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校法律教育的变迁
1986年9月，国家教委下发《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高校正式开设“法律基础课”。1995年10月，国家教委下发《关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相品德课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即通称的“两课”，以下也简称“两课”)，统一规定:思想品德课设置“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教育”。1998年教育部要求在本科开设8门课程，将“法律基础”列入“人生观价值观教育”这一层次中，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思想道德与修养”并列，这一点尤其重要，它表示官方将法律教育列为德育课的一个组成部分。2005年按教育部公布的意见，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概括原来的“两课”，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合并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目的在于突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从高校法律教育形式的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出，法学专业以外的法律教育逐步的从一门独立的课程———《法律基础》，被逐渐的融合到德育课程中去了，且不论最初设立这门课程的初衷何在。要指出的是，笔者并非是想争辩说法律教育与思想品德教育原本就应当相互独立，因为即便在法学知识体系内，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也依然是被频繁争论的问题，这不是本文讨论的主旨。笔者想指出的是，各高校按教育部的统一要求，将法学专业以外的法律教育列入思想品德课教学课程后，担负这一课程教学任务的专业教师们在处理涉及法律问题的教学内容时，或多或少会受自己专业知识背景的牵引，习惯于从道德的立场来阐述法律问题。在这样的教育方式下，教师与学生都习惯于用“好”或者“坏”、“对”或者“不对”等二元对立观点来评判法律事件与行为，其实质是中国法律伦理化传统的现实表现。这种带着些许的德育色彩的法律教育，也许仍然秉承中国传统，强调社会整体的步调一致性，却没有对实践中个体的差异需求给予必要的关注。这种教育所塑造的心理若向极端发展，必定会有人一面屈服于社会整体的一致性需要，内心却为自身的个性被抹杀而耿耿于怀。这显然不是我们当下教育所希望看到的，无论是德育或是法律教育。从课程内容设置上看，法律教育的内容也在不断减少。1986年，时逢法律基础课教育起步，当时的法律基础课的内容是:社会主义法的基本理论、宪法、行政法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民法、婚姻和继承法、经济法、刑法、诉讼法、律师和公证制度。到了1995年以后，教育部不断调整法律基础课的课程设置，在“法的基本理论”一章，有了较大篇幅的删减，但法律基础课仍然是一门独立的课程。2005年以后，法律基础课被合并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涉及法律教育的章节被归入两个专章，尽管在其他章节也略有涉及，其内容仍涵盖现行法律体系中的所有方面，但总篇幅约为80页，能否将一些基本的法律知识阐述清楚是值得怀疑的。
二、法律教育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教材内容表述过于空洞，过于专业，不适于法学专业以外的学生学习现行的法律基础课程教材，与其说是法律基础，倒不如说是法律术语与法律条文的集合体。例如，在论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一中国地方政权问题时，全部转述了《宪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相关条文，但却没有对至关重要的“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这两个概念进行阐明。有人可能争辩这两个概念过于专业，可是在教材中却列出了“抽象行政行为”这一概念，并进行了相当专业且精简的阐述，笔者认为这一概念根本就没有必要在法律基础这门课中提出来，这一专业的术语即便是在法学专业内部也是少有提及的一个概念，可是涉及选举权———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这两个基本概念却不着一丝笔墨。这本是对学生进行公民权利教育的最有利机会，却被轻易放过。这一点也已经有文章指出，要“……力图改变过去压缩饼干式的内容体系框架，创建……以‘相关权利与义务’为重点的大学生法制教育教学内容体系”。
(二)缺乏针对中国的法律现实问题的关注，无视学生头脑中已具备的但不系统的法学理论，也没有在教材中对学生可能会出现的疑虑给予应有关注我们以“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一重要内容为例，在这一问题的阐述上，基本是围绕“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这五个方面展开的。然而，最为微妙，最难以讲清楚的莫过于“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因为非但是学生，社会大众在理解“党的领导”这一论述时，也会不自觉的将其和“依法治国”联系起来，得出一个令人并不愉快的结论。在这里本应当讲清楚“党”与“政府”的关系，但教材没有给予关注。学生最为困惑的是“服务大局”与“公平正义”的关系，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已经成为一个彰显个人权利的时代，学生的困惑就在于:到底是要个人的公平正义，还是要以服务大局优先?现行的法律教育传授给学生的是一种理念，但却忽视学生大量接受并关注的是社会现实，这两者其实是有矛盾的，教材必须对这些类似的问题给予充分关注。
(三)缺乏恰当的批判立场这实际上是我国分析法律问题时的一个通病，学生对中国当下涉及的一些法律问题，浅尝辄止的停留于“法治意识淡薄”、“陋习”、“亟需改进”、“人治残余”之类的负面评价上，不去分析背后的原因;或者对国外标榜的法治范例津津乐道，例如了解到“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时，仅作表面考查，没有完全掌握美国宪法的制度安排和该案的历史背景，就觉得这个制度新颖，中国也应该建立，这完全是用西方的法治标准来要求中国的法治实践，却忽视对西方法律的批判。
三、高校法律教育的转向
(一)将高校法学专业以外的法律教育定位为通识教育中国的高等教育最初模仿前苏联的高等教育思想，强调以专业学习为主的教育，这明显的带着一种功利色彩。不可否认，在建国之初，百业待举之时，这种目的性极强的高等教育思想是非常合理的选择。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权威部门以及大批学者就已经强调单纯的专业教育并不是大学的唯一使命，呼吁大学更应当致力于培养一个知识体系全面的人才，在实践中让学生可以接触到跨学科的知识领域。而恰逢此时，“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等主流概念的提出，加速了作为独立课程的“法律基础课”朝向“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融合过程。但遗憾的是，接纳“法律基础课”的载体———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并没有真正的准备好，而是下意识的将原本是法学专业内容的知识体系浓缩后，变为“法律基础”，并没有认真的考虑如何切实有效的开展“法律基础”教育。将法律教育定位为通识教育，可以避免以功利性的思维来评判高校法律教育的成败的片面性。在功利性的评判标准的指引下，人们会追问“大学生法律素质的提高了吗?”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就会引申出“法律素质、法治意识的培养和法治精神的培育还存在着相当薄弱的环节”这样一种论断。笔者认为这种论断过于武断，是经不起推敲的。首先，很难用一个客观的尺度来衡量一个人的法律素质是不是真的提高了。一个人依法而行，未必就是法律教育的结果使然;一个人任意妄为，也未必就是法律教育的缺失而致，“因为一个缺乏理性的法治观念的人，不仅不会认真地对待和遵守法律，还有可能以邪恶的方式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法律知识。”所以，马加爵案、付成励案、郭力维案、药家鑫案等等牵涉高校学生的重大案件，笔者认为，恐怕公众不能单纯的指责这是由于他们法律素质不高、学校的法律教育缺失造成的。否则，按照这样的逻辑，三十年以来我国的普法岂不是也不怎么成功?只要以“犯罪率趋势是走高”这一理由就可以否定已开展的普法活动?再者，现行的法律教育，实际上在向学生讲授一部浓缩的法律法规大全，很少将这些知识与学生的本专业结合起来，去拓宽学生的思路。在法学领域，学者们已将法学与文学、法学与经济学、法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研究，为法学专业的学生展现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反倒是法学专业以外的学生把法律教育还停留在规则的记忆层面。这无论如何都不是开展法律教育的初衷。笔者并不是否定在高校开设法律教育课程的必要性，而是想强调，不能够赋予法律教育过多的功利性目标，而是应当把法律教育还原为一种通识教育，有利于我们更为科学的去展开法律教育。
(二)高校法律教育与意识形态教育要结合进行“意识形态”是一个令人异常敏感的词汇，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受西方思潮的影响，有很多人从潜意识里以贬义的角度来看待“意识形态”，更遑论“意识形态教育”了。然而，法律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通识教育也正是克服生硬的意识形态教育的渠道之一。笔者坚定不移的支持国家在高校开展法律教育，因为这就是要强化法律意识形态乃至整个国家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形成一种观念上的共同确信，从而对依法治国这一方略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行起到促进作用。而另一方面，实际上的法治实践与法律意识形态之间又包含着冲突，实践中的众多问题会对法律意识形态的权威和合理进行抵消，诸如法律制定的不科学、法律执行过程产生的有失公正、传统观念和本土资源对法治运行的阻却等。所以笔者认为，应当在高校开展法律教育的同时，应该把握法律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要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当下的、中国的基本立场，并以此为出发点，阐述中国的法律问题，而不只是进行简单的法律概念与法律条文的解说。要力争使中国自有的法律意识形态取得主流的地位。笔者一贯认为，在政治和法治问题上，中国犯不起错误，特别是中国正在崛起的当下。
(三)高校法律教育的教材编排要调整，不能仅从纯粹的法律知识教育展开如前所述，不能将法律教育等同于法学教育，一方面追求大而全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又要顾虑法律教育课程总学时的安排，如此一来，法律教育的教材无非就是一本浓缩的法学百科全书。我们在编写法律教育的教材时，要果断的舍弃一些专业性强的概念和理论，要尝试让学生用法律的方法去分析解释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焦点问题，比如在阐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的“公平正义”时，可以引导学生从平等权的角度讨论异地高考政策、户籍迁移政策，并且抓住此类机会阐述政府的公共政策。再比如引导学生从法律的角度去阐述被无限拔高的道德争议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笔者不反对仍然将法律教育整合在德育课中，德育课专业教师尽管会受专业知识背景的牵引，但是当学生遭遇到法律与其他规范的冲突时，德育专业教师的引导也许比法学专业教师更为有效。西方刑事审判程序中的陪审团制度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陪审团的成员也不是法律专业人士，但审判却要倚重这些非专业人士的判断。这当然很难，但必须要做，否则法律教育又会落入教条主义的俗套。对于学生而言，重要的不是牢记规则，而是领会精神，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普通人对法律的诉求只不过是寻求一种大方向的指引，具体的细节与他无关，细节是由专业的法律人去掌握的，在分工日益细化的今天，不能刻意培养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才。笔者对高校法律教育教材编排的初步设想为四大部分:西方法治理论及其批判、中国的法治之路、宪法常识、三大诉讼法常识。首先对学生饶有兴趣的西方理论进行简要但全面的梳理，更要着重指出西方法治之所以为西方社会所接受的历史原因、经济原因以及文化背景，应当客观的指出西方法治理论背后的荆棘;其次要简述近代以来中国的法治历程，应当从马克思主义以及一脉相承的思想体系中寻找理论依据来支撑，更应当从经济、政治、文化的角度讲透、讲清中国法治进程中的得与失，中国法治问题背后的中国思维，切忌简单武断的评判近代以来的中国法治实践，并指出完善中国法治需要完善的方面以及背后的阻力所在;第三，应该详细阐述中国的现行宪法，但是不应该局限于宪法条款本身，其中应当补充政治学常识、政党制度、各种组织法、选举法的知识，并且要选取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社会热点事件交由学生讨论;第四，应当详细的介绍三大诉讼法的基本知识，让学生对每一类型诉讼的基本程序有完整的了解。
(四)调整法律教育的教学计划目前，高校的法律教育主要还是依赖以思想政治课为主导的课程，并且是安排在一个学期内完成，问题在于: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课程模式下，“法律基础”部分所占的学时总量是否足以满足法律教育的要求?要着重指出的是，笔者并不认为解决了这部分的学时总量就可以把法律教育的水平提上一个新台阶。我们必须首先要实事求是的综合考虑学生所在专业的培养计划、学校的教育资源配备、师资力量的充实与否等方面的因素。笔者的设想是将法律教育作为一门单独的课程列入选修课，并适当提高本门课程的学分，以吸引更多的学生学习。
四、结语
高校的法律教育，不要赋予其太多的功利性色彩，而将其设定为一种通识教育，在这样一种通识教育下，让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具备更开阔的视野，提升学生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赋予他们处理私人事务的技巧，远比给他们灌输汗牛充栋的法律条文要有益得多。高校的法律教育，应当被看作是造就合格公民的一个熔炉，学生通过接受法律教育，使其公民意识不断健全，能够非常清晰“法”、“法律”、“法治”的政治属性，能够理解在当代中国，可以而且必须首先用法律的方式来分析问题、表达自身的诉求。法律教育，最忌自负的认为可以担负起造就一名法律通才的重任，那毕竟是法学教育的任务。
作者：向达 施佳 单位：湖北警官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