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青瓷审美的作用因素

一、宋代社会政治环境对龙泉青瓷审美文化的影响

宋代经济的富足与军事的积弱，直接影响了文人士大夫的群体性格，使宋人失去了汉唐那种博大开阔的眼界与奋发向上的理想，代之而起的是寄情山水、游戏人生的享乐型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因此，宋代从皇帝到士大夫，皆集风雅词客为一身，入世做官，出世做仙，品茶斗酒，吟诗作画，可以说，他们一生都沉淫于享乐文化之中。于是，宋人的审美文化也就在享乐型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环境中逐渐形成。相对于唐朝国强军壮、名震四海，宋代则是国弱军疲，偏安一隅。由此，唐宋两代生发出的审美文化截然不同：唐人崇尚的是强者的激情，以及表现出气吞云梦、雄壮豪迈的阳刚之美；宋人抒发的则是弱者的忧思，他们更喜好淡泊闲适、宁静优雅的阴柔之美。随着宋代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社会上出现竞相收藏名人字画、精美瓷器之风尚。为适应和迎合当时以“尚韵”为美的审美需求，各地瓷窑竞相模仿、创新，以致新的釉色、造型和装饰手法层出不穷。龙泉窑在这一大环境下，通过对坯料、釉料及烧造工艺的改革，烧出了著名的粉青釉和梅子青釉两大品种，形成了含蓄典雅、端庄隽永的艺术风格。龙泉青瓷这种能媲美翡翠的审美特征和素雅简练的造型，正符合了宋代文人士大夫温文儒雅、沉稳内敛的心理需求，所以大受社会有闲阶层的欢迎和厚爱，龙泉窑也迎来了历史发展的巅峰时期。

二、宋代禅宗思想对龙泉青瓷审美文化的影响

禅宗是印度佛教与中国传统儒道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的佛教思想，它兴于唐却盛于宋。禅宗对宋代文人的行为方式、艺术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宗慧能大师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首偈语诗道出的正是“顿悟成佛”的禅宗思想，提倡人要“净心”观照宇宙万物，才能体悟万物之本质和生命之意义。人“成佛”还是“成凡夫”都在一念间，有与无、彼与此都没有绝对的差异和界限。所以，一念间之转换，便能领悟到人生之真谛。这种境界，对宋代文人断除烦恼，获得心灵的宁静与和谐，无疑是极好的归宿，因此，参禅悟道很快就被他们所接受，并盛行一时。受禅宗思想影响，宋文人困顿之心豁然开朗，于是寄情于山水，游艺于书画，疲惫之心终于得到彻底的宣泄和放松。禅宗思想深入到了宋代文人的心灵深处，不但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态度，更影响到了他们的意趣爱好与审美情趣，从而逐渐建立起简约、淡雅的审美观。以粉青、梅子青为贵的龙泉青瓷，色泽柔和、清澈透明，给人以宁静、悠闲、舒适的心理感受，这正与禅家“空灵”“虚静”的审美境界相契合，是禅宗所提倡和追求的心境。中国美术学院陈淞贤说，“龙泉青瓷是一门‘禅’的艺术，它的审美移情，并不完全依赖于视觉，而更多的依靠心觉，甚至是听觉、触觉，它主要是通过‘心悟’进入审美境界，因此，它排斥一切有损于成色的人为加工。”②的确，许多宋代龙泉青瓷常素面无纹，价值却像玉器一样，只在于其形制、颜色，以及那种圆润的触觉，看似为普通的生活器物，却带有深刻的精神内涵与艺术韵味，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文人进入禅道的境界，是其理想的化身。禅宗是东方文化的奇葩，集中国儒释道思想之精华，其讲求韵味与余情、空灵与疏淡的审美思想，对宋代文学、书画甚至工艺美术的发展影响深远。龙泉青瓷能在宋代大放异彩，达到历史高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禅宗美学思想选择的必然结果。

三、宋代文人画对龙泉青瓷审美文化的影响

艺术是现实生活的高度概括，如果说宗教画反映了初唐社会幻想极乐世界的精神面貌，“仕女画”代表了盛唐上层社会繁荣富贵的审美风尚，③那么，宋代文人画则表达了当时文人士大夫乘兴挥写、游戏笔墨的审美情趣。苏轼是当之无愧的大文豪与艺术巨匠，是宋代尚意新风的领袖人物，他在《书朱象先画后》云，“能文而不求举，善画而不求售，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而已。”苏轼强调绘画的非功利性和娱乐作用，他认为作画要不媚俗于人，不逢迎于市，逸笔草草，不求形似，他崇尚的是清雅悠远的意境与天趣自然的内在精神。苏轼认为只要有内在精神，有天然意蕴，“凡物皆有可观”，山石花草、杯碗盘碟，都可以寄托情怀，慰藉心灵。他在《超然台记》中提出，“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苏轼审美观是宋代文人审美思想的代表，这种强调器物内在意蕴与天趣自然的审美理念，不但对宋代文学、书画艺术的风格影响巨大，甚至对宋代工艺美术的发展也有不可忽略的影响，使这些姊妹艺术之间保持着相近的美学旨趣。杭间曾说：“即便如陶艺等技术性很强，纯由匠人运作的门类，也能较好地体现同时代以文人为主流的审美思潮，并与绘画结合，与艺术潮流保持同步，可以说在整个中国古代工艺美学思想史中，宋代的工艺美学思想是与同时代的哲学、美学思想步伐最一致的一个朝代。”④“将宋瓷置于文化的背景下审视，我们体会出一种意味之美……它蕴含在宋瓷中，也表现在宋代文人画和宋瓷里”。⑤正因为文学、书画与工艺美术有着相近的美学“意味”，这些姊妹艺术之间必然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从书画与工艺美术的影响上看，宋代文人画对龙泉青瓷装饰风格的影响显得尤为直接与深刻。如南宋龙泉青瓷图案装饰就以笔简意足、疏淡简远为主要特征，寥寥数笔，极为生动而富有韵味。对此，朱伯谦在《龙泉青瓷简史》中写道：“寥寥几笔就是一尾摇鳍摆尾活跃于水草中的游鱼，或是几朵含苞欲放的莲花和迎风摇曳的荷叶。……这一幅幅生动逼真、栩栩如生的画面，说明本期（南宋）瓷器的装饰，已由以前呆板的图案转变为生动活泼的写意画。”⑥虽然龙泉窑的能工巧匠与同时代的文人士大夫相比，在文化涵养上有文野、精粗之分，但那些青瓷画工的审美理念与绘画技法，或直接，或间接，但必然会受到文人画家的影响，因为他们很清楚哪些产品更易受到藏家的欢迎与喜爱。从实物上看，龙泉青瓷装饰绘画风格，由北宋时的繁复、呆板变成南宋时的简洁、生动，与文人画所追求的疏淡简远、流畅写意的审美思想是一致的。

四、宋代对外贸易的发展对龙泉青瓷审美文化的影响

宋代朝廷一直重视海外贸易，推出了许多有利对外贸易的政策措施，先后在广州、泉州等处设立对外贸易机构，并派内侍到海外招徕贡市贸易，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靖康之难”后宋室南渡，建都临安，经济实力很弱，急需重建社会秩序，为补充经济不足，大力发展陶瓷对外贸易，加上龙泉地处东南，受战争破坏小，水上交通运输方便，以及航运技术的发展，产品通过瓯江直抵温州，再由海运出口，可销往亚、非、欧三大洲，这些因素都大大促进了龙泉青瓷对外贸易的发展。宋代龙泉青瓷热销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国家，其深层原因离不开中国文化的因素。这些国家无论从其历史渊源、人文理念还是生活习惯上，都与中国有着紧密的联系，都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日本人在崇尚自然美的同时，一方面受中国的影响，具有东方的美学思想；另一方面，或许由于其内心潜在着灰心、胆怯、心中无底，对人对物都怀有某种歉疚的潜意识，使日本人对悲伤、痛苦、失望、沦落寄予了较深的理解和同情，进而表现出对自省、寂寞、孤独的偏爱。因此，自然、闲静、幽玄的情绪综合构成了日本审美的主要情调”。⑦日本人“灰心、胆怯”与宋代文人的心境有些相似，他们崇尚的“自然、闲静、幽玄”之意趣，正是龙泉青瓷所传达的审美精神。所以，日本人对宋代宁静优雅的龙泉青瓷倍感亲切，喜爱有加。对此，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研究士金英美先生说，南宋在社会文化方面对日本的影响非常大，“当时社会领导者引领了这种对中国文物的收集，日本许多文字记载中，都有关于龙泉窑青瓷的。在日本许多县及首里城等地都发现了大量古代流传下来的龙泉青瓷，反映了当时日本人特别喜爱龙泉青瓷”。⑧又如，古代韩国人的审美思想与宋人极为相似。韩国前博物馆馆长郑良谟在《高丽青瓷》一书中说，“古代韩国人认为所有一切都属大自然，神也包括在内。任何表面的粉饰和虚华都将在大自然的朴实中黯然失色。人与自然的完美的结合，才是美的至上”。⑨古代韩国人对青瓷的审美追求，几乎就是宋代龙泉青瓷的样式风格，“韩国美术在单纯、简洁的表现中追求美。这个单纯简洁不仅在造型上，而且在阴刻、阳刻、附着的装饰物及颜料的效果上也是一样”。⑩所以，简洁典雅的龙泉青瓷在韩国大受欢迎，与宋代同一时期的韩国青瓷，甚至就以龙泉青瓷为审美参照。而远离中国的波斯、埃及等非洲诸国，虽然在文化与审美习惯上与中国相去甚远，但富有东方特色的龙泉青瓷，亦大受其君王及人民的喜爱。其原因，日本陶瓷专家三上次男在《陶瓷之路》中分析道：“中国陶瓷之所以被重视，当然是因为它确实是优质品，并且相当珍贵。至于数量巨大的仿制品的产生适应了当时人们的喜好，受到普遍的欢迎，这完全说明在当时的埃及兴起了中国热，中国式样在埃及盛行。”而且，“陶瓷器方面的中国风格的流行，是波及整个中东地区的”。所以，各阶层人士无不把龙泉青瓷作为最珍贵的艺术品来欣赏与收藏。由此可见，不管是近邻之日本、韩国，还是远离中国的波斯、埃及，都非常喜欢龙泉青瓷，尤其是对龙泉青瓷青翠欲滴、通透如玉的审美特征，都持高度认可与欣赏的态度。海外人民对龙泉青瓷的审美态度，通过供不应求的热销状况反馈到国内，更加坚定了龙泉艺工的信心。于是，他们又扩大生产，增大规模，最终使龙泉窑发展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窑业中心。

本文作者：王泽玖 单位：丽水学院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