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10 | 教育相关
一、农村籍大学生①
就业困难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大学生就业持续低迷的背景下，农村籍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日益凸显，成为高等教育的一大新难题。经过就业市场多年的洗礼，高校毕业生就业群体已经细化和分化。与来自城市的学生相比，农村籍毕业生的求职难度更大，不但求职渠道比较单一，而且就业质量较低。
从求职渠道看，大学毕业生的求职渠道主要包括:各种形式的招聘会;通过朋友和亲戚得到招聘信息;专业的求职网站;直接向用人单位申请等。农村籍大学生一般都通过招聘会或专业的求职网站求职，很少有通过社会关系而就业的。近年来，大学招聘会的成功率在下降，而毕业生所享有的社会资源却成为就业的重要保证。据调查，来自农民与农民工家庭的毕业生最主要的求职渠道是“参加大学组织的招聘会”，而来自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私营业主、企业经理人员、办事人员家庭的毕业生则是“通过亲友得到的招聘信息”［1］。
从大学毕业生初次求职成功的渠道看，在2009届毕业生中，“211”院校毕业生30%是参加大学招聘会，14%是通过朋友和亲戚得到招聘信息;非“211”本科院校毕业生18%是参加大学招聘会，20%是通过朋友和亲戚得到招聘信息;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15%是参加大学招聘会，26%是通过朋友和亲戚得到招聘信息［2］。这说明，社会关系是就业中仅次于招聘会的一条重要渠道，并且这一现象还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2009届无论哪一层次的学校毕业生，通过亲友得到招聘信息而就业的比例都比2008届的有所增加，而大学招聘会的成功率则大幅度下降。从上述数据可以得到的另一个结论是:所就读学校的层次越低，通过社会关系而就业的大学生比例越大。
农村籍大学生就业质量也较低(本文以雇主性质和毕业后半年的薪资水平衡量来就业质量)。农村籍大学生毕业后受雇于民营企业或中小企业比例较大。从云南农业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数据看，农村籍大学毕业生就职于私营企业的占48%，就职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占21%，只有23%的农村籍大学生在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就业。而城镇学生54%进入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就业，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就业的占19%［3］。从全国范围看，来自农民与农民工家庭的毕业生半年后的平均月收入最低，而他们入学的高考平均分却高于其他社会阶层的子女［4］。在2008届和2009届毕业生中，农村籍大学生毕业半年后的平均月薪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一位和倒数第二位。由于受雇于民营企业，收入低，专业不对口，离职率较高，很多人成为大城市里的“漂族”(又称为“蚁族”)。京沪深周边的大学生漂族更多来自经济不发达地区，他们的家乡多为地级及以下城市或农村。在2009届大学毕业生中，来自农民与农民工家庭的本科毕业生在低收入的就业漂族中占50%以上，而来自管理阶层家庭的毕业生在低收入的就业漂族中仅占10%［5］。这些低收入就业漂族毕业半年后的月薪约相当于同届毕业生全国平均月薪的一半［6］。
由于就业困难，部分成绩优异的农村籍毕业生在家庭经济状况不好的情况下，被迫选择读研，这导致农村籍大学生在国内读研的比例比较高。在2008届毕业生中，占本科毕业生约45%的农民和农民工家庭的毕业生占一毕业就读研人数的50%［7］。很多读研的学生并非热爱学术研究，而是为了就业。在2009届“211”院校毕业生中，因为就业问题和职业前景而读研的比例高达66%，仅有14%的学生因想做学术研究而读研［8］。在非“211”本科院校，这一比例更低。同时，求职的区域越广，所需的求职费用(主要包括交通费、住宿费等)也越高，很多贫困生因为无力承担高额的求职费用而放弃了一些本来就难得的应聘机会。综合来看，农村籍大学生就业难度大，就业质量较低，在就业市场上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
二、农村籍大学生就业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教育资源配置失衡
造成农村籍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农村籍毕业生缺乏社会关系，没有背景，在应聘中处于劣势。在就业竞争中，城市学生的父母利用本身的社会资源为子女就业提供帮助，他们甚至可以直接通过关系决定子女的就业。很多国企(如垄断、半垄断型国企)、行政事业单位对其员工子女招聘有内部指标，外人根本没有机会。这使得理应同等的就业机会，事实上随出身阶层而异。其二，用人单位对农村籍毕业生的就业歧视。一方面，农村大学生综合素质(谈吐、气质、见识)一般不如城市大学生，在面试中处在劣势;另一方面，部分用人单位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更倾向于录用有社会关系的大学生。他们被认为可以为单位带来更大的利益。这些单位还担心农村大学生因为生活压力大、负担重而影响工作。农村籍大学生就业困难最主要的原因是教育资源配置失衡。教育资源失衡使得农村籍大学生在与城市大学生的就业竞争中从源头(在小学享有的教育资源)到终点(就业机会)都处于劣势地位。教育资源失衡导致农村籍大学生在重点高校就读的比例偏低，就读的学校层次普遍较低，进而使得他们在以名校为导向的就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我国基础教育领域长期实行的是一种“等级化的学校制度”，在教育资源配置上形成了先城市后农村、先重点再普通、先市民子弟后农村子弟的资源配置路线。这种“城市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明确地制造学校的差别，城市的学校在师资力量、教学理念和教学设备等方面都远远超过农村学校，而农村学校，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学校，设备匮乏，师资流失严重。集中了优质资源的城市(含县城)重点学校吸纳了更多的社会优势阶层子女，城市学生拥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因而在综合素质、升学能力方面远远超过农村孩子。机会的不平等延续到高考阶段。其一，高考试卷出题，测试的内容背离农村教育实际，更有利于在城市生活的学生，如英语考试增加口语和听力部分、注重综合素质的考查等都是城市化办学思维的体现。其二，高等教育招生指标向发达地区倾斜，重点大学多集中在发达地区，在当地的招生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其三，高考制度改革，尤其是自主招生改革，从笔试的组织到面试的安排，都主要从城市学生出发，而较少考虑农村学生的具体情况。通过自主招生进入大学的农村考生人数远低于城市考生。随着自主招生参与学校的增加、规模的增大，农村学生的劣势将更为凸显。至于加分制度与特长生制度更是与农村学生无关。长期、全面的教育不公平导致“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寒门难出贵子”。农村学生考入大学的不少，但考入名校和重点院校的比例在逐年减少。即使考入重点大学，农村学生也多是就读于非热门专业。在清华大学2010级学生中，农村生源占总人数17%，而当年的高考中，农村考生比例占62%。1978－1998年，北京大学来自农村的学子占三成，而自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不只北大、清华，关于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表明，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起不断滑落［9］。即使在农村学生一直占较大比例的农业大学，农村籍大学生的比例也在逐年下降。据中国农业大学公布的统计数据，从2002年至2010年，该校本科新生中农村籍大学生比例一直稳定在30%左右，而在2011级新生中，这一比例首次跌破30%，只有28.26%［10］。那么，在历年高考中占半数以上的农村籍考生大多去了哪些大学呢?农村学生大多在非重点院校或高职高专就读。从全国范围看，就读“211”院校与非“211”本科、高职高职专的比例，专业人员的子女是1．5∶1．13∶1，管理阶层家庭的子女是1．67∶1．33∶1，农民和农民工的子女是0．82∶0．92∶1，农民和农民工的子女就读高职高专比例明显高于其就读于“211”院校的比例［11］。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哪一类高校，农民与民工的子女的高考录取分都是最高的［12］。换句话说，即使在克服了教育质量的差距，农村籍学生取得了和其他社会优势阶层的子女相同高考分数的情况下，前者进入的大学也没有后者进入的大学层次高。其中的原因不仅仅是志愿填报的水平问题，还有很多不公平因素，例如，高校的“点招”名额，没有任何资源的农村学生很难争取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