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10 | 教育相关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蒙古族统一的国家。元代幅员辽阔，国际交往活跃，城市经济繁荣，蒙汉文化不断交融，相互影响。这种影响反映在妇女的教育中也是比较典型。本文主要从元代女性受教育的内容，以及受教育的方式探讨元代女性的教育问题。
一、教育内容
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是男尊女卑，女子没有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力，但几乎所有的女子都接受了妇德教育，即三从四德、贤妻良母和礼仪等内容。元代女子也没能摆脱这一命运。
（一）妇德教育。
元代对女性的教育，首先重视的仍然是妇德教育，“家之兴废，往往系于女德之何如”［1］。除《女教之书》之类的贤行集锦类外，多数仕宦家庭还把一些礼教经典作为重要的学习内容，如《孝经》、《论语》等。仕宦阶层尤其重视“女德”的教育，无论是女家择婿还是男家选妇，女性“通诗书”都是一个非常优越的条件。如张妇，“自刘向、范晔而下，所记烈女事，无所不观，且雅善鼓琴，喜为诗歌，习之昼夜不倦，如学士大夫。父母以为贤，恒为择对，不肯嫁凡子”。后见“落落有奇节”的张员，（父）慨然曰：“是可与吾女齐。”［由此可见，元代仕宦阶层不但很重视自家女儿的教育，而且要求未来儿媳能知书达理，以期能使家族兴旺发达。尽管对女性的各种限制越来越严密，“无才便是德”的概念却似乎并没有强化。另外，封建家庭主观上期望女性增进“妇（女）德”的修养与熏陶，同时也在客观上为女性掌握文字工具，进而打开文化学习的大门提供了机会。
（二）技能教育。
元代平民女子接受的还有百工技艺方面的教育。这种专门的技艺教育，不是为了陶冶情操、培养兴趣，而是为了养家糊口。如元代对纺织业做出杰出贡献的黄道婆，她将海南崖州的植棉、纺织技术带到内地，使纺织技术有了实质性的改善。从此，棉纺成为农家妇女们重要的家庭技术教育内容。对大多数平民女性来说，纺纱织布可以贴补家用，维持生计，甚至一些女子纺纱织布成为家庭经济的重要支柱，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妇女们的纺织技术通过家庭母教代代相传，使我国的纺织业从元代开始直至明代中后期，一直非常发达。而江南地区的汉族平民妇女的纺织技巧、女红素质甚至成了她们社会地位高低、个人终生幸福与否的决定条件。女子学习“女工”是最基本的生存技能教育。仕宦之家的女子还可以学习书画、琴艺的技能，当然那是一种奢侈行为。以元著名文人赵孟?的夫人管道升为例，她受家庭熏陶与丈夫的影响，不仅长于诗文，还精于书法，尤工画竹。其姐管道杲说：“夫妇人之事，箕帚中馈刺绣之外，无余事矣。而吾妹则无所不能，得非所谓女丈夫乎?”［3］与一般家庭生产技艺传承及仕宦阶层礼乐培养不同，南方有些家庭对其女儿琴艺、歌舞的培养是着眼于“养女蓄利”，女子长大后多充当职业歌姬或媚富求财，甚至典质于人。如浙江长兴“民俗生女则教琴筑歌舞，长利计色，事人取货。岁满，则质他室”。［4］元时由于城市的兴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娱乐业对女性的需求增加，再加上“北人酷爱江南技艺之人”［5］的社会风气，更加刺激了浙江“养女蓄利”的俗尚，个别利欲熏心者“以利诱民家女子，教之歌舞”，以此作为贿赂权贵的资本。［6］总之，元代妇女所接受的教育内容主要的还是三从四德的传统教育，当然也有一些百工方面的技艺，但那也是为补贴家用，维持生计。
二、教育方式
（一）请师学习。
元代时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家庭，往往会请有“德行”的女性充当女儿的家庭教师，传授比较系统的家庭教育。如元宣徽院制使贾公夫人毛氏，曾为武宗皇后女师，“以姆教相之，故恩宠尤异，封绛国夫人”。［7］
（二）拜师求艺。
与文化礼教的传承不同，技艺类学习往往需要跟从专门的师傅、教师训练学习。如歌舞、杂技、杂剧等。如教艺妓歌舞的教师也被称为秋娘，“秋娘教歌舞，声价倾新丰”。［8］说明由秋娘调教出来的艺妓身价颇高。
（三）家庭教育。
与前几种方式相比，最常见的教育形式还是家庭的教育与熏陶。元代官学禁止女子入校，家庭便成为女子受教育的主要场所，她们主要是受其父母、兄弟或丈夫知识的熏陶，再加上自身的天赋和勤奋自学获得一定的知识。这种形式的教育往往要求父母等具有一定的知识水平，所以一般适用于有一定文化背景的家庭。如“学士大夫”的徐氏，便是受父所学。其父徐勉之曾是前朝进士，以文学名于世。［9］一些女性甚至是在儿子的琅琅读书声中逐步识文断字的。如刘氏“未尝入学，子长出外就傅，归，必听其课诵，因问以书，遂能通文理，识字画”。［10］尽管大多数女性的家庭教育只是停留在读书识字的初级阶段，但客观上也为女性提供了接受知识传承的手段与机会。
（四）寺院庙学。
元代虽然学校对女子是禁止的，但宗教庙宇对男女是同样开放的，女性可以参加佛教、道教等各类宗教活动。如佛教僧徒为了争取民众，往往利用寺院向世俗民众举办俗讲教育，宣教弘法。为扩大宣传教育效果，佛教僧徒往往在宣讲中掺杂一些生动有趣的故事，借以传播佛法无边、因果报应的宿命思想，也包括一些粗浅的文化知识。在僧侣通俗布道中，文化知识随同佛道教思想一起渗透在民间女子的意识中。
元代后，随着理学思想影响的日益深入，特别是明代“女子无才便是德”思想的兴起，女性教育步履维艰，如明温氏在《温氏母训》中说：“妇女只许粗识柴米鱼肉数百字，多识字无益反有损也。”［11］清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清人郑观应在评论当时的社会风气时也说：朝野上下拘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俗谚，多不让女子就学。［12］女性受正常的文化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丧失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