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10 | 香港电影论文
一.“杜氏”警匪电影中的宿命与悲观
传统英雄主义的表征不复存在，类似于吴宇森电影中“正必压邪”大团圆式的结局在杜氏警匪片中不再可见。英雄的漂泊及命运走向的不确定为英雄主义的表述笼上一层沧桑的浮尘。
1.社会变迁的渊源。即便是英雄也同样背负着归属感的失去和对自我身份指认的困惑。“九七情结”改变了杜氏警匪片原有的叙事。在香港因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回归之前始终被夹杂在殖民文化和大陆文化的困顿中。一直以来，港人希冀这种无限漂泊感的终结，迫切需要得到世界的认同与尊重。这一时期港人需要英雄，于是银幕上各种英雄形象鳞次栉比出现———他们是港人集体无意识的代言。电影导演“把香港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的地位和处境设计为电影中错综复杂的情景，设定一个形象作为香港化身，通过他的性格、思想、感情、情绪表达香港人的愿望，也通过这个形象直观自身，理解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处境”。③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祖国，最终得以实现归属的愿望，中华文化渐已融入港人的生活，之前香港制造的“集体英雄神话”不再有用武之地。在杜琪峰的警匪电影中从《无味神探》到《夺命金》，警察已不再纯粹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英雄形象，而是侧重表现警员的普通公民身份。
2.浓重的存在主义色彩。存在主义哲学大师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说“只有死才排除任何偶然的和暂时的诀择,只有自由地就死,才能赋于存在以至上目标。”④杜琪峰警匪电影充满各种偶然性，英雄角色难逃宿命的安排和孤独荒凉的结局，英雄与死亡之间往往有必然的联系。《放逐》中的五位杀手因为情义再次聚首一起对付大飞，却因种种偶然没能逃出命运的摆布。阿和死后，其余四人行走在荒芜的郊外，昏黄的影调映射出四人浓重的宿命感和悲壮的生命底色。枪手只将前途命运交给手中的硬币，并且听之信之。枪战在杜琪峰的镜语中是偶然的游戏，英雄的命运也在游戏中左右摇摆。“任何偶然不是一种假象，不是一种可以被人消除的外衣；它就是绝对，因而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⑤在大命运前所有人都是过客：押运警察弃明投暗，枪手患得患失，一切都像无垠的浮萍，时而荒谬时而又在情理之中；影片中多次出现的简单的问题：“去哪儿？”“往哪走？”实际上是英雄宿命论的一种表现。同时，从另外角度看，这种表达也映射了现代人的迷茫。此种问题在世纪末情绪中显得尤为突出。
二.英雄形象的重构
杜琪峰警匪片中的英雄是宿命的、漂泊的、孤寂的，新形势下的英雄主义被解构打碎，阐释较为消极悲观。影片中表现出对传统英雄主义反叛的姿态，消解英雄主义的宏大叙事，英雄主义意识形态神化逐渐解体，呈现出去英雄化的倾向。然而，杜氏并不否认英雄的存在，而是以平民化的路线让传统“被神化的英雄”回到生活中，并以社会变迁为背景，重构现实中的英雄形象。
1.英雄概念属性的转向：去英雄化杜琪峰警匪电影大有“江湖不在，英雄破落”之势，去英雄化是反英雄主义的核心。影片将传统警匪片构建起的“英雄崇拜体制”完全打破：警察并不总是正义和胜利的代表，匪徒并不总是纯粹邪恶的化身，警匪之间往往是一种猫捉老鼠的游戏；破落英雄随波逐流，苟活在现代文明中难以实现自身价值；“杜琪峰迷恋的永远是在现代文明中苟活的，现实中无足轻重但关键时刻能爆发出英雄本质的小人物。比较扭曲，有朦胧的道德观，对工作执著，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正义感。”⑥《PTU》中警察英雄已不再，反是被塑造成正邪不分的暴力分子，传统价值观中对警察的正义形象被颠覆。《大事件》中警察又一次受到公众质疑，警方努力希冀通过媒体维护集体形象，暴露出传统英雄形象被建构假象。在《暗战》中，英雄特质在警察与匪徒身上出现换位，英雄没有黑白之分，影片只在乎他们身上反映出的英雄特质。
2.平民化路线：对家庭、情感的皈依。在杜琪峰个别警匪片中表现出英雄对家庭的向往，而不是依靠暴力渲染英雄气质。英雄形象走下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坛，颠覆了观众对英雄原有的期待。“与现代城市社会相适应的是夫妇平权的家庭制度，家庭的核心功能是满足感情的功能”⑦，杜琪峰警匪电影中的英雄多半表现出对家庭和情感的皈依。电影《放逐》中的枪手阿和逃离混沌的黑道生涯，有了自己的老婆孩子。曾经的枪手只将子弹零星散落在抽屉里，脖子上搭条破旧的手巾开着破旧的货车置办生活用品。阿和为了妻儿的安宁重操旧业，而每当同伴们不知去哪里的时候他都会说“回家”，对家的渴望是英雄内心的呼声。照顾家庭中的妻儿勇于承担家庭责任成为英雄的另一种阐释，这种表达和传统英雄主义倡导的黑色暴力美学大相径庭。回归后的香港人似乎更乐意接受完整的家庭和平静的生活，更乐意接受生活中的英雄，而非双手持刀打打杀杀的莽夫。电影正迎合了受众的接受心理：人们更向往平静的生活！这也是近年来香港电影不再出现类似于《古惑仔》之类电影的原因。
三.英雄与社会现实
现代社会多元价值观也促成杜氏电影“反英雄主义”的表达。这是一个各方以利益诉求为目的的年代，江湖道义、英雄崇拜黯然失色，英雄深化成为过去式。这些草根英雄的在新的环境下出现信仰危机，且备受社会中各种现实问题的困扰。
1.对新秩序下社会问题的观照。杜琪峰是个造梦者，但他并不总是徜徉在“黑色美学”的世界里。作为香港电影的坚守者，杜琪峰事业的发展和香港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对九七回归的隐忧，到新秩序建立后警匪类型电影的整体走向都有独到的思考与见解，新时期杜氏警匪电影也将香港社会发展的大环境囊括其中。以《枪火》、《PTU》、《夺命金》为例，电影从侧面揭露出香港警匪关系的复杂性。电影中黑白两道尔虞我诈，时而立场泾渭分明时而又含糊不清。警匪关系好似猫鼠游戏，既有沉沦的警察，也有正义感强烈的匪徒。影片《夺命金》又将警匪关系构置在一场经融风暴中，通过复杂合理的情节设置，突出股市跌涨、金融风暴对香港各阶层百姓的影响。警匪关系只占到部分篇幅，更多的是通过诸多个体的遭遇投射经济社会宏观语境。《黑社会》也描述了黑道群体的新秩序：黑帮分子不在靠打杀谋生，现在是生意的年代，先前情意深重的江湖道义已然落后过时了。
2.女性意识觉醒。在传统警匪电影中女性角色基本处于从属地位，并非英雄主义必须囊括的范畴，多数时候是以角色符号属性出现。而在“反英雄主义”语境的表达中，女性角色成为影响男性做出英雄行为的重要动因。“女人不仅被文化生产，而且是新的文化的生产者，这一从文化客体向文化主体的转化，是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高度概括。”⑧女性因其特有的阴柔之美在关键时刻亦能爆发出英雄气质，这一点和杜琪峰英雄角色属性的不确定性一脉相承。电影以此侧面表现出现代社会对女性的尊重以及女性意识的觉醒。《无味神探》属于此类最典型的影片，男主人公最后不但原谅妻子所犯的错误，更能反思自己身上的问题，接纳妻子的一切。《夺命金》中警员张正方面对巨大的工作压力和生存压力，妻子Connie想尽快置业拥有稳定的家庭生活。张正方突然多出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两人的情感走向崩溃的边缘。关键时刻Connie宽容地留下小妹，为张正方构筑稳定的家庭保障。上述影片均是在探索普通女性之于男性英雄的影响。
3.自由民主精神的探索。香港因其特殊的制度有着特殊的社会属性。杜琪峰警匪电影从某种角度投射出对自由精神的向往和对民主秩序的追求。“有些学者把香港的社会意识形态属性概括为：‘以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为主体，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和殖民文化深刻烙印的，多元化混合性意识形态’。”⑨“‘一国两制’政策，更在理论上明确了香港资本主义与内地社会主义可以并存。”港人治港，正是基于这些理论得以实现。香港对自由民主精神的探索在杜琪峰的电影中有所体现。无论是漂泊的英雄还是洒脱的警察，这些英雄角色同样有相对自由的价值观追求。电影《大事件》更将香港媒介的社会影响功能大胆渲染出来。这部影片看似一场警匪抢夺战，实则是对香港媒介“话语权”的质疑。“它所引发的探讨是掌握了话语权的媒体如何异化自己的责任，如何在玩弄话语权力的过程中实现社会引导和商业利润”⑩，同时更对警察的违背社会职责的“作秀”行为提出批判，警察的英雄形象再次颠覆。
本文作者：徐晓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