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时期的美术教育之我见

一、美术教育“大跃进”的特征

1、党对美术教育的领导权与政治挂帅

美术事业繁荣发展,关键在于党的领导,抓方向，抓思想。现实生活变化无穷,美术工作者只有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才能发掘出富有革命意义的题材,创作出动人心魄的作品,才能在这样巨大变革的时代里,积极地发挥创作能力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此，首先要“政治挂帅”，对教育者、学生的思想与艺术观等进行强力的“改造”，确保对党的坚决服从、社会主义美术教育方针的贯彻和教学思想的“纯化”。通过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文艺政策，明确“航向”；通过“向党交心”完成“自我改造”；响应“上山、下乡、下厂、下部队”，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成为工人阶级的忠实战士；通过“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与“兴无灭资”的思想斗争达到“领导权”的绝对占领。毫无疑问，思想改造的结果使被改造者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观、艺术观上有了极大的或根本性的改变。并由此直接导致了艺术题材、艺术风格、艺术语言的转变与革新，从而使艺术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傅抱石在《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不同》一文中说：“几年来，我深深体会到一个中国画工作者当前最重要的关键性的迫急的任务，首先是拔白旗，插红旗，争取政治挂帅。只有如此，我们才有武器和勇气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才能古为今用，笔墨一新”。

2、美术教育理念与美术观的激烈斗争

自建国8年来，文化工作在党的领导下有了很大发展和提高，但在文化部门的工作中还存在着教条主义和保守思想。在文化队伍中,资产阶级思想和作为资产阶级思潮的修正主义影响还相当严重。这就产生了文化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缺点,因此在文化工作中必须继续进行两条道路和两种方法的斗争。斗争的严峻性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鸣放”上得到了充分反映。“本来，我们提倡学术上不同意见的自由争论和艺术上不同风格的自由竞赛，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我们相信工人阶级有力量能够通过自由竞赛、自由辩论的方式在文化艺术上战胜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右派却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解释成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否定；他们十分讨厌思想改造运动他们的目的并不在开展甚么学术辩论和艺术竞赛，而只是企图利用这个口号来卷起一场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浪潮。”由此可见，艺术观的分歧已经远远超出了艺术范畴，陡然上升到阶级斗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层面。“否定或贬低社会主义文艺的成就，说社会主义文艺不真实，说在我们的社会里没有‘创作自由’，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和修正主义者反对社会主义文艺的主要论点。很明显，他们攻击的目标不只对着文艺本身，而是对着整个社会主义制度。”1958年《美术》杂志5月号发表了一组题目为《大破大立，向党交心，红透专深》的文章，详细介绍中央美院、中央美院华东分院、中央工艺美院等几所高等美术院校的师生“交心”活动。编者在按语中说：“‘双反’运动以来所揭发的许多事实表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艺术思想的泛滥也确实是严重的。这就要燃起兴无灭资的烈火，把一切歪风邪气烧个干净。”可谓硝烟味十足。8月20日《人民日报》更是高擎“革命”的大旗，极力发出了“所有高等学校必须放手发动群众，拔白旗，插红旗，展开两条道路的斗争，保证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切实贯彻，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号召。这种斗争性贯穿于整个大跃进时期的美术教育之中，包括“中与西”、“古与今”、“为艺术而艺术”与“为政治而艺术”、创作上的“多快差省”或“少慢好费”等方面。

3、美术为工农兵服务的群众路线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是在1942年《毛泽东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直到大跃进时期文艺界为贯彻这一文艺方针一直进行着不懈的斗争。在美术教育界如此的加以行政干涉，思想如此之“左”，成为了一道独特风景。这可在“艺术教育大跃进竞赛目标”中窥见一斑：首先必须坚决地贯彻阶级路线,培养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今后五年内全国艺术院校中工农学生的比例要达到60%到70%,各校教职员中的左派达到70%。在坚决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教学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针下,开明科学研究工作,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保证为国家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掌握先进艺术技能,继承和发扬我国民族艺术传统的优秀劳动者。争取在今后两三年内做到节约国家经费的一部、大部或全部。这一“竞赛目标”喻示着，为更好贯彻“艺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艺术院校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比如增大“工农”生源的比列；增大教职工的“左派”比例；调整课程设置以解决“口径问题”；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与“先进技能”的劳动者；对艺术观、创作观进行“改造”等等。其实，“艺术为工农兵服务”本质就是要艺术面向大众、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就要求美术院校的教育者，首先要“自我改造”成一个合格的“无产阶级的文艺工作者”。其次“，做一个无产阶级的文艺工作者,首要的任务就是塑造工农兵的典型形象,刻画社会主义的时代风貌，在作品中发出我们时代的最强音！”也就是在艺术实践上要秉持“无产阶级的创作观”。为此，“文艺专家和广大文艺工作者应当深入工农兵，把最好的作品献给他们；同时应善于向工农兵学习，从他们那里取得养料，并把群众的智慧和创造集中起来，加以提高。”再次，在“传道授业解惑”的过程中，认真贯彻“党的文艺路线”，与“为艺术而艺术”、“追求唯美”等资产阶级观点彻底决裂，为社会培养“红专深透”的一专多能的合格美术工作者。第四，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并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例如积极参加“上山下乡”活动，积极参与宣传国家政治政策的美术创作与“群众美术辅导”等美术普及工作。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并不是把表现工农兵的意义绝对化和选材唯一化，而是要求艺术家具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把表现工农兵作为贯串美术创作的一条主线，尽量多表现时代生活，其他选材也要多表现时代的情感。这也是提出“双百”政策的缘由，尽管在具体贯彻过程中不可避免发生一定的偏离。

4、美术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

长期以来，由于“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没有坚决认真贯彻，资产阶级文艺路钱、教学方法没有彻底打倒；资产阶级艺术思想及个人主义思想作风相当严重地存在着。”因而在教学中导致了“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关门提高,使许多学生轻视甚至讨厌劳动人民,轻视普及,钻谋个人成名成家，追逐名利。”为根本改变这种状况，达到“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根本任务，就必需坚决贯彻“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方针。贯彻与实践这一方针过程中所表现来的激进性是以前任何美术教育所没有的，却成为这时期美术教育的典型特征。例如，“三勤”（勤俭办学、勤工俭学、勤俭生产）、“三放”（下放到工厂、农村进行劳动锻炼；开放学校大门和有关方面协作发展生产；干部下放到系、班去参加教学生产）等具体措施的实施，可以说是破天荒的“发明”。当然，“这是一次根本的改革,不光有经济上的效益,而且是政治、思想上的革命。”最终,使美术教育家和学生（美术工作者）真正做到了工农结合，不仅搜集了创作素材，最主要的是改造了思想，解决了美术教育“政治与业务”的结合和“又红又专”问题。切实提高了教学质量与教学效果；促使了美术教育与实际的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真正实现了学生的全面发展；真正解决了长期以来存在的“口径”不合问题；同时可以解决普及和提高关系,明确提高的方向；在实践中解决了继承传统与学习外国等问题。学生实行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后，还为国家节省大量了建设资金。

5、“多快好省”与“普及与提高”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指出，文化大跃进有事业跃进和思想跃进两个方面。事业的跃进必须配合经济的发展，同经济的发展状况相适应；思想跃进应当走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最前面，思想循着共产主义的方向跃进。这一点在美术教育上有了充分的体现。比如中央美术学院党委公布了跃进规划纲要草案,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群策群力,苦战五年,建成共产主义的美术学院”就是思想大跃进。表现在“事业”的大跃进上则有美术学校、美术系、辅导班、美术专业、工厂的大量增建与增设，美术工作队伍的大量扩充和美术家创作量的增加等。如此才能符合“多、快、好、省”的革命形势的要求，才能达到“普及与提高”的目的。在具体实施中，美术院校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体制、课程编排上大胆破除不合理部分，在教学与实践中不同程度践行着“多快好省”的理念。创作上，多数美术家认为：“多快好省不仅不与美术创作矛盾,相反促进了美术创作的繁荣。过去,有些人认为‘赶任务’赶出来的作品是不会好的,但如今许许多多‘赶’出来的作品质量并不差,而且有新的创造。问题在于思想解放和革命干劲,只要有了这两样东西,创作生产力就得到了解放,一切迷信都可以打破。”这一理念在美术创作中的体现就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及时性、审美趣味的大众化和创作数量的高产。例如，中央美术学院在“跃进一周”会上向其他院校提了“要把首都雕塑化、壁画化”的挑战。完成反映大跃进和总路线为题的壁画138幅（大者为三百余平方来、反美英侵略的壁画除外）；版画36种，共印3次，为1350张；各系教员在中山公园为工农画像和出售国画共210幅事实上，“多快好省”和“普及与提高”是相辅相成的，是互为因果的。这也是美术教育“大跃进”的一个重要特点。周扬说：“在文艺工作中实现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重要的问题是要解决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文艺的根本方针必须是普及为主，普及与提高正确结合。从思想的角度说，正确处理文艺的普及与提高问题的关键在于文艺工作者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在于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应当用工农兵群众的思想改造文艺家的思想，用群众的创作丰富专家的创作。”普及与提高问题的解决，无论专业人才、业余骨干的培养，还是专业知识的普及、美术作品的生产，美术教育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对美术教育“大跃进”的评价

作为上层建筑的美术教育“大跃进”，与工农业大跃进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对于其功与过，亦当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尽可能给出一个客观评价。首先，就政治角度而言，艺术服务于阶级，服务于政治，服务于政权是理所当然的。因此，美术教育“大跃进”的具体政策的制订都是紧紧围绕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一中心观念来丰富与发展的，贯彻“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方针和“多快好省”的工作路线。因此，这一时期的美术教育就成了一个集政治、经济、艺术和文化于一身的集合体。它不仅仅担负着传播国家的艺术教育政策、培养又红又专的专业和业余美术人才，扩大革命队伍的责任，更是执行国家宣传政治政策的创作任务与美术普及的中坚力量，以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发展。这是时代的需要，更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其次，就文艺观而言，美术教育的“大跃进”依然是对毛泽东“大众文艺”观的秉持与发展。强调艺术“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坚持“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的文艺创作观，努力创造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艺作品。同时坚持“普及与提高”与“多快好省”的原则，毛泽东说：“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条件。”这一文艺观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符合“毛泽东时代”特定历史背景的。但由于思想的大跃进，在实际的贯彻过分程中导致了过分强调创作主题的政治化而忽略了艺术性，很多作品成为了政治口号的图解，艺术含金量低，严重违背了艺术创作规律。
  当时虽然国家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由于某些文化部门和领导的官僚化、行政化，导致对这一政策的严重误解与偏离，甚至很多艺术家因不同艺术观的“鸣放”而上升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层面而被批斗。事实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坚持的“任何阶级社会中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观点并没有割裂政治与艺术的联系，只是更侧重政治标准而已。周恩来说：“政治标准不等于一切，还有艺术标准，还有个如何服务的问题。服务是用文艺去服务，要通过文艺的形式。”但是，由于某些当权的“执行者”对这一文艺评价标准的把握不当，由于过度夸大美术的社会功能，甚至把它作为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忽略了美术的自律性，不但导致了美术教育不必要的损失，而且影响了艺术的健康发展。就创作成果而言，虽然数量上大放“卫星”，但精品相对稀少。从这稀少的艺术性、思想性较高的美术佳作中，欣喜地看到了对美术题材的拓展、表现形式的探索和对“厚今”思想的重大转变，并形成了鲜明的“革命浪漫主义”时代风格特征。历史的车轮我们无法阻挡，但很多遗存的美术作品却见证了历史，即便那些苍白的作品，因表征了特定的时代信息和图像语系，而具有弥足珍贵的历史价值与文献价值。大跃进时期的美术创作的价值就恰恰在于此。因此，对于“美术上虽然在跃进的年代产生了数以万计的作品，但能够在美术历史上存留的，几乎和逝去的时代一样，荡然无存”的论点是有失公允的。再次，从教育学的角度看，美术教育的大跃进严重违背了教育教学规律，违背了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的原则，没能够充分发挥师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泯灭了个性发展，挫伤了很多师生的积极性“；拔白旗”等批判活动既是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又造成了人际关系的紧张；长期的上山下乡，停课生产，改造思想，打破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成材率低，教学成果相对较差，造成了很大的智力、人力、物力浪费。当然，这也使艺术走进了生活，密切联系了群众，令艺术创作者具有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扭转了部分艺术家的偏见，使艺术真正走进了生活。
  美术教育的普及性使得众多美术爱好者得到了一定的受教育机缘，打破了只有少数“优秀者”（包括良好的专业基础和文化基础）接受美术院校教育的藩篱。同时对提高群众美育和文化认知水平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民族、民间美术遗产也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对此不能一概否定。另外有几点还须注意：一是美术教育政策在具体贯彻中的不一致性，也使得某些艺术家在巨大的精神矛盾和困难条件下进行不懈的自我探索。一是很多艺术家对教育政策做了积极响应。还有就是有的“学院的领导在执行‘左’的政策还能对了解群众实际和艺术规律有所注意。”这就导致了当时美术教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作者：张荣国 单位：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