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10 | 教育研究
堪称“万世师表”的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历来是陶研者研究的热点，“生活即教育”乃其中之一。早在1921年，陶先生就提出了“活的教育”的理论主张。这可说是陶先生对生活教育最早的描述。为何要提倡“活的教育”？因为“时势的变迁是有进无已的。办教育的，就要按着时势而进行……我们讲活的教育，就要本着这世界潮流的去向，朝着最新最活的方面去做”[1]。令人叹服的是，这一颇具前瞻性的教育理论竟产生于近一个世纪之前，足见其生命力之强大！
随着21世纪信息时代的到来与发展，地球已然变成了一个村，各个国家和地区民族间的往来日趋频繁。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复兴于交往频仍的新型国际环境，目下正处于蓬勃发展然尚未成熟的阶段，“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设，还不够全面与深入，亟需营养促其长成。余以为，进一步挖掘行知先生“活的教育”之深刻内涵，用以指导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与研究，本身就体现了陶先生教育思想的实践性。
一、“活的教育”所含要件，简言之就是活的教员、活的学生和活的教材。其中“活的教材”是具广泛意义的“活的东西”，包含活的事物、环境、书籍等。
从语言教学（而非语言学教学）的角度来看，以实用为主的对外汉语教学的终极目标，就是教会外国学习者把教师口传或书本传达的关于汉语言要素、语用规则以及中国文化等方面的知识活化为用汉语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而首要的问题是：向留学生传授什么？事实上，现阶段外汉教材建设鲜有成效，因此“目前，创新对外汉语教材的呼声依然不绝于耳”，撇开体例等问题暂且不论，就拿教材的内容来说，有些就显得陈旧过时。
笔者执教过的国外某大学中国学系，曾多年用过一本阅读教材，内容全是阿凡提智斗地主老财的故事，真让人有恍如隔世之感。随之而产生的效果是，好些学生尽管汉语的日常用语都讲得不够利索，可“阿訇”“长工”“短工”之类的生僻词、历史词却说得挺溜，还胡乱套用。不知该书能为他们掌握活生生的汉语词句和了解经济全球化语境下的汉语语用变化提供多少帮助？
又如，去年8月16日，凤凰网发表了一篇源自《京华时报》的题为《英国发布迎奥运待客指南：遇到中国人恭维别说谢谢》的文章，说该《指南》中提到，中国人不喜欢恭维别人之后，听到“谢谢”。相反，礼貌地否认恭维则显示谦逊。这部分内容是由为英国国家旅游局工作的中国人所写的。由此联想到，我们的对外汉语教材中也都是这么编写的。
确实，中国文化有自谦敬人的传统，视谦虚为美德，因为中国人极重人情、人际关系，中国的交际文化是一种双方互相映照的文化[3]：说自己弱就好像在表示对方强；而夸自己强则似乎暗示对方弱。所以，为了对别人表示礼貌和尊重，尽量抑己抬人。比如，听到别人夸赞自己时，应说“哪里，哪里”“不好”“不行，还差得远呢”之类的谦辞（哪怕心里未必真的认为自己不行）。然而，文化在发展，语言也在同步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欧风美雨带来了市场经济，催生了竞争机制，社会对个人奋斗、自我表现较过去显得包容并逐渐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外来文化的影响自然会映射到语言上，现代年轻人包括一部分中年人已能用“谢谢”大方地接受别人的恭维，而不必一定像以往那样以礼貌的否认来回应。越来越多的人即使自己被人称赞时不好意思说“谢谢”，但对别人用“谢谢”大方接受赞美之辞的言语行为却并不觉得有何不妥；相反，如果听闻外国人动不动就用“哪里，哪里”来表示谦虚，倒是多少会觉得有点儿怪异呢。
由此可见，过去强势的“哪里，哪里”已不再独霸一方，这是汉语社会文化嬗变的一个侧影，应当在外汉教材中有所体现。
二、陶先生十分强调“文化进步，是没有止境的；世界环境和物质的变化，也是没有一定的。”因而“活的教育，就要随时随地的拿些活的东西去教那活的学生”。“活的东西”具体到外汉教学上来，就意味着教材要随时代的前进、社会的变化而适时更新。
诚然，语言教学并不等同于文化教育，然而语言是负载了文化的，教语言不可能回避文化。与文化因素紧密结合，这是对外汉语教学的特点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教学就是文化传播的一种形式。有学者就明确提出，对外汉语教学不仅是汉语知识的教授和听、说、读、写、译等汉语技能的培养，还是关于“汉语社会”的文化教学。倘若汉语教材的内容落后于时代，那么势必影响外国学习者及时了解现代中国的文化变迁。
以往，中国人打招呼的确常说：“吃了吗？”很多人觉得，这是过去艰苦生活留下的印记。向你问一声“吃了吗”就是对你的最大关心。也有学者不完全认同这种说法，质疑历史上长期存在吃不饱饭问题的国家有很多，何以只有中国人几千年来都把它作为常用的问候语呢？认为“吃了吗”与中国人的“重食”文化有关，论据有：殷商卜辞有关年成的占卜特别多；甲骨文中有关祭祀、记时或礼制的文字从食或食器的很多；先人们除了以牛羊黍稷等生食祭祀外，还以多种形式向神进献熟食以表恭敬；古时子女把伺候好父母吃饭看作是尽孝的最重要的内容，不仅以礼法（如《礼记内则》）规定了下来，而且还渗透到人们的言行之中。由此得出结论：“‘重食’意识实际上是通过原始的宗教仪式加以强调并固定下来的，它进而逐渐渗透到政治制度、礼仪风俗、道德规范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把对父母的关心与问候延及一般人，可能就是“吃了吗”这一问候语的文化背景。不论何种解释，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人“民以食为天”的思想根深蒂固。不过，在社会日益现代化的背景下，国民生活的恩格尔系数（指食品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率）在下降，吃饭已不再是困扰国人的重要问题，加上中外文化的互补交融，当今国人尤其是年轻群体已不再把“吃了吗”当作常用的问候语了，更多的是：“你好！”这一声问候，既不囿于时间、地点，也不受双方是否熟识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