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文学史的历史认识

回顾“十七年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建构历程，会发现其在整体叙述中呈现出“被压抑———被激活———被固化”的历史过程。隐身于这种进程背后的，是人们对于“十七年文学”整体思考和细部开掘的深入，更是人们历史思维的悄然变化。如果轻易地将“十七年文学”表面的繁荣与“整体文学”或“文化研究”的当下语境相挂钩，就无法对“十七年文学”的“历史化”做出任何有益的认识。因此，应当从“认识论”的角度勾勒“十七年文学”整体评价的历史嬗变，具体考察在不同的历史语境和历史思维下研究主体对“十七年文学”的历史认识。“十七年文学”的最初叙述开始于“十七年”期间，但真正的“十七年文学”历史化进程实际上开始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十七年文学”作为当代文学的研究范畴，在198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是被放置在“现代文学”与“八十年代文学”的对立面上加以叙述的。“文化大革命”之后，知识界与主流意识形态高度一致的“共谋”，建立起了强大的历史预设。这一历史预设的主要手段就是不断通过对“历史叙述”的控制，将历史当事人的历史记忆纳入到统一的意义体系和阐释结构中来。因此，在这一阶段内，研究主体对“十七年文学”不再是“现场批判”式的叙述，那些从历史现场走出的人，开始纷纷调整自己的历史思维。无数的历史碎片被重新整合和建构，“十七年文学”此时被建构为一种“抽象的存在”，从而完成了它的整体性并被确立了“历史本质”。在1980年代初出版的几部影响较大的文学史著中，普遍将“十七年文学”看作是思想僵化时代个人崇拜和文化专制主义的产物。在“人道主义”旗帜和审美本质论的思维下，“十七年”变成了非人性和非文学的年代。在这一阶段，现代文学的“历史化”基本完成，现代文学研究的“知识谱系”以及对历史本质的设定，都为当代文学寻求学科的独立性和建构自洽的知识体系带来了阻碍与焦虑。“新启蒙”所仰仗的“人的主体性”和“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思维起点，过于武断地申言了“五四文学”和“八十年代文学”的“正确性”，而刻意将“十七年文学”置于单一的政治语境中，于是“十七年文学”的“错误性”就成为不证自明的定论。此时的“十七年文学”实际上成了“文学史的十七年文学”，在带有强烈偏见的历史思维下，那些能够被人们记忆、阅读、推理、想象、表现的“十七年文学”，都是一种历史的叙述而非历史本身。我们知道，历史哲学实际上为具体历史经验的表述提供的是叙述的形式，然而，这种形式最终决定着研究主体要挑选怎样的原始经验，并如何将其带进历史思维。显然，这一阶段的“十七年文学”研究，由于“新启蒙”的历史预设取得了高度的合法性，不得不压制了“十七年文学”的复杂性、多样性与独异性，而力求采取最符合此时历史语境的叙述方式并选择最有利于自身历史思维的原始经验。然而，当我们今天从历史认识的角度看待此时“十七年文学”的文学史叙述时，并不应该对这种“颠倒”的历史有过多的指摘，因为所有的历史研究都无法真正抵达历史的实在。我们所看到的历史，并非经验的原貌，而是一种经验的构造，一种借助思维由经验编织而成的“实在”。正确的姿态应当是努力寻求不同的历史经验中那些对历史发展有益的更为合理的构造，而这一合理性的前提是尊重经验与意义体系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进入到1990年代，由于后现代语境逐渐产生并进入到文学研究的观念和实践层面，一元的“历史本质论”和现代文学的“正史”身份不断遭到质疑及挑战。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谱系学”对传统的史学观念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重新整理历史成为许多研究者试图突破1980年代“十七年文学”研究单一化、片面化的努力方向。因而，在1990年代，当中国现代文学向纵深方向开拓并取得长足发展时，“十七年文学”由于前一阶段的历史定性，进入到研究的冷寂期。直到1990年代末“重写文学史”这样新一轮历史重释运动兴起，“十七年文学”才重新又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并成为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中最具活力的一部分。“谁能够讲述历史，什么样的历史能够被讲述?”［1(P1)］“文学史扮演了怎样的角色”［2］，这样一些面对历史认识论的深刻思考而生发的新问题，都对1980年代以来研究主体以同质化、一体化方式言说历史的状态形成了观念层面上的质疑。同时，由历史思维、主体观念的变化所带来的实践层面上的创新，虽然可以视为1990年代末至今“十七年文学”历史化的积极探索，但也呈现出方法与困境、洞见与误区并存的研究现状。

一、“重写文学史”的焦虑与“纯文学”情结。1990年代末和新世纪初出版的几部当代文学史，对“十七年文学”所进行的历史重释，仍可看作是1980年代历史重释暧昧和隐蔽的发展与继续。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十七年文学”做出新的思考和建构，并给文学史的写作增加了许多活力和多重尝试的可能性。以董健等人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为例，可以看出他们仍然要求“真实地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的根本特征与历史定位”，并将“人、社会和文学的现代化”［3］(《绪论》)看作是文学史的标准与写作逻辑的起点。这样一来，就使得文学史的写作与研究再次陷入如何厘定审美标准的纠缠之中。强调文学作品对受众“艺术感受”的培养，从而勾销了文学史知识在历史经验总结和反省上的重要性。这样的“历史化”，表面上对“十七年文学”采取了冷静、客观并带有距离感的审视和判断，却无法真正跳出二元对立的研究模式。因此，我们很难说“重写文学史”究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还是对1980年代“新启蒙”文化氛围的隔时回应。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当中，尽管试图突破过去文学史书写中单一的政治———审美尺度所确立的逻辑框架，并将“十七年文学”置于整体的思潮性视野中考察其意义生产的社会机制和政治机制，强调“回到历史”的研究方法，但还是不能完满地解决种种无法自洽的困惑［4］(P86)。这种困惑来自两个方面:首先，当作为文学史，而非文学史的时候，文学到底是要被处理为知识还是信仰?“文学本来就是一种想象，承担我们的希望，那么，文学史就非要那么‘科学’吗?对50—70年代，我们总有寻找‘异端’声音的冲动，来支持我们关于这段文学并不是完全单一、苍白的想象。”［4］(P74)此种历史想象再次陷入将审美作为文学本质的固有路数中。其次，对进入文学史的对象进行判断时所采用的价值标准和知识立场“犹豫不决”。“当我们在不断地质询、颠覆那种被神圣化了的、本质化了的叙事时，是不是也要警惕将自己的质询、叙述‘本质化’、‘神圣化’?”［5］如果在反思对象时依然拘囿于以往建构这一对象的历史思维和方法，而无法超越“共时性”语境中的问题框架，那么就会出现新的知识霸权而无法获得持续的阐释力。“重写文学史”意义上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进程，实际上是不满于以往文学史写作中的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过分干预，因此试图以“纯文学”的理念突破和纠正研究主体的历史思维与历史认识。然而，这一历史认识的致命之处不在于它内在地与“启蒙话语”和“自由主义话语”的暧昧勾连，而在于它提出问题的方式抹杀了不同认识主体之间存在的意义体系上的差异。而真正合理有效的“十七年文学”的历史化，应该是在各种宝贵的差异中完成的。因而，“十七年文学”在“重写文学史”的思维下，并没有能够超越历史预设的局限性，从而得到合理、科学、公平、公正的历史定位。

二、“再解读”的历史思维造成“非历史化”的研究状态。由一批具有西学背景的华裔学者所带来的“再解读”思潮，一度成为1990年代末以来“十七年文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针对于1980年代末以来“重写文学史”理论与实践的局限性，“再解读”以“编码—解码”的解构立场力图对历史重新批评化。与信奉新批评主张文本“内部研究”、强调文学性的批评传统相反，“再解读”将“十七年文学”作为一种想象历史的批评实践。“再解读”方法论的核心是将文学当作历史文本，从而达到对历史本质的解构。“再解读”的文本策略巧妙地躲避了对“十七年文学”做出正面的历史评价，绕开了诸多观念的纠缠，从而达到了对当下的借喻式解读。但是从编码到解码的过程，是巨大的想象空间和意义的不确定性。“再解读”通过现象学的还原，重新建立起观念与历史之间的联系，从而将书写文本中不在场的观念还原到在场。研究主体以非历史或超历史的眼光颠倒“十七年文学”的基本时空结构，“以西律中”的批评实践导致“十七年文学”被放大为一个大文本，而“再解读”则成为对文本不断赋意的行动过程，历史从而在延异中面目模糊。研究主体普遍信奉柯林伍德“活着的过去”的历史观念，将“一切过去的历史联系到当前加以理解”［6］(P48)，从而以一种“历史同情感”建立起重新整理历史的逻辑框架。它通过对文本的解码从而发现历史在文本内部的编码样式，即“文本”如何生产“历史”和“意识形态”。这样的“再解读”思维赢得了许多人的赞誉，并逐渐内化为学术界“新的共识”，成为新的权威性结论进入到文学史研究的意识深处。但“再解读”所重新建筑的历史景观，其所依托的“历史经验”仍具有诸多偏颇性。因为柯林伍德的历史观念依然建立在传统史学的架构之上，并在操作层面上显示出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倾向。人为地对“过去”进行重新整容，其所凸显的依然是某种理论的野心和轻浮感，而非深潜而全面的历史图景。简单地以“再解读”的思维重新整理历史，并将其推至西方后现代理论的显微镜下，非但与中国本土经验现实相悖，所进行的也是与历史化截然相悖的“非历史化”过程。将原来的历史经验零碎化，试图以文本世界建立起“十七年文学”的丰富性，依然是一种可疑的历史认识。

三、“文化研究”在历史化过程中的突破与困境。超越文本乃至超越文学范畴，以一种“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思维重新进入“十七年”的历史腹地，在当前文化研究的语境中显然有着诸多优势。首先，它能够描绘一个复杂的历史经验。这种历史经验尽可能地保存了丰富的原始经验以供历史思维进行全面选择与删汰。它关注到了“十七年文学”中多重关系的复杂性，并试图在“一体化”的历史描述背后发现矛盾和悖论。其次，它更关注文学实践与观念之间的错位，并能跳出文本进入到更深的文化场域，试图揭示话语背后的权力、利益、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和模式。再次，它的目标所指是欲击破历史本质论和审美一元论的幻象，打碎文学研究中既有的等级秩序和权威控制。同时，又尽力避免从审美上对“十七年文学”加以简单的否定，而是把文学看作是文化甚至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总的说来，文化研究强调从不同角度、观念、理论视角，将文学放置在文化层面上加以阐释和研究，它还强调在各个领域间去差异化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使文学研究不断走向“非文学化”。比如，有的研究者借助于“国家/地方”、“英雄和传奇”、“动员结构”、“技术革新”、“劳动”等范畴，考察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想象之关系，试图呈现异于往常的历史经验。深入分析“观念”在“十七年文学”中是如何形成意识形态话语，并塑造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研究者还认为，必须将这一阶段的文学置于和政治的关系中加以考察，“在文学性的背后，总是政治性，或者说政治性本身就构成了文学性”。“我无意重述一段具体的历史”，“我讨论历史的目的仅仅在于，在这一历史的运动过程中，文学叙述了什么，或者怎样叙述”［7］(P14—15)。这样的研究思路，正是以“微观政治学”为中心的文化研究的学术旨趣，它让文学回到公共领域，并对其做政治史和思想史的思考。但是，我们依然会发现，“文化研究”在为许多问题带来洞见的同时，也极易使某些历史经验固化和板结。原始经验的不可知性在不断地提醒我们，进入历史思维的经验，构成的总不外乎是一个主观愿景下的世界。“文化研究”使“十七年文学”摆脱了政治与审美上的双重预设，也摆脱了中国现代文学“正统”形象所带来的学科身份认同的危机，但我们仍然无法确信“文化研究”视野中的“历史”能有效摆脱“预设”的统辖而显现应有的客观与价值。传统历史观念所追求的真实的历史，在后现代的史学观念中只能在主体间获得，它始终是一种思维的结果。“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方法论思维，如果过分坚信自身的真实性与确当性，同样会隐伏下疏离历史真相的危险。在关于“十七年文学”认知角度的合理性、历史图景呈现的主体性与进入历史的理性姿态等没有得到充分论证的情形下，“文化研究”只能停留在“提出问题”的“才气”与“胆识”的批评化层面，而无法达成真正的“历史研究”。这是“文化研究”难以在“十七年文学”历史化过程中更进一步深入展开的主要症结所在。

历史认识过程中的知识生产，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文化教育层面上的认知秩序，历史认识所要抵达的深度，是完成某一历史阶段的精神确证和沉淀。“十七年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学合理有效的历史化过程，应当在这样的高度上斟酌与把握。

首先，历史化的过程应该是历史的陌生化过程。大量的公共经验已经占据学科话语的权威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待当代文学学科的“元话语”和诸多“真理性”共识，如何消除“现代文学正统论”思维以及现代文学知识谱系的阐释结构，如何逃脱“想象共同体”在无意识领域建构的“认同”和强大规训，成了当代文学历史化过程中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在重新选择主体的历史思维时，历史经验的陌生化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忽视之就会再次陷入预设的简单化和阐释结构的片面化、零散化。陌生化的关键之处在于认知主体需要果断抛弃过往那些普世的历史概念和历史知识。历史的陌生化并非将历史还原为物理时空中的各种事实，而是暂且搁置那些不断赋意、并做出价值判断的问题框架和思维结构。质言之，陌生化的过程就是对可能影响认知主体做出价值判断的历史认识，进行思维层面的大扫除。同时，陌生化还必须挑战来自方法论层面的干预。政治介入、文学批评、文学史叙述乃至个体感性的阅读批评等实践活动，都可能产生方法论意味的知识模式。正如上文所探讨的“再解读”和“文化研究”等关于“十七年文学”的研究范式，它们在实践或技术层面上的易模仿性相较于在思维领域所架构的历史预设，对知识共同体的形成更具宰制力。因此，陌生化要求认知主体及时找到恰切的历史思维，并充分自信于自己的历史记忆、想象、逻辑推论和思维演绎，从而形成属于个人的历史经验。只有这样，才能在广阔的历史知识丛林中找到一个参照的基准，从而具备表述历史的说话能力。然而，逃脱历史无意识的规训并非易事，完全的陌生化只能是一种理想。但陌生化并不是历史化最终的归宿，而只是一种相对有效的观念和方法，历史化的完成归根结底还依赖于一种新的历史思维。

其次，历史化的过程应该是呈现差异并在多层化的差异性中建构共同性的过程。既然预设无处不在，那应当在彼此相异的意义体系中完成历史经验的构造。因为文学史的表现如果只是凭借有限的自身，便无法保证真实性与客观性的普遍适用。当我们确立了差异的准则，实际上也就确立了文学史的观念范畴和价值指认。必须引起警惕的是，此种差异的原则并非没有边界———亦即选择差异思维并非意味着对进入历史的经验放任自流。在追求和完成共同性目标的进程中，文学史允许了不同认识思维浸染下的差异项，也包容差异项在个人或集体意义体系中合目的性的意义和本质追求。越多差异项的出现，越有利于互相参照、互相牵制，防止一种或几种意义的过度膨胀而导致知识对历史的僭越。多维合力保证了相对合理的历史共同性建构的可信度。但如前所述，必须厘清差异的边界，至少应对进入差异范畴的差异项实行准入机制，在标准上划清明确的底线，以保证认同的可行性。如果还原历史中的每一个细节，会发现在其“当时性”的状态中有多种观念形态参与它的生成，并且它的建构必定延续到之后漫长的时空里，经历一个复杂的阐释过程，最后形成相对稳定的模型。那么，我们如何处理当时及其之后那些庞大的观念洪流，并准确描述一个历史现象的运动轨迹?显然，我们只能挑选那些在某一最低标准线上的差异项，来标记洪流的方向。举一简单的例子，假如我们承认这样的观点:一部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是由每一个阅读者的真实感受加以认定的。因而就将个体阅读感受逐一进行差异认定，并允许所有差异的存在，这实际上会产生许多问题。我们会发现由于知识身份的不同，许多差异项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天然的可比性，而差异项之间的分层或等级现象却十分明显。因此，对差异的筛选、对差异边界的厘定，比不加辨析地维护“差异”的空洞指称，对文学史有效的历史化显得更加重要。再者，需对当代文学自身知识谱系进行重新整理。对知识谱系的整理，不仅包括对历史的整理，还包括对“历史知识”和“研究主体自身”的整理，即在多维度的知识谱系框架与多层化的知识视野里建立起历史认识的可能性。“十七年文学”在文学史的叙述过程中还未建立起令人称道的合理、科学、公平、公正的阐释结构。

前文我们已经回顾了以往的研究，发现这些研究在叙述“十七年文学”时具有结构上的内在一致性，即在不同的框架设定中，“十七年文学”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新启蒙”语境下，当代文学史实际上是现代文学研究思维和方法过度泛化的产物，而不具备应有的清晰的历史面目。如果说整理历史需要确立陌生化原则和允许差异性的存在，那么认识历史则要求知识谱系的重新整理和建构。此时，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就是如何重新整理当代文学的知识谱系。对于“历史知识”的整理，即使在异常成熟的现代文学研究中也并未完成。历史观念的混乱、历史知识的匮乏，是导致“现代/当代”人为的二元对立划分的重要原因，也是整个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深层困境所在。在对待文学史的态度上，研究主体时常陷入困惑:究竟要把文学史处理成“文学的历史”还是“历史中的文学”?由于情感上对于“文学知识”过分执迷，实际上压制了当代文学历史化过程中“历史知识”的正常生长。因此，无论是解释“文学的历史”还是试图描述“历史中的文学”，都成了演练不成熟的历史认识的“靶场”。本质主义的文学史观和相对主义的文学史观，恰恰都忽视了历史研究的基本立场，即“从每个事件的实际历史语境的角度去理解每个事件”［，从而完成当代文学历史阶段的精神确证和沉淀。事实上，对知识谱系进行整理，就是要建构一个相对可靠的历史知识体系。这个体系包容差异的存在，但在深层上却要求研究主体对历史认识保持一致性。如此之下，对当代文学进行历史描述才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

最后，当代文学历史化的最终定型并非再以“历史本质”的面目出现，它应当如尼采所说是一种“效果史”，是放弃“永恒真理、灵魂不朽以及始终自我同一”的没有常项、永恒变动、非连续性的历史。这种谱系学的历史观最终要实现知识主体的献祭，即摧毁认知主体。在效果史视野里，“十七年文学”不再是静止的历史化石，也不再是随意可以赋予其当下意义或话语展开的“箭垛”，更不是为了确认某种“正统”的审美可以简单加以取舍的注脚。作为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构成部分，它是整体历史链条上不可或缺的节点，已经进入到中国现代精神的总体构成之中。如果把“十七年文学”看成是中国现代精神的切片，那么它自始至终所具有超越一切既往的远大追求，试图斩断一切历史羁绊而创造全新审美的持续性冲动，把审美、知识、思想、信仰和伦常日用生命活动紧密结合起来的大规模社会实践等，无疑是我们在把“十七年文学”进行历史化价值审视时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而这些，正是中国现代文化发展在“十七年”时期所展现出来的时代性、宝贵性与独特性。

本文作者：席扬、薛昭曦 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