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语数词与语言文化

谈到俄语语言文化学的根源，必须追溯到俄语语言国情学产生之际，语言国情学诞生于20 世纪60 年代末70 年代初，是在文化学和社会语言学的启迪下诞生的一门崭新的语言学科，使语言研究领域冲破语言本身而进入到社会历史民族文化。它以原苏联语言学家Е.М.Верещагин 和В.Г.Костомаров 合著的《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一书为诞生标志。该学科自创立以来很长一段时期以词汇背景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事实上,和语言单位的内容平面一样,其表达平面同样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吴国华,彭文钊，2000:205)。早在1984 年,Г. Д.Томахин博士就指出,语言国情学应当是一门语文科学,是语言学的组成部分。它的研究对象应当是含有某一民族文化现实的语言单位,它的任务是利用文化知识更加完整地揭示词义和在交际活动中提供相应的知识准备,表达民族文化及民族生存环境鲜明的民族特征(Томахин，1984:9)。Е. М.Верещагин 和В. Г.Костомаров 在提出词的语言国情学理论(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слова), 即词汇背景理论(теориялексического фона) 之后,他们继续思考语言国情学新的发展途径,并在对外俄语教学界和俄语语言学界对这门新诞生学科的争议中认识到, 语言国情学在学科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欠缺。针对理论上悬而未决的问题, Верещагин 和Костомаров 在1999 年2002 年期间先后出版了三本专著。通过这三本专著我们可以看到,语言国情学的鼻祖仍在继续寻找语言国情学的出路,并对这门学科的继续发展提出了两个基本学术思想,即两个新的概念:语言文化信息单位(логоэпистема) 和言语行为方式(речеповеденческаятактика)。（刘宏，2005：47）基于对语言国情学的批判与继承,俄罗斯学者В.В.Воробьев 先后出版了《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ческая парадигмаличности》(Москва,1996),《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теория и методы》(Москва__________1997) 两本专著, 系统地提出了建构语言文化学这门学科的设想。与语言国情学不同,语言文化学是一门在语言功能中研究文化与语言所表现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整合性科学,这门学科的研究通过系统方法和对现代生活、文化取向的定位体现语言单位的语言内和语言外内容的整体结构( Воробьев，1997:36237) 。作为一门系统性学科, Воробьев以各民族跨文化交际为基础, 科学地论述了语言文化学的学科依据及主要研究任务, 提出了系统分析语言文化单位(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ема)的原则, 阐述了辩证地反映语言与文化特征的语言文化单位的概念及其分类, 通过与语义场进行对比的方法分析了语言文化信息场(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ческое поле) 的结构及特点。我们认为,语言文化单位是作者以静态的方法系统探讨语言与文化关系的途径,同时以“俄罗斯民族个性”(русск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личность) 这一语义场为例进行了语言文化场的系统分析,提出了从整体文化功能的角度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的有效途径。Воробьев 对语言文化学这一新学科进行了系统的语言学基础和方法论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