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周井田制与农业发展

一、井田制度的推行，使人有其田，安居乐业，衣食无忧

井田制的实行将百姓稳定在固有的土地上，做到家家有其田，使民安居乐业，无衣食之忧。这对当时新建不久、大战之后的周国恢复元气，扭转殷纣弊政，解民倒悬是有利的，也从源头上遏制了官吏对财产的侵占和贪索，更从根本上断绝了权贵剥夺农民、霸占土地的途径。井田制的推行，尤其私田的大量开垦，是有利于推动当时农业发展的。我国的井田制始于何时?从古籍记载看，早在黄帝时代就有了井田划分。《唐太宗与李靖向对》中记载:“太宗曰:‘数起于五，而终于八，则非设像，实古制也，卿试陈之。’靖曰:‘臣案皇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处之，其形井字，开方九焉。’……靖曰:‘周之始兴，则太公实缮其法，始于岐都，以建井田。’”可见井田制是古已有之，并非周氏创制，周代只是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把已废弃的井田又恢复完善，并在全国加以推行。孟子也曾提到三代分配制度，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二彻，其实皆什一也。”(《孟子•滕文公上》)商以夏礼，周因商制，井田制应是黄帝至三代时期都曾使用过的土地分配制度。宋代儒学大师朱熹也曾提到过商、周时期的井田制。“朱子曰:商人以六百三十亩之地化为九区，区七十亩，中为公田，而不复税共私田，周制一夫授田百亩，而与同沟共田之人，通力合作，计亩均分，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春秋左传•宣公十五年》)这说明商周时期确实推行过井田制度。另外，我们从古文字构造上也可看到井田存在的轨迹。耕字由“耒”和“井”组成，“耒”是一种用于犁田、耙田的农具，据说是神农氏发明的。

井是井田，中间为公田，周边为八家的私田。什么是耕?以耒在井田中犁地、松土就叫耕。“公”和“私”也源于井田。我们从“公”与“私”二字的字形，可以窥见远古公田与私田的耕作情况。公字的构成，是将井田中间的公田，一个方格分成八等份，在□字中以米字形交叉划分，形成八等份厶，将上下“八”和“厶”组合，形成“公”字。每块自营厶田加上禾，形成私字。汉代许慎在《说文》中说:“公:平分也，从八从厶，八犹背也。韩非曰:背厶为公。厶:?，?也。韩非曰:仓颉作字，自营为厶，凡厶之属，皆从厶(私)。”()“厶“形如三角，正是井中的公田方格□形，被米字由中分为八等份，平分之后形成的八个三角厶。所以，八厶为公。而厶，三角形为私(厶)，又表明自有自营的井田周边八家私田收获禾归自己所有。古诗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厶)”的话，成语也有:“先公而后私”，大概都是源于此。先公后私是一种品质，是一种境界，从中不仅可以看到中华文化之绵长，同时也体现出中华道德之高尚和可贵。疆界二字的构造，应该也是出于井田制时代。疆由土、弓、?组成，土指土地，弓指古代丈量器，?由块块土田被三(道路田中界)隔开。界字由田、介组成，“介”交接于二者之间，即田块之间的边限。所以，疆界二字也应产生于古代井田制。孟子曾说:“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孟子•公孙丑下》)也可作为佐证。

井田可以说是产生于原始社会，是原始社会公社公共财产共享的遗风遗存。周代的井田土地权归君王所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小雅•北山》)个人不得买卖，只可继承，这无形中限制了地主兼并土地的现象，百姓生活有来源，客观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对不遵守国家法纪，反抗君王者和不忠不孝及犯有十恶不赦大罪者，要削夺他们的土地田亩，“殊厥井疆”(《尚书•毕命》)，以法律形式强力维持井田制的正常推行。

二、执政者的高度重视，官吏的勤政廉洁，推动了农业的大发展

周自文王至康王几代国君，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始终把百姓的温饱当做头等大事来抓。文王当政时，与商朝正相反，禁止饮酒打猎，实行裕民、富民政策。“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尚书•康诰》)文王关心农民的生活，常常担心做不好富民的事情。周公也曾训诫成王说:“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尚书•无逸》)文王勤俭爱民，生活节俭，穿着普通人的衣服，到田地上劳作，以便了解下情，关心民生疾苦，自日出到日偏西，忙的顾不上吃饭。《诗经》中对成王躬耕的情况也有明确记载:“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周颂•噫嘻》)从诗篇中可看出当时的场面是近万人与成王同耕，三十里外的农民都从私田那里骑马前来，与君王一起播种百谷。重农、爱农、亲农，体贴农夫的辛苦，可以说是西周初期几代君王的优良传统。周武王灭纣后，在国师姜尚的辅佐下，将井田制推行至全国各地，从“无如天如地”、“以建井亩”、“殊厥井疆”等处记载，可以得到证明。成王临政，辅佐大臣周公为使后代周王，不忘先代诸王亲农、爱农的优良传统，作《无逸》篇，谆谆告诫，循循善诱，真是苦口婆心。

“成王初政，周公惧其知逸而不知无逸也，故作是书以训之，言则古昔，必称商王者，时之近也，必称先王者，王之亲也。举三宗者，继世之君也。详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亩艰难，闾里怨诅，无不具载。”(《尚书•无逸》)列举商代贤王和周先)在《尚书》其他诰体文中亦多有告诫。《诗经》“七月“篇，据传为周公所作，从正月到腊月，一年四季，严冬酷暑，白天黑夜，风里雨里，历陈农夫的艰辛劳苦，野地耕作、井里下情。“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袜下，穹窒熏鼠，塞向?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以伐远扬，以彼女桑，七月鸣?，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一日之?发，二日之栗烈，无一无褐，何以卒岁，三日之于耜，四日之举趾，同我妇子，?彼南亩。田?至喜。”(《豳风•七月》)诗歌描述农夫、织妇、老人，小儿，野地为家，与蚂蚱、蟋蟀为伴，与稼鼠为邻。妇女沿树缘攀，细枝采桑，暑天昼夜织梭不停，夜深人静与之为伴的只有伯劳夜鸟鸣叫。尤其冬尽春至，忙于备耕，老少齐上阵，为了不误农时，播种下地，连饭都顾不上回家吃，妇女送饭到田头，一家人吃住在田间。

从《七月》记述的季节、物候及各种鸟兽昆虫看，如若不是长期亲身耕作，且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怎么会写出如此深切而有韵味的诗篇?这些早期的文籍与诗篇，集中反映了西周历代帝王重农、爱农、亲农的指导思想，并将其视为国运久长、社稷安危的头等大事。作为国策，不单是挂在口头上和发布在政令上，而是落实在行动上。上自天子，下至基层田官，各级齐抓共管。这种重视农业的思想，一代一代继承发扬，国君重农政策制定以后，自上而下，迅速贯彻落实，常抓不懈，持之以恒，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一直抓下去，永不松懈。《七月》诗中有“田?至喜“的句子，“田?”就是基层抓农业的官。

田?不单单是监督农民生产，还负责组织管理和农业技术指导，处理农民耕作中的纠纷，解决农耕中的技术难题和农民生活中的困难以及掌握农时等。从《诗经》大量诗篇可以看出，如果不是上层深入民间，和群众打成一片，甚至是长期相处，怎么会对直接与土地接触的农民一年四季的衣食住行如此了如指掌?怎么会知民情如此深刻?民以食为天，国以民为本，这是关乎国家存亡，任何政权组织都不能忽视的大问题。

古代如此，当代又何尝不是如此?周代统治者的重农思想是很值得后人思考和借鉴的。民饱、民安则国治;民饥、民劳则国乱。“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尚书•洪范》)武王灭纣后，为了有效治理天下，亲访商遗臣箕子，请教治国法则。箕子追述夏禹时期的“彝伦攸叙”国策。彝，是常规法则，以“米”和“丝”组成，以示米粮、蚕丝衣料是治国的首要和常规，须臾不能忘记。“彝伦攸叙”中提到的“农用八政”，其中“食”是放在首位的，体现了民以食为天的重农治国原则。箕子所引夏禹重农治国原则，对周武王制定国策起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西周历代君王为了保证农业发展，特别重视农官的选拔和任免。

在用人标准上，严格坚持任人唯贤的用人原则，用人得当，领导得法，所以成效特别明显。实践证明，治国光有好的理想，任失其人，结果会适得其反，历史上这种血的教训是屡见不鲜的。西周注重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紧紧抓住农官的用人标准，使贤能在位，有力推动了农业大发展，为政权的稳固打下了扎实的经济基础。在《周易》和《尚书》中多处记载西周统治者任贤和励精图治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做法。“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周易•颐》)“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人)。何以聚人曰财。理财证辞，禁民为非曰义。”(《周易•系辞下》)在严格要求各级官吏和选贤任能上，成王、康王都是很认真的，善于用人御下，领导艺术很高明。“王曰:呜呼，凡我有官君子，钦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居宠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贤让能，庶官乃和，不和政。举能其官，惟尔之能。称匪其人，惟尔不任。”(《尚书•周官》)成王告诫官吏要保持清廉不贪的品性，敬守个人岗位，做到令行禁止，大公无私。凡事要“罔不惟危”，小心谨慎，认真负责，粗心疏忽是十分危险的。各级官吏要推贤让能，团结协和，选用人才，使其能胜任称职，举得其人。

如果所选官吏不能称职负责，要追究推荐者用人失明的责任，以渎职、失职论罪。这样一方面使推荐者对被推荐者时时进行督责，发现问题，及时纠正，防止造成大的损失。另一方面，使被推荐者时时提提高警惕，不能做有污推荐者清名的事情。这就从根源上杜绝了买官卖官的渠道，使那些无德又无才的庸人很难混入官员队伍，无法滥竽充数毁坏国家栋梁机体。任得其人，这对西周农业和和谐小康社会的建设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西周统治者不仅对官吏任免实行问责制度，而且对各层官吏中不称职官员的清除也是很严格的。“国则罔有。立政用?人，不训于德，是罔显在厥世。继自今立政，其勿以?人，其惟吉士，用励相我国家。”(《尚书•立政》P232)在各级政府中把好用人官，绝不允许无德庸才混入干部队伍，发现一个清理一个，决不姑息迁就。除此之外，还要求各级官吏做到收支分离，固定支出数量，掐断政府官员贪污的钱财来源，从财务制度上杜绝官员贪欲之求和非分之望。“文王不敢?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尚书•无逸》)统治者带头节俭，自觉克制自己的私欲。文王尚如此，各级官吏谁还敢不严格要求自己呢?所以，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统治者的榜样作用是很重要的，官员贪污成风，要求社会清明是不可能的。

三、农具的改良和良种的推广

关于西周农业生产的具体状况，因年代久远，又加之竹筒刀笔书写，多有毁坏，直接传下来的史料很少，只能从先秦经书和诸子著作中窥见端倪。《周易》文字是最接近周代风貌的，其中保存了一些西周时期的珍贵资料，是研究周代社会的重要参考书。《周易》之外，《尚书》、《周礼》和《诗经》也较多地记载了西周的农业生产情况。另外先秦诸子著作中也可以找到西周农业生产和农民耕作的片段资料。从这些古书记载看，西周的农业是繁荣发展的，无论土地制度还是生产技术，都比夏、商时代要先进很多。这一方面是得力于西周历代君王对农业的重视，政策、措施得当。另一方面，周氏族本身就是靠农业起家的，积累有丰富的农耕经验。周始祖后稷在唐尧时代就是农官，“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国语•周语》)《诗经》也有记载:“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粟。即有邰家室。”(《周颂•生民》)可见周是靠农业发家的。

后稷之后，周代列祖不断继承、光大农业技艺，开疆拓土，发展农业生产，积累了丰富的务农经验，建立了稳固的经济基础。“后稷子孙，实为大王，居岐之阳，实始剪商，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鲁颂•?宫》)周灭纣后，武王专心于巩固政权和社会的安定，把发展农业生产摆在了首要地位。“善为国者，取于人事，故必使遂其六畜，辟其田野，安其处所，大夫治田有亩数、妇人织?有尺度，是富国强民之道也。武王曰:善哉!”(《六韬•农器》)从中可以看出，武王灭纣后建设富强国家的愿望和决心。为了推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周人在前人发明的基础上，对生产工具有较大改进。“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周易•系辞下》)耒耜是神农时发表明的农具，是犁耙的前身，当初是由树枝做成，到周代改变成为按有铁、铜配置的犁铧耙齿，犁铧耙齿是用铜铁制成的，非常锋利。

《诗经•载芟》篇有:“有略其耜。”《良耜》篇有:“??良耜。”“略”和“?”都释为锋利。“??”是锋利的刀刃割东西时发出的声音，形容刀刃的锋利。中原地区民间至今还保留这样的说法，对刀刃磨得很锋利，说“??”，如镰刀刃磨得很锋利时说??真利。《国语•齐语》记载管仲对齐桓公说:“美金(铜)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铁)以铸锄、夷(割草器具)、斤(砍木刀)、?，试诸壤土。”有锋刃而且锋利的农具应是金属制造的。在西周初，青铜尚属贵重金属，多用于制造彝器礼器及贵族的生活器皿，在农具上虽还不能够普遍推广，但是在主要农具上采用青铜铸造，或采用青铜嵌口是完全可能的。《诗经》中就已经有镰、掀、锄、斧、锤的应用，如“命我众人，?乃钱?，奄观?艾。”(《周颂•臣工》)“?”是准备好，“钱”是铁锨。战国前钱币像冉字形，即木锨形，就是受当时农具的启示。“?”，即锄，主要用于锄草。“?”是小镰，可以砍削小树枝。“艾”，?(刈)之借，是一种芟草的大剪刀。从“钱”、“?”、“?”三字的偏旁都从金，可以看出在西周时的一些主要农具已经是用金属制造了。

从《诗经》和《尚书》记载看，周初已开始使用牛、马耕田和驾车经商。“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尚书•酒浩》)“农户在农闲时节，子弟以牛车到外地经商，赚取钱财以奉养父母。西周时期，农户饲养牛马是普遍的，牛主要以用于拉车、拉犁耙，还兼有长途运输任务。在牧野之战胜利后，武王“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尚书•武成》)这里的牛马是驾战车使用的，说明牛马可以驾车，当然农户也可以用于拉车和拉犁耙。牛耕之用于农业，是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小雅•黍苗》写道:“我任我辇，我车我牛。”严杰在《经义丛钞•牛耕说》中说:“合人耕，则牛耕可知。闾师掌六畜之数。”可见当时牛已运用于负重和耕作。周代不仅使用牛耕，还十分重视整修土地。当时犁地多用“耦”和“耒”，“耦”在《诗经》、《论语》、《孟子》等书中多处出现。耦最初也是一种农具，犁地可达一尺宽，耒犁地仅有五寸宽，当然不可能太深。耒是一个人拉，如现在农村的捞锄，而耦铧大、宽，必须要两个人拉。所以叫耦，耦即偶，为二人，双数，这是词义的演变。《诗经》中有“亦服尔耕，是千维耦。”(《周颂•臣工》)《论语》中也有“长沮桀溺耦而耕”的记载。

《周礼》“以岁时合耦于锄”，更是要求深耕细作，深耕细作也是提高产量的有效措施。在《孟子》中有“深耕易褥”的记载，是古代深耕细作的影子。“深耕”是指深犁，“易褥”是指多次锄，反复锄，遍数多。《甫田》写道:“今适南亩，或耘或耔。黍稷??，攸介攸止，?A我髦士。”(《小雅•甫田》)“耘”，是在苗根培土。种子发芽之后，在苗根壅土以坚固禾苗的成长，是保护禾苗的一种方法。“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播厥百谷，实函斯活。驿驿其达，有厌其杰。厌厌其苗，绵绵其?。载获济济，有实其积，万亿及秭。”(《周颂•载芟》)诗歌记述了耕作、收获的具体过程，犁铧翻土掩下荆棘条，翻过的新土有光泽，种子下土，孕育新苗，收获时节庄稼多，大车小车全装满，大垛小垛堆成山。这些都是农人在生产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是保证粮食丰收的重要条件。由于庄稼与天气关系密切，周人很注意天象的观察和经验的积累，讲农时，趋地利，按时令进行农业生产。《诗经》里边不少篇章都以时令、季节开端，反映了农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对季节物候的了解和掌握。如《豳风•七月》写道:“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彼南亩。”

“昼尔于茅，宵尔索?。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周王命农民在春播之前都要做好准备，白天割茅草，晚上搓绳索，抓紧时间修缮好农具和房屋，以便届时播种百谷。《小雅•渐渐之石》说道:“月离于毕，惮滂沱矣。”是说当月球靠近毕星时，地球上观测区内就会出现大雨滂沱的天气。说明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农夫很早就能够根据自己的观察，掌握天气变化的情况，以用于指导农业生产。《逸周书•周月》也记载说:“惟一月既南至，昏，晶、毕见，日短极。微阳动于黄泉，阴降惨于万物。”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由“蟋蟀入我床下”就会清晰地意识到岁暮将至。也知道立夏时放火烧荒以肥土播粟，鸟于此时开始鸣叫求偶，人们以此物候特征来辨别季节的更换，以此安排生活和生产。“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尚书•洪范》)天时与谷物收成关系密切，且谷物的丰歉又直接牵涉到政治的清明和国家的稳定。周人当时是很注重农时和历法的，很形象地把观测用到农时上。“七月流火”是流传在百姓口中的传言，也是老百姓在劳动中对星象运行规律观测结果的描述。战国时期的孟子也曾总结农耕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网罟不人垮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人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P345)这就更从农事进而涉及生态平衡了。这种重视天时，不违农时，正确利用自然资源、保持生态平衡思想的提出，在世界上可能也是最早的。

在种子的运用上，周人已知道选用良种扩大收成，改善生活。“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A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周颂•思文》)“来牟”是武王时发现的一种高产小麦良种，很快在全国推广。“时夏”，含有华夏四海之意。发现良种来牟，朝廷命令农官“率育”(经营)，不仅在周地培育使用良种，而且很快推广到整个华夏地区。“嗟嗟保介，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畲?於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周颂•臣工》)司农官田?保介负责指导繁育良种，亲临农田监督种植，抓住春季播种季节，在“新畲”(熟田)播下好种子来牟，加强管理，争取获得来年粮食大丰收。

我国历史上的周朝，是国祚年代最长的王朝。由于西周统治者重视农业生产，实行裕民政策，推行井田制，使用牛耕和改进生产工具，农业经济得到很快发展，国家富裕，人民安居乐业，礼乐教化盛行。短短六十年，就出现了令邻国向往的成康盛世。西周的治国经验和对农业的重视，对当代建设文明富强中国仍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作者：刘玉娥 单位：郑州师范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