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的行为与农民经济行为
第一，无人化的实体论阶段，主要以追溯世界的本源或“始基”为根本目标，这个阶段没有意识到人的存在，人被忽略了，它直接试图从理性的内在逻辑中说明世界的整体与宇宙本质。第二，以笛卡尔为肇始开创了“主体—客体”思维模式，它演化为后来的认识论。这一阶段的根本突变是“人”被作为思维的主体，人被纳入到考察的对象中，但是这其中的一个重大缺陷即是它把人作为纯粹的理性的化身，因此人的有限性、多样性再次被否决，这是这个阶段的主要的特征。第三，就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以马克思为主要代表，把人作为能动性的实践主体纳入到历史的视野中，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以其语言、劳动创造社会价值与文化成果。这个阶段的人作为一个现实的、有限的生命体出现，他的行为与劳动改造了外在世界，同时又“成就”了自身。马克思从实践论的角度把人还原为社会性的动物(而不是英国经验论所谓的动物性的人)，那么，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思维、行为实际上与人自身的社会结构、历史背景牢固地结合起来，也就是说这种话语体系下反映的人，它的本质是社会性的、历史性的，那么这就与前两个阶段所抽象勾勒的人及其行为有了根本区别。马克斯•韦伯对行为的定义:“根据行动的主观意义，只要它是为了满足对‘效用’(Nutzleis-tungen)的欲望，就应该叫作‘以经济为取向’的行动。‘经济行动’(Wirtschaften)是指行动者和平运用资源控制权，其主要动力就是以经济目的为取向。”“经济取向”是人出于利益的筹划所指向的一种意欲倾向，在这一层上韦伯暗示了一种本能反应，这一观点我们在英国经验论那里也可以找到(比如霍布斯把人作为一种具有野蛮倾向的、动物性冲动的人)。韦伯这一观点在其他众多经济学家那里也是成立的，也就是说没有一种经济利益的驱动———没有这种指向性，即经济取向构不成经济行为，那么经济行为也将被作为一个偶然存在的自然现象，将难以进入一种与理性有关的关联中。但是韦伯的观点又绝不是要把经济行为拉入人的本性的范畴中，第二句话中马克斯•韦伯明确强调经济行为的理智考量。他强调“和平地”控制资源，这里的“和平地”也就是运用了经验、技术、反思的综合过程，它是一般的经济行为的概括。在韦伯看来任何个体的经济行为其本质在于围绕着资源的和平的管理与效用的发挥。但是韦伯随后又提出了“理性的经济行为”主要指“以目的理性的———亦即有计划的———方式来达成经济目标”，从这里我们已经嗅到了韦伯所推崇的理性的经济行为乃是经济行为的根本的、基础的构成要素，也就是说人的经济行为离不开一种非理性(韦伯认为非理性的经济行为不仅受制于人的本能的影响，还受制于外在的风俗、传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非理性行为绝不是单纯的、个人的盲目的行为所形成的)的要素的制约，非理性与理性构成经济行为的综合表现。既然韦伯推崇理性的行为，按照上面这种分析来看，他是否主张非理性的与理性的因素共存，已达到一种综合的经济行为表现;但是，这种综合性的经济行为又怎能被作为他所要求的“理性”的经济行为?进一步的展开中，韦伯又提到:“经济取向可以是传统式的或目的理性的。即使在行动不断理性化的情况下，传统取向的成分仍然具有相当程度的重要性。”［经济行为按照其本质的发展趋势是一个逐步理性化的过程———而绝不是被人自身的感性和冲动所包围的本能的过程。“理性经济行动的开展，即脱离束缚于本能反应的觅食行动，或局限于固有技术和社会关系的传统习性，相当程度上易受非经济的，非日常的事件与行为所影响，同时还受着生计空间在日益绝对或(通常)相对狭窄情况下的匮乏压力所左右。”［这句话则指出了理性所面临的困局来自诸多方面，内在的外在的、经济性的非经济性的、日常的非日常的。
因此理性的经济行为要想达到合理的发展状况就必须突破种限制与制约。那么从上面这两段话中韦伯提出的解决方案———在非理性与理性共存的情况下可以达到理性的经济行为，韦伯认为在一个包含了理性的经济行为中人总是在寻求合理的突破点，它要突破来自自身、外在的传统、特殊的事件等等因素所构成的困扰和禁锢，以此为经济的理性化过程取得发展的路径，也就是说理性的经济行为其实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是一个人不断发挥其理性的主导性与积极的推动作用，突破非理性制约的渐进过程。他的这种观点体现了鲜明的德国理性主义哲学，外加一种向经验主义调和的意味(比如他对过程的渐进性的认识)。农民是从事农业生产的自然人。这个词内涵身份与工作信息。农民的身份的产生，是在人类早期群体性劳动中分离出来的，专门以种植业为主，以适应当时当地的自然条件获得最本质的生活需要的群体。原始社会后期，人类通过实践逐步发现了可以种植粟米来维持生活，摆脱了狩猎、采食野果带来的生存不定性，人类通过种植业得到了一次史无前例的飞跃，文明化程度得到了推进，出现了人类史上第一个文明———农业文明。人类可以通过农业生产在很长一段时间，定居于一地，完成了人类的社会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农业带来了人类的社会化，社会的组成成员基本都是农民，这种组织形式是一种生存的必要，由此农民作为社会的最基本组成延续至今，这也是人类对“生存必要”的依赖感的延续。当“进化论”理论在人类群体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时，人类在生物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以发达的脑力劳动逐步取代体力劳动，一些人也就逐步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从事其他类型的劳动，劳动类型的分化导致产品类型的分化，人类也就有产品交换的可能，经济行为随之产生。由于分工的产生，农民生产目的的分化，由“生存必然”到“生活需要”这个简单的转变就是经济行为产生的过程。首先，从事种植业生产的人出于外部环境限制原因(社会形态与社会结构)，被固定成为了农民。这里我们要对生存到生活转变的动机进行分析，农民以种植者的身份从事劳动，所生产的产品用于满足自身生存消费以外的其他行为都被认为是有经济性质的行为，原因在于这样的生产带有很明确的获利目的性和交换意义。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结构都发生着变化，但是农业一直是国家的根本，农民经济行为的解释，也就是对国家发展的解释。我们寻求一种从农民自身的角度研究农民经济行为特点和行为逻辑的方法，这种自身的角度也是文化影响下的意识形态，是观念塑造下的选择方式，是习俗固化下的群体性格。只有站在这个角度对农民经济行为进行研究才能更真实地揭示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种族农民经济行为的特点与规律，为农民发展起到助力作用。农民经济行为就是农民在以土地为生产资料而生产劳动产品，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在获利欲望驱使下(生存与更好的生活)，进行的理性(或非理性)的选择性活动。
二、文化与文化的解释
人类文化从一种石器的打磨、皮革的制造、篝火的产生那里即已隐现，虽然这个时候它还没有符号，甚至一种规则的语言。随着人们经验的丰富、技术的革新，并因此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广泛交流的必然之势，因此当人们把符号、语言作为一种交流的主体工具时，这意味着一种意义的表达和观念的生成，也就是说在这种简单的意义上符号和语言成为了一种人们去理解他人、关注他人一个重要的手段。但是这里的符号和语言又与海德格尔所谓的“上手之物”有了截然的区别，因为它们是以意义、思维、逻辑为内容的，也就是说它们作为一种手段或者工具与那种有形的器物、日常生活之所需的物件有着本质区别。因此，在人类的历史上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工具的发展与演化，一种是技术、经验及其所指的劳动工具的发展，而另一种则是出于观念交流、思维表达的符号与语言工具的发展。而后一种随着它的内容的深化与丰富，它已经不再是一种表层的语言的使用，人们用一种更宽广、更概括的语词来称谓这种“工具”，也就是文化。从解释到解释学，伽达默尔在其中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可以说他把解释学推到了人文学科的一个主流支派，它融合现象学、存在论以及德国的先验论哲学于一体，使解释学作为现代哲学中的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伽达默尔认为传统的思维观念缺乏一种解释的维度，它把人作为了一个理性的全能战士，由此造成了独断论的横行，到处都是权威，到处都是教条，而在各种各样的观念之间彼此不容，由此他主张应在观念的背后洞察到人的有限性及其“历史”的存在。伽达默尔认为哲学理应意识到一个解释主体与他所在的历史的间距，承认这个间距意味着也承认了解释主体的视域。因此，同样的一个问题或对象在一个解释主体那里被它自身的视域所限制，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围绕着问题或对象人们喋喋不休，他们没有意识到思维所处的“解释”的境遇。因此伽达默尔试图从一种历史的逻辑那里“消解”独断论和权威的专断，以此把人们的观念的多样性、变迁性纳入一个解释的主体内部、一种解释的视域阐明中来，这即是伽达默尔对于解释、解释学所做的一种本质性的奠基。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解释依然带有浓郁的德国哲学传统的先验逻辑在里面，因此他所谓的解释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为解释学寻找根据”的传统理性主义的方法论特征。文化已经远远不是一种简单的“语言化”的东西，它与它的那个原初形态———传递信息、告知秘密的工具有了很大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形成了一种“在场”的存在者，也就是一种文化的境遇。现在，不能说哪个东西表征了文化本身，而应当反思它是否融入了文化本身，是否被文化所印刻。出于这种意义，我们认为存在着一种解释的维度或空间，它与文化及其相关之物构成了我们思维着的、考察着的对象，这就是出于一种文化解释的维度。我们试图从文化的历史逻辑、人文观念、内在价值反映我们所视之物、所视之现象，以此给予对象、解释以文化的参考与关照，从这种意义上说有一种文化解释的维度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三、农民经济行为与文化解释的限度
我们试着从理论本身的意义去解释问题的局限性。希腊词源学上考察，“理论”(Theory，Theoria)一词最初来自希腊语，它是“观看”(The-orein)的名词形式。这样“理论”与“观看”就有直接的联系，这个联系我们可以通过语言学的逻辑思考方式来理解，语言是思维模式的承载体、是思维的工具、是逻辑分析的基础，所以语言方式就是思维逻辑的方式。由此看来，理论即一种观看，当代学者理解希腊哲学时认为，在古希腊那里存在着一种视觉隐喻，它的典型代表就是柏拉图的洞穴理论。奴隶从洞穴中所观看到的是一个逐渐清晰的过程，直至奴隶走出洞穴观看到太阳本身，它寓意人终于迎向光明———真理，也就是人获得了正确的理解与认识。因此柏拉图也把理论作为观看。问题是观看总是由所观之物开始，观看总是要费尽周折———它不可能使事物的原貌乍现，因此我们也应注意“理论的观看”作为观念的表达、意义的总结，它不可能原原本本地反映问题的全部意义与真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理论所反映的常常是有局限性的，这一点我们从观看的局限性获得了理解。事实上理论必然带有其局限性，理论所反映的观念不能脱离它所处的时代限制，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不能跳出它所处的时代，进而反思绝对真理，对于这一点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原理》中也做出了总结，他说，人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妄图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愚蠢的。这样，被打上时代烙印的理论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种种自身的局限性。因此既然理论带有局限性，它的同义转译即文化解释也是有限度的，在黑格尔、马克思这里它表现为历史所影响和决定的限度;在古希腊那里，我们所得出的是以视觉隐喻所造成的限度，它因“观看”的不彻底、模糊性、片面性所产生，观看———理论形成了一体的结构形式。总之，每一种文化都存在着欢笑与悲伤、死亡与希望、爱与恨、艺术与创造等。不同的文化对这些内容的理解方式也是有所不同的。马克思指出，一定社会形态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和“自由的精神产生”都是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部分，因而它们的性质是由一定社会形态的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的。由此可知，农民经济行为本身是一种历史意义上的生产方式与现今主体生产方式建立的联系，而这个联系之间需要从批判的角度去观察与发现问题。而文化解释视角的建立是存在着这样的内在逻辑的，曾经为主体的农业生产方式，创造了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即农业文化。
农业文化孕育了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积淀下人们日常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固定了社会结构，社会结构促使人与人之间形成了风俗习惯，也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而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所显现的是其稳定与持续性，虽然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新的生产方式与之相匹配，但是文化特征是不变的，也就有了用文化特征解释新的生产方式的可能性。可能性的存在是事物可以发展的前提条件，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世上的问题既然不能概括为一篇宏大的叙事那就拆开成一个个微小的篇幅。农民的经济行为所表现的特征，不应该用文化概念中单一的意义去诠释，而是以结构文化的意义去解释农民经济行为的不同阶段。
作者：周振 单位：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