术创新及技术改进在电力生产、物流、电力消费、最优化系统领域减少碳排放的可行性及可减排空间；我国学者叶祖达建立了以城乡生态绿地空间为本位的碳汇功能评估模型，对河南郑汴新区进行了城乡生态绿地空间系统碳汇功能评价，指出确立有科学基础、有操作性的碳汇功能评价方法是进行以生态绿地空间为本位的低碳城市规划的重要工具；唐德才等则通过层次分析法和模糊评价法建立了中国低碳制造业的评价指标，评价比较了中国5个省市制造业的低碳水平，证实了工业政策创新与完善的环境控制系统的形成对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并提出了促进中国工业经济低碳发展的政策和技术建议。
2.低碳综合评价体系
（1）主要指标法
主要指标方法和综合指标法是目前常用的两种构件评价体系框架的方法。主要指标法仅通过少数几个关键指标来评估城市低碳水平，这种方法所需数据量较小，计算简便，但涵盖层面窄、信息量也较小。如朱守先就运用了人均碳排放、碳生产率和碳能源排放系数三个关键指标，评价比较了北京、上海、重庆、天津及广州的低碳水平，并通过比较产业结构多元化演进水平指标和非煤能源消费比重来分析其低碳发展潜力，研究结果发现除重庆市外，北京、天津、上海和广州4大城市人均碳排放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广州最高，北京最低；5大城市的碳生产率均超出全国平均水平，北京、上海和广州3市相对较高；碳能源排放系数在城市间差别较小，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北京为最低；除北京、上海外的3个城市产业结构多元化水平及非煤能源消费比重相对较低，是低碳调整的空间较大。
林恩等（Lynn）从工业用能、居民住房建筑、商业建筑、交通用能及电力生产五个部门的最终能源使用角度选取了五项重要指标（人均住宅建筑终端能源消费量、商业建筑终端能源消费量/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工业最终端能源消费量/工业占当地GDP的比重、人均交通终端能源消费量、人均单位电力生产导致的CO2排放量）构建了一个适用于中国各省市的低碳发展评价体系，应用于中国30个省市该的评价比较，研究显示终端低碳指数中广东省排名第五，山东为第十一，而北京、上海排名则分别为第27和26。王小李等选取了10个主要指标，将可变模糊集理论与专家评分划分法相结合，对云南省进行了连续五年的低碳经济评价，得到了云南省处于高碳阶段的结论。
（2）综合指标法
综合指标体系具有涉及层面广泛、涵盖信息丰富、可以比较全面的表示出一个城市的低碳水平、潜力和努力程度的优点，是目前研究的重点，但也存在需求数据量大、数据获得较不易和计算工作量也较大的缺点。综合指标体系的建立一般是基于低碳经济的影响因素、碳循环理论、物质流理论、城市的组成要素等，按照层次分析法的思路，从某一角度划分准则，确定出准则层的几个大类指标，再在各准则层的指标下分别设定更多的具体指标。准则层的划分决定了其对应下的具体指标项的选取和设定，归列出了大部分有代表性低碳经济评价综合体系研究的准则划分方法，可见，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对准则的划分主要可概况为三种类型，每种准则划分下的具体指标项有交叉和重叠。
第一类是以影响碳源和碳汇为核心考察因素来进行的划分，涉及到的具体指标项有碳排放、碳吸收和低碳政策几个方面的诸多项；第二类是以城市协调低碳发展的全方位考察来进行的划分，涉及到的具体指标项分属于社会、经济、环境及科技四个方面；第三类是以产业低碳的考察来进行的划分，涉及到的具体指标项较前两类少些。在确定准则层和指标层之后，大部分学者会通过给各指标赋予相应的权重得到各层次的指标指数值和综合评价指数值，并根据指数值的高低排序进行城市低碳发展水平高低的判断，计算过程中对指标的标准化处理多采用最大最小值法。
还有一部分学者采取给各指标设定不同的阈值，以是否达到阈值(目标值)为考核标准来判断低碳发展水平。庄贵阳等构建的低碳经济的评价体系中就对每一项指标都设有理想值、目标值和当前值3个指标，并指出低碳城市评价的目的就是按照理想值设定目标值，进而根据目标值改进现有的高碳发展状况。王亚光对河南省洛阳市建立的低碳评价体系中也为每个指标设定了参考目标值，同时用指标的实际现值与对应目标值的比值作为标准化值进行评价指数的计算，既完成了指标的无量纲处理，也能够反映各指标的实现程度。
在具体计算中，有很多方法可以用来进行指标权重的确定，使用较多的是主观性较强的层次分析法，以及模糊层次分析法，此外还有客观性较强的因子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数据包络法等。一些学者还将这两类方法相结合，利用如模糊层次分析与主成分分析法组合、层次分析与数据包络法的组合、主成分分析与层次分析法的组合等组合方法，来避免仅使用单一方法出现的过于主观和过于依赖数据的问题。
二、讨论与展望
从上述的阐述中可以看出，与国外相比，国内对城市低碳经济发展综合评价的研究最多，在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定量化方法上已有了较多进展，并且已实践应用于很多区域与城市的评价分析上。在评价方法的研究中，为尽可能的做到涵盖城市低碳发展的多面性，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选择由采用主要指标体系向采用综合指标体系转变，基本形成了包含近百项指标的一个稳定的指标选取范围，同时为减少主客观性对指标权重及指数值的量化结果的影响，更多的组合方法得到了尝试，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基于一定的方法所进行评价的实证经济体集中为三种类型：部分省份、直辖市和省会城市、较为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北京、上海是被进行实证研究最多的城市，大部分的综合评价研究显示这两个城市的低碳经济水平较领先与全国其他地区，特别是在产业结构和科技水平上，除北京、上海外，武汉、南京、广东省、江苏省、的低碳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也相对较高，特别体现在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和科技水平上；资源型城市低碳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其中以伊春、景德镇和大庆相对较好。而由于采用的评价方法和指标的不同，也有学者的研究得出北京、上海终端低碳指数排名较为靠后的结论。
综合来看虽然我国对低碳经济发展评价的研究已较多且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成果，但离完善仍有较大距离，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评价的目的不够明确和清晰，一部分评价体系中包含指标过多且过于求全，对同类型指标缺乏一定的筛选方法，且有些指标明显偏离了低碳的核心，而更多的类似于可持续发展评价或城市竞争力评价。第二，由于大部分评价指标的标准化都采用的是最大最小法，使得城市在时间上的低碳比较难以实现，同时由于国家低碳发展的目标和标准的缺乏，导致城市低碳发展的进展程度难以得到反映。第三，绝大部分研究仅从城市的共性上进行分析评价，侧重在统一标准下的城市比较，而没有对城市特质、阶段或类型进行区分，由于中国城市类型和发展阶段差距较大，在分析城市低碳发展潜力及应承担的责任时，这样的评价就显得不够完善和公平。
目前在我国还未形成一个权威和统一的评价方法，这与已有的评价体系仍不成熟，尚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这就需要今后的研究在总结已有进展和问题的基础上，紧紧围绕低碳核心，继续探索以形成一套相对统一的、包含尽量全面的指标项、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城市特质的综合评价体系，并设定合理的国家标准和目标，从而更好的为国家和省市进行低碳发展进展的衡量提供指导和依据。
作者：裴雪姣 谈尧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第二篇
一、国家及省级层面的低碳经济评价体系研究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气候变化影响研究中心（2009）提出了一个包括低碳生产指标、低碳消费指标、低碳资源指标、人文发展指标和低碳政策指标等五个一级指标和若干二级指标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体系。付加锋等（2010）构建了以低碳产出、低碳消费、低碳资源、低碳政策和低碳环境为维度衡量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以期为定量评估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潜力提供参考依据。胡大立等（2010）从产业链的初始资源到最终消费市场这一路径，构建了包括低碳能源指标、低碳消费指标、低碳产业产出指标、低碳废物处理、低碳社会环境、低碳科学技术6个维度内含20个统计指标的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李晓燕（2010）选取了经济发展系统、低碳技术系统、低碳能耗排放系统、低碳社会系统、低碳环境系统、低碳理念系统六个维度来构建省区低碳的经济评价体系，并选取了我国典型的省份进行比较。牛凤君等（2010）构建了由经济发展系统、低碳技术系统、低碳能耗排放系统、低碳社会系统、低碳环境系统、低碳理念系统六大类的新疆低碳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新疆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许涤龙等（2010）通过构建低碳经济指标体系对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很多指标数值都超出临界范围，说明我国的低碳经济发展任重而道远。同时对国内30个省市进行综合评价、比较发现，中国在积极发展低碳经济方面分三个层次：东部沿海城市发展得最好，中部城市次之，西部靠后。唐笑飞等（2011）构建了一套针对中国省域尺度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和指数。并对中国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现状进行了评价，并对其进行类型划分，得出了4种类型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包括低碳区、相对低碳区、相对高碳区和高碳区，并分析了影响省域低碳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相对优势指标和相对劣势指标。可以看出，在国家及省级层面的低碳经济评价体系研究文献中，虽然研究的视角和采用的分析方法有所不同，但大多数的研究都抓住了低碳经济评价体系不仅仅是对经济发展的评价，也必然包括对于能源和环境的评价，在构建指标时不仅包括经济指标也涵盖了能源和环境指标。
二、城市层面的低碳经济评价体系研究
Turnpenny等学者（2004）、（2005）设计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低碳发展模型，该模型假定该地区的人口、工业产出、交通需求等指标都是不变的。他们应用此模型来对英国西部地区的降低碳排放问题进行应用性实验。他们假设了4种情景，其中3种假定通过不同的方法实现了降低60%碳排放的目标。Shimada等（2007）认为衡量地区低碳经济发展的状况，应该首先考虑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阶段以及本地区的对外部环境的依赖度，然后在此基础上计算各部门的能源消耗，最后来设计适合本地区情况的可量化的低碳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Gomia等（2009）分别设计了区域低碳社会经济发展模型，他们通过设立三种假定，分别为减排30%、40%和50%，将他们的模型用于研究日本京都地区的碳排放水平。Sovacool等（2009）从交通工具、建筑和工业能源使用、农业、废弃物四个碳排放来源计算了北京、纽约、伦敦等12个城市的碳排放量，同时分析了人均收入、人口密度、运输方式以及电力供应四个主要因素对不同国家碳足迹的影响。吴未等（2011）从社会经济发展、资源低消耗、污染减排放和低碳自然环境4个方面构建了山东省惠民县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选取1996年、2000年、2005年数据，采用综合指数法对其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熊青青（2011）选取能源、交通、科技环境、经济和生活消费6大系统的24个具体指标来构建城市低碳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对珠三角9大城市的低碳发展水平进行了量化研究。刘竹等（2011）以经济发展、碳排放、污染物排放与经济发展为准则层，CO2排放等8个具体指标为指标层建立低碳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定量描述经济发展过程中单位GDP污染物排放降低的态势，进而表征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经济、资源、环境变化的历史趋势并反映城市低碳建设现状。通过对沈阳市的案例研究表明，沈阳市2001年~2008年总体的生态效率与资源利用效率呈现逐渐提高的态势，沈阳市现阶段的低碳城市建设水平处于“相对脱钩”阶段，与目前中国经济宏观发展态势相符合。相对于国家及省级层面的低碳经济评价体系研究，城市层面的低碳经济评价体系的研究更加微观和具体，这一点从该层面的低碳经济评价体系的指标选取上就可以看出。由于城市层面的相关指标数据更加细致以及各指标间的关联性更强，从而城市层面的低碳经济评价体系研究的结论会更加客观准确。
三、产业或行业层面的低碳经济评价体系研究
贾宏俊等（2010）从环境、社会和经济3个维度构建了建筑业低碳经济政策绩效评价体系，分析了建筑业实施低碳经济政策的绩效目标并提出了环境、社会、经济指标及其测算方法。姚晓艳等（2010）选取从能源消耗、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等6个方面构建了热电行业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评价了热电行业低碳经济的发展水平。蒋惠园等（2010）在对城市轨道交通方式能源消耗和排放量的比较以及对城市环境质量和生态影响的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轨道交通低碳经济评价方法，并以武汉市轨道交通2号线为例，定量测算了城市轨道交通在节能、减排方面的贡献，在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生态方面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吴晓山（2011）在借鉴国家旅游局颁布的生态旅游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由目的地旅游资源环境、旅游企业低碳服务环境、社区及旅游消费者认知程度、低碳旅游行政管理四大类指标组成的低碳旅游评价指标体系。李菽林（2011）构建了由1个目标层、5个准则层指标和20个指标层指标组成的工业企业低碳经济综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相对于国家、省级以及城市层面而言，产业和行业层面的低碳经济评价体系研究所要考虑的影响因素会少一些，关系也相对简单一点，而且各产业和行业自身所具有的规律性的东西也更加容易把握。因此，在产业和行业层面的低碳经济评价体系研究中，其体系架构和指标选取所存在的争议性会少一些，体系的理论基础和指标间的内在逻辑性会更强一些。
四、结语
通过前面的文献回顾与梳理，在我国低碳经济评价体系研究的趋势上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低碳经济评价体系的研究由单一指标或指标体系的构建向综合指标或综合评价体系研究转向；第二，低碳经济评价体系的应用逐步由宏观层面向微观层面渗透；第三，由简单借用国外指标体系向设计适应中国国情的低碳经济评价体系转变。在低碳经济评价体系研究所采取的研究视角上，基本可以归为三大类：第一，技术路径视角，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能效，清洁技术减少染物排放等；第二，结构路径视角：通过调整能源结构来降低高碳能源的使用。调整产业结构来，降低重化工高污染行业的比重以此减少碳排放等；第三，制度路径视角：通过碳交易机制、碳税以及节能减排机制等手段来实现经济低碳化。当然，通过对我国低碳经济评价体系研究文献的梳理与回顾，也发现了该研究领域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1）对于低碳经济所包含的几个维度，如经济、能源、社会和生态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及各个维度对于如何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目标的内在机理未作具体而深入的分析。
（2）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其低碳经济的内涵是否应该反映这一差异，这个问题也被很多学者所忽视或论述不够清楚。
（3）理论与实践联系不够紧密。评价体系构建大多从概念框架到指标选择，体系庞杂，不易操作，同时所选取的指标有一些又同目前统计资料口径不符，致使很多详细的分项计算难以进行，从而影响了低碳经济的评价体系的实际应用价值。
（4）指标选取有些随意，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有些薄弱。有些学者在构建低碳经济的评价指标体系时，往往很主观的选取一些容易量化易于获取的统计指标，而不太重视这些指标对于低碳经济评价体系的适用性问题，同时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时，所依据的理论基础过于薄弱。
（5）重排名评价，轻预警与调控。国内的低碳经济发展评价体系，往往非常重视综合评价排名问题，往往会给出具体得分和排定位次，而忽略研究和寻找那些对现实状态及其变动趋势进行有效预警与调控的相关指标，不太重视分析指标评价能否解释预警信号，以及如何依据指标解释的信息去进行科学调控。
作者：卢松浩 朱启贵 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第三篇
一、中部六省发展低碳经济潜力的指标体系
本文构建了碳排放水平指标和经济发展与碳减排水平两个一级指标来反映发展低碳经济的潜力。其中，碳排放水平指标主要衡量中部六省CO2的排放能力，说明“谁需要减”的问题，在之后的因子分析中，该指标得分越高，则说明该地区CO2排放水平越高，越需要进行减排；而经济发展与碳减排水平指标则从经济发展与碳减排能力之间的协调性出发，来说明“谁能减”的问题，在因子分析中，该指标得分越高，则说明该地区支持碳减排的水平越高，越有能力承担减排重任。在碳排放水平指标中，包括碳排放能力和碳排放结构两个二级指标，前者从量上衡量各个省份碳排放的严重性，后者主要从能源结构角度分析各省份减排的阻力。在经济发展与碳减排水平指标中，包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碳减排水平两个二级指标，前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衡量地区减排的经济实力，后者从碳汇、能源产业结构的角度衡量了各省份目前减排的优势。
二、中部六省发展低碳经济潜力评价分析
（一）数据获取与处理
本文中的数据主要来自《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和《2011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下面将重点说明本文中CO2排放量与碳汇的计算。1.CO2排放量的计算目前碳排放量的计算方法主要有两大类：即橡树岭国家实验室（OakRudgeNationalLaboratory，ORNL）提供的化石能源碳排放分解计算模型估算法和以产业能耗为基础的部门估算法。ORNL的算法只需要通过地区能源消费结构和消费量就可以进行碳排量的估算，计算过程相对简单清晰。本以中部六省化石能源消耗为思路，根据不同化石能源的消耗量和碳排放系数，加总求出各省份的碳排放量。其中，Qi为第i种能源的消耗量，Mi为第i种能源折标准煤系数，ci为第i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化石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即每标准煤该类型化石能源燃烧后所排碳量，单位为（万吨）/（万吨），可以以C元素为当量，也可以转化为CO2作为计算当量，本文中是转化为CO2作为计算当量，并主要考虑原煤、焦炭、原油、燃料油、汽油、煤油、柴油、天然气这8种化石能源。下表为中国工业统计年鉴收录的主要化石能源折标准煤系数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简称IPCC）收录的各种燃料碳排放系数。2.碳汇的计算结合中部六省具体的自然情况，本文主要计算了森林碳汇、草原碳汇以及湿地碳汇，并将三者加总得到各省最终碳汇值，由于耕地和城市绿地碳汇计算较为复杂，此处没有考虑。其中，H为碳汇，单位为吨；Ai表示第i种碳汇资源的面积，单位为公顷，i=森林、草原、湿地；hi表示第i种碳汇资源的固碳系数，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可知我国森林年固碳系数为1.18吨/公顷，典型草原的单位面积固碳系数为0.774吨/公顷，内陆盐沼湿地固碳系数为6.711吨/公顷。
（二）碳排放水平指标的因子分析
在进行因子分析之前，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通过运用SPSS19.0对碳排放水平的指标进行分析，采用主成分法提取公因子，将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提取为主成分。从下表可知，前两个成分的特征值大于1，故提取了两个公因子。这两个公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了87.284%，因此，可以认为这两个公因子综合了原始指标的绝大部分信息，可以对中部六省碳排放水平做出较好的解释。在因子分析时，以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提取，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进行旋转，所得到的因子载荷矩阵。公共因子1在单位能源CO2排放、火力发电量、公路营运汽车拥有量、电力消费量上的载荷值很大，反应了与碳排放相关的能源结构因素，因此将该因子命名为“碳排放能源结构子”，从能源结构的角度解释碳排放量；公共因子2在单位GDP能耗、人均CO2排放、碳排放强度（单位GDP的CO2排放）上的载荷值很大，反应了CO2的排放量，因此将该因子命名为“碳排放因子”，反应了地区现在的CO2排放水平。然后，根据因子得分函数，以公共因子对应的方差贡献率作为加权权数得到综合评分值F：最后可以得到各省份碳排放水平指标的因子得分、综合得分以及排名。
（三）经济发展与碳减排水平指标的因子分析
通过运用SPSS19.0对经济发展与碳减排水平指标进行分析，从下表可知，前三个成分的特征值大于1，故提取了三个公因子。这三个公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了92.115%，可以对中部六省经济发展与碳减排水平做出较好的解释。根据方差最大旋转后的因子1、因子2、因子3的负载值（表7），因子1对人均GDP、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完成情况、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有较大影响，反映了居民收入与节能目标完成情况，可命名为“收入节能因子”，该因子解释了各省份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能源的节约使用；因子2对居民消费水平、清洁能源占比、碳汇、水力发电量有较大影响，反映了居民消费与碳减排情况，可命名为“消费减排因子”，该因子解释了各省在保证省内居民消费水平的情况下所能够实现的碳减排；因子3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收入有较大影响，反映了地方财政和投资规模，可命名为“财政投资因子”，该因子解释了地方政府对于发展低碳经济的支撑能力。最后，根据各个因子的得分以及方差贡献率可以求出最后得分，并得到因子得分排名和综合得分排名。
（四）中部六省发展低碳经济潜力的综合评价
本文所用的碳排放水平指标是一个负向指标，即该指标得分越高，排名越靠前的省份碳排放水平越高，发展低碳经济的阻力越大；而经济发展与碳减排水平指标是一个正向指标，该指标得分越高，排名越靠前的省份在碳减排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性好，节能与减排的能力越强。显示了中部六省在这个指标水平的排名情况。
（五）因子分析的结果与结论
（1）山西省有着较高的碳排放水平，其经济发展与碳减排水平较差，这一结果说明山西省不仅有着较大的减排压力，同时其减排难度也较大，需要更多的支持，这种支持不仅依靠自身努力，也需要与其他省份进行区域间的合作，从结果上看，山西省对于这种合作的要求比较强烈。
（2）江西省的碳排放水平在中部六省中最低，其经济发展与碳减排水平也是最低的，这表明江西省虽然没有很大的减排压力，但是在节能减排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上有一定的难度，随着江西省经济的发展，很有可能因为不能协调好这种关系而导致碳排放的增加。因此，江西省需要进一步做好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的协调工作。
（3）河南、湖北的碳排放水平较高，但是其经济发展与碳减排水平也较高，这说明虽然河南省有着较大的碳减排压力，但是由于能够较好地处理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之间的关系，因此有着较大的发展低碳经济潜力。
（4）湖南省碳排放水平较低，且经济发展与碳减排水平较高，这反映出湖南省在发展低碳经济上有着较大的优势，减排压力不是很大，而且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的协调性较好，这种优势可以和山西省的劣势进行互补，进行区域之间的交流合作，以求在低碳经济上协调发展。
（5）安徽省在两个指标的排名中均位列第四位，其发展低碳经济的潜力与江西省类似，但是其碳减排压力较江西省来说要大一些，而在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的协调性上较江西省要好。因此，在处理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协调性的同时，还要继续做好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求使得CO2排放量进一步降低。
三、政策与建议
（一）加强区域间合作，促进优劣势互补
从最终的评价结果中可以看到，湖南省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有着很大的优势，而山西省则有很大的劣势；江西、安徽在碳排放量上有很大的优势，在经济发展与碳减排上有较大的劣势，而湖北和河南省则正好相反，因此，在发展区域低碳经济时，除了充分认识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外，还应该加强区域间的合作，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各地资源，以求在中部区域内能够实现各省份低碳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创建可以有效降低减排成本的碳市场
与其他减排措施相比，通过碳市场实现CO2减排，成本很低，效果很好。在进行碳减排区域合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碳排放的区际转移，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国家可根据各省减排情况和减排能力，制定相应的减排指标，各省份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在区域内进行指标的买卖，即通过碳市场实现CO2的减排。通过这种方式，各地区在考虑自身经济利益的情况下会尽量减少碳排放量，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则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取相应的资金支持，发展低碳经济。
（三）调整能源产业结构，把握能源消费基本方向，开发新型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经济结构决定能源消费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碳排放强度。第二产业的排放强度为第一产业的5倍多,为第三产业的4倍多。而且，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碳排放之间也存在显著的相关特性。从因子分析的结果中也可以看到，碳排放水平较高的省份在“碳排放能源结构因子”的排名都较为靠前，而经济发展与碳减排水平较高的省份在“收入节能因子”的排名较为靠前，因此一个地区的能源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可以衡量地区发展低碳经济的潜力大小。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与能源供应结构调整，进行节能改造，可以在未来减少更多的碳排放量，给低碳经济的发展带来长远利益。此外，除了结构的调整，各省份还应根据自己的财力情况支持开发新型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积极开发生物质能和风能,鼓励开发太阳能和小水电资源,尝试开发核电能源，以求最后实现清洁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
作者：何宜庆 王钦萍 白彩全 涂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