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13 | 通识教育论文
我们在传授自由、民主、理性的普世价值的同时，应加强学生对现代中国的理解，而现代文学经典无疑是实施这一目标的最佳课程之一。明确了这一点，现代文学经典教学的重心也就不难选择。
一、现代人:“人”的觉醒与社会的进步
现代中国的现代性既体现为制度的进步，也体现为“人”的觉醒，而归根结底，“人”的觉醒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现代中国的“人”是从两重束缚中———等级制和礼教———解放出来的。等级制表面上把人分为若干等级，实际上，只有上、下两个等级。上、下等级不是固定的，而是因情势而变化的，每个人都在上、下等之间升降沉浮，这就是君臣父子的伦常所规范的“人”。处于下等的人要无条件地服从上等人，否则，就被视为“犯上”、“忤逆”，遭受舆论的谴责、私刑的惩罚、甚或法律的制裁。等级制把人限制在长幼秩序、上下级别的结构中，以辈分、年龄和权力控制人、压迫人，毫无人身自由，更遑论思想自由。与等级制相配套的伦理规范是封建礼教。作为漫长的封建时代的伦理规范，其内涵是丰富而庞杂的，但本质上是以“礼”制“欲”，发展到极致，就是众所周知的“存天理，灭人欲”。个人的欲望，特别是本能欲望被彻底否定，人被抽象为只具有道德理性而没有本能欲望的“伪人”，并由此形成了一套针对女性的贞节观念，其弊害不言而喻。现代作家以巨大的勇气和成熟的艺术创作，解构了这套由来已久的害人观念，鲁迅、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张爱玲等大家，都以如椽之笔揭露、批判等级制的荒谬，并将“平等”的观念作为其创作的出发点。而对于以“礼”制“欲”的伦理观念，现代作家更是不遗余力地批判，例如鲁迅的《明天》、许杰《大白纸》、许地山的《春桃》、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王统照的《湖畔儿语》、冯沅君的《贞妇》、张爱玲的《金锁记》、鲁彦的《安舍》、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等等，共同创造了一个正视人性、男女平等的社会思潮，这一社会思潮改变了传统社会最基本的人际关系———男女关系。马克思指出:“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因而，从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人的整个教养程度。”而人的教养程度则决定社会的文明程度，现代中国之现代性首先来自对于人性的认识和男女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在解构传统人学观念的同时，现代作家还在两个维度上积极传播现代人道主义思想。一是对他人的同情，以及对人性复杂性的认识，即如李健吾所说:“一个批评家，第一先得承认一切人性的存在”。不仅是批评家，作家更是如此，他们在对底层、对受难者的同情中，流露出温暖的人道情怀。二是弘扬真诚、坦荡、无所畏惧的主体精神及人性欲望，高扬自我意识，抒写人性的真实，充实了现代人学的内涵。总之，现代文学对于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意义和贡献首先是把“人”从传统的伦理规范中解放出来，同时传播现代的人道主义思想，从而使现代中国人摆脱了等级制的压迫和“灭人欲”的惶惑，在理论上形成了对同情、宽容、平等、自由的新的人际关系的广泛共识，以及对人的本能欲望的正视、探究、追问。现代中国社会的进步，“人”的解放堪称首功。
二、现代性:现代中国的起点与目标
在西方学界，“现代性”是一个复杂的、充满歧义的概念，而对于中国而言，“现代性”的含义则是相对明确、统一的，因为任何概念的内涵都离不开其赖以存在的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现代中国的“现代性”是在否定旧中国的现实处境和思想基础的前提下产生的，因而李欧梵先生将“现代性”在中国的含义恰当地归结为:“进化与进步的思想，积极地坚信历史的前进，相信科学和技术的种种益处，相信广阔的人道主义所制定的那种自由和民主的理想。”具体来说，现代中国的现代性，在政体上体现为推翻封建专制、建立现代国家;在世界观上体现为以科学精神为标识的唯物主义;在人文精神上体现为以自由、民主、博爱为标识的人道主义;在中外文化关系上，体现为师事西方。简言之，现代性即是对旧的政治体制和思想基础的全盘否定。现代中国的现代性观念通过演说、论文、文明戏等形式传播，但更有力、更深入人心的传播方式是现代文学经典。现代作家的现代性追求主要不是靠对旧的政治体制的批判来完成的，因为现代作家面对的是封建政体崩溃后的中国，不存在旧的政体是否合理的问题，因而也就少有象晚晴谴责小说那样的文学经典。但是，对于现代作家而言，政体虽已更新，但旧的思想却并不像政权一样一夜之间更替，而是隐性地、顽强地留存，因此他们在思想领域中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奋斗，彰显民主与科学，反对落后与蒙昧，是其共同的选择。鲁迅弃长篇小说而专注于杂文、胡风咬住“精神奴役说”不放、萧军独立不羁、巴金“讲真话”、沈从文标举“乡下人”的“尺子和秤”、艾青含泪的歌吟、张爱玲苍凉的故事……，无不源于他们与陈旧思想斗争的激情。这些作家的背景、经历和趣味各不相同，但在一个根本点上是一致的，那就是以笔为旗，毫不含糊地与旧思想进行斗争，纵然“积毁可销骨”，也义无反顾地前行。他们以各具特色的文本揭穿了旧思想的毒害，撕下了专制主义、愚民政策的画皮，共同传播现代民主思想，使民主、科学、自由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思想上推动了社会的现代化，从而为政体的现代化提供了最有力、最深远的保障。追求现代性是现代作家自觉承担的历史使命，而内在的动力则来自他们“感时忧国”的精神和真诚、理性的爱国热情。现代作家的聚散离合、爱憎恩怨无不受这种精神和热情的驱使，他们为此付出了失业、逃难、坐牢、乃至流血牺牲的代价。在现代性的追求中，凝聚了现代作家坚定的信念和赤诚的爱国之情。他们一方面为反对残存的特权思想而斗争，另一方面又以直面现实的勇气，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内心满怀同情和挚爱的底层民众，特别是乡土社会的贫苦农民，探寻导致其痛苦的种种原因，其中农民自身的蒙昧、麻木被醒目地揭示出来，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没有深切的爱、冷静的理性和巨大的勇气，就无法形成这样的艺术品格。现代中国与旧中国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具有明确的现代性追求，现代性既是现代中国的起点，又是它的最终目标。今天，现代性追求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常识和共识，虽然现代性是一个永远都无法穷尽的目标，而我们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但思想和认识的一致无疑是推动现代化的强大力量，而现代文学经典则是传承现代性思想的重要资源，凭借文学接受的广泛性和文学审美的潜移默化功能，较之于其他任何一门人文科学，文学经典对人们思想的影响都要深入、持久、广泛得多。
三、结语
通识课作为借鉴西方大学的课程设置和教育理念而开发的大学教育课程，应避免从形式到形式的表面化、浅层次的模仿，而要深入理解西方大学通识教育与其教育理念的内在关系，并由此开发、设置出既能适应世界教育潮流、又能满足国内教育需要的有效课程。从世界教育潮流来看，当今教育致力于使学生摆脱工业化、技术化的制约，保护、培养学生的个性和独立精神，使之成为对他人、对社会、对生活抱有积极态度和责任感的健全的人，而为了这一目的，在通识教育中依据各自的政治文化理念强化了对本民族相关的文化传统的教育。对于现代中国而言，现代文学经典无疑是理解现代中国的精神实质和心路历程的最重要的资源之一，但是，在通往现代中国里程中的曲折、迷茫在现代文学中也留下了烙印，现代文学经典教育既要让学生了解其中的是非，但更重要的则是使之理解现代中国的内在精神，即内涵为“现代人”和“现代性”的现代性追求，因为“现代人”和“现代性”这两个关键词昭示了人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而这是现代中国最本质的特征和追求，是晚晴以降历代中国人为之奋斗的目标。
作者：余荣虎 单位：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