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师资问题的解决策略

一、现阶段比较文学师资存在的问题

（一)老强、中杂、青弱的师资现状

1949年以前中国大陆只有东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少数几个学校开设过比较文学性质的课程，教师多为英文系教师，或是有留学经历的精英群体，如陈寅恪，朱光潜，吴宓及其弟子钱锺书、季羡林、杨周翰、李赋宁等。由于比较文学在1952年以后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伪科学”而中断了在中国大陆的发展，直到1976年才被解禁。期间老一辈学者沉寂，学校不设比较文学课程，自然也就谈不上比较文学的师资了。20世纪70年代末，以施蛰存在华东师范大学开设比较文学讲座伊始，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黑龙江大学和广西大学等先后在本科生中开设比较文学课程。比较文学犹如一根被压紧的弹簧，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迅速发展成为一门“显学”。但是，比较文学复苏初期，除了解放前老一辈比较文学学者外，大多数比较文学教师都未经过系统、专业的比较文学学习，甚至很多教师之前从未接触过比较文学。当时比较文学师资呈两极化分布：一方面是老一辈师资的精英化；另一方面是某些半路出家者的滥竽充数，严重败坏了比较文学的声誉。可以说，当时的比较文学师资的学术背景各种各样，唯独没有几个是真正学比较文学出身的。20世纪80年代末，有一批青年学子留学欧美，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如张隆溪、赵毅衡、赵启光、赵一凡、顾放勋、吴北铃、陈小眉、唐小兵、张英进、刘禾、鲁晓鹏、刘康等，但大都留在西方各高校任教。赵毅衡在本世纪初放弃英国伦敦大学教职与英国国籍，回国执教于四川大学，算是个特例了。1981年，贾植芳在复旦大学招收比较文学硕士研究生，1985年,国内第一个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培养点在北京大学正式获批，此后，比较文学的师资队伍才慢慢发生变化。随着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暨南大学、苏州大学等比较文学博士点的成立，一些经过正规的比较文学训练，有比较文学研究生学位的毕业生补充到比较文学师资队伍。但是由于比较文学研究生培养规模不大，尤其是博士生每年的毕业生人数很少，远远不能满足各高校比较文学的教学需要。加上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设置比较文学课程，比较文学教师的需求量较大，于是一些师资较薄弱的高校，依然是由非比较文学专业的教师担任比较文学教学。甚至在一些取得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的学校，也“有完全不懂一门外文的比较文学博士导师被确认，有不见一个比较文学科班出身教员的比较文学硕士学位点被批准”。

（二）身份的模糊性

比较文学教师身份的模糊性是指其学科归属不清，专业背景不纯。这种身份的模糊性首先与比较文学学科的归属及变迁有关。在世界范围内，如美国，一开始比较文学是作为独立的系所出现的，但是21世纪后却大多被划归于英文系；在中国台湾的高校，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分别为不同的二级学科,同属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香港高校中的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在不同的学校情况也不同。在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和岭南大学，基本上是以英文系为依托，香港城市大学设在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而香港科技大学则设在人文学部。在中国大陆，由于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特殊性，比较文学曾一度被设置在外文系，后来又被设置在中文系。这种反复，反映了对比较文学学科归属认识的模糊不清，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依然摇摆。如在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颁布《研究生培养学科目录》,正式将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列入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列为外国语言文学类的二级学科。随后，于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又联合颁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将“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两个二级学科合并为一个二级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将其列为中国语言文学类。这种归属的不同与变化，本身就会给相关教师造成身份定位的冲击和疑惑。比较文学教师身份的模糊性与对比较文学课程认识的分歧也有关系。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合并成“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后，自然就扩大了其师资对象。虽然比较文学最终是放置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之下，但是一些外语出身的专家仍然发出反对的声音。如王宁就认为，比较文学学科应当设置在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之下。聂珍钊认为外国文学就是比较文学，因此，按此逻辑，外国文学教师自然也就是比较文学教师了。这种模糊性其实与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创立时的特殊情况有关。20世纪60年代，台湾大学的李达三、朱立民、颜元叔可谓是台湾比较文学学科创立的先驱，然而他们都是英美文学出身，都“没有接受过比较文学正规培训”[5]。比较文学教师身份的模糊性还表现在教师的专业背景上。纵观当下担任比较文学教学工作的教师，除了比较文学专业外，大致还有其他三类来源：一是文艺学教师，一是国别文学教师，一是中国文学（古代、现当代）教师。当然还有一部分是美学、哲学等人文学科的师资补充进来。这些教师没有经过专业的比较文学训练，一般是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充实自身，弥补知识结构的缺陷或不足。当然，有些优秀者往往能脱颖而出，成为比较文学的大家。而大多数则只能继续自身原来的研究领域与专业特长，虽然名为比较文学教师，但是实际上仍然是属于现当代文学教师、古代文学教师、外国文学教师、或文艺学教师。

（三）身份的边缘性

比较文学教师身份的边缘性是指其学养受质疑，被视为不学无术者和投机者；被其他专业教师视为侵入者、自诩者而遭排斥；同时，比较文学教师队伍内部互相拆台，存在严重的文人相轻习气。比较文学教师受人质疑，确实是因为有相当多的教师不具备相应的专业学养，既不懂外国文学，也不通中国文学，只会用一两本比较文学概论性质的教材照本宣科。尤其是一些比较文学师资缺乏的学校，由于取得一级中文学科硕士点、博士点授予权，可以招收比较文学研究生，不可避免就出现了一些从没有接受过比较文学专业训练的教师自愿或不自愿填充到比较文学教学队伍中去，其资质、其教学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比较文学学者就像水泊梁山的宋江，号称文武全才，其实于文、于武，皆不过是三角猫的功夫。但是宋江这人比较狡猾，在文人吴用面前耍大刀，在武夫李逵跟前吟诗文，投机取巧，博取虚名。一些比较文学教师在中国文学教师前卖弄英文，在英文教师那里炫耀古文，与宋江欺世盗名的行径无异。根据社会心理学的差异性理论，在特定的背景下，人们一般根据自己与别人的不同来确定自我的身份：“一个人根据把他自己区别于其他人的特性，特别是区别于他通常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的人的特性来看待自己”。虽然这样的自我标出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反应，但透露出的虚荣常遭人诟病。比较文学教师常常给人外来侵入者的印象。古代文学、外国文学、文艺学、现当代文学、哲学、美学教师常常下意识地排斥比较文学教师，对其天马行空、无边无际的研究极为不满，认为比较文学研究侵犯了他们的领域。比如说《李白与华兹华斯》、《王熙凤与福斯塔夫》这样的比较文学研究，可能会引起古代文学专家的不快，因为李白、《红楼梦》是被古代文学研究者潜意识里据为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是古代文学专家的禁脔。比较文学这样的研究也可能引起外国文学专家的不屑，因为华兹华斯、莎士比亚是英国文学专家都研究不透的领域。比较文学研究文学理论也被视为侵犯了文艺学专业的领地。比较文学教师被所有的其他专业的同行所排斥，还因为他们常常有意无意地炫耀自己学贯东西、博古通今，或者宣称至少他们的专业要求是这样的。这无形中给其他专业的教师造成了压力，显得咄咄逼人。因为这无异于宣称：你们知道的，我们比较文学教师都知道；我们知道的，你们可能知道一点点，甚至一点也不知道；比较文学教师懂得你们所有专业的知识，是你们所有人学问的总和；比较文学教师是学贯中西的大师，或者准大师。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比较文学研究者、教师给其他学者的印象就是这样的锋芒毕露、不友善、富于侵略性，因此自然要遭到他们的奋力抵抗和反击。于是一些教师公开嘲笑比较文学是一种夸大的、永远不可能达到的幻想，比较文学什么也不是，比较文学教师什么也不懂。张隆溪也认识到，由于比较文学跨越学科界限、文化差异，必然会侵入其他各学科的专业领域，因此，“研究比较文学的学者，尤其是研究东西方比较文学的学者，大概都常常遇到来自学院里各专业领域的不信任、冷淡、质疑，甚至敌意”。比较文学教师不仅要面对学科外同行、同事的质疑与排斥，即使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二级学科内，即同为一阵营的教师内部，也存在相互拆台的现象。外国文学、比较文学、文学理论的教师也都脱不了文人相轻的习气，甚至由于被学科重组调整到一个教研室后，彼此之间的矛盾更是激化。如一些外语出身的教师，宣称只有直接阅读原文，才有资格讲授外国文学，才有资格对外国文学与本国文学进行比较。王向远认为这是一种“语言原教旨主义”，是一种“话语霸权垄断”心理，是一种学霸作风。因为懂得原文的人不一定能作出创造性的学术贡献，不通原文或粗通原文的人也可能作出高水平的研究。“外语能力决不等于学术智慧和学术创造力”。而中文出身的教师常常嘲笑外文出身的教师只懂外语，不懂文化，有的外语教师甚至写不出一个完整的没有语病的中文句子，更甭提中国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学知识了。

（四）身份定位的精英性与普及性

比较文学教师身份的模糊性、边缘性其实还与比较文学是精英教育还是普及教育的争议有关。因为比较文学课程的定位，往往也影响、决定着比较文学教师的身份定位。这一问题最后落实到是否应该在大学本科阶段开设比较文学课程这一争论上。陈思和认为比较文学教育天然地超越于社会化、大众化、职业化教育，是一种精英化教育。“比较文学是精英课程，它需要大量的文学史专门知识和文学作品的阅读量，而且也不需要培养那么多的学生”。因此，本科生上不上比较文学课程都没有关系，因为比较文学要在研究生培养阶段才上。张隆溪也认为从事比较文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是哈佛大学的比较文学系，也只招博士生，而本科生一般被认为还没有足够的知识积累，不可能从事比较文学研究。而严绍?、王向远等人则认为应该开设，因为比较文学能够将文学学科各门课程统驭、整合成一个知识系统，“在文学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特殊地位，对本科生开设此课程十分必要和十分重要”。但是不管主张开设与否，包括杨周翰、乐黛云、孟华、刘东、吴元迈在内的专家学者都持比较文学精英论，将比较文学定位为一门“精英”学科。自然，作为精英的比较文学教师被要求至少掌握好一门外语，精通本国与外国的文学与文化，并且要有系统的理论知识。正因为门槛这么高，比较文学自然不是人人都能进来的“集市大棚”，也不是人人都能够下手翻炒的“家常菜”。在这种精英论占主导的比较文学圈内，谢天振的态度则更趋客观与理性。他认为：“我们说比较文学是一门精英学科，并不就否定了我们有些教师和学者在普及比较文学学科知识方面的工作的意义。目前，我们有些教师正在给本科生开设有关比较文学的课程，还有些老师正致力于在中学普及比较文学的知识。这些工作无疑也是有它们的意义和价值的，他们的工作使得我们的比较文学教学和研究事业后继有人”。而以曹顺庆先生领衔的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则早在2001年就率先建立比较文学系，以实际行动在本科生中普及比较文学。随后，杨乃乔等人也在首都师范大学建立比较文学系。两所学校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大大地推动了比较文学的横向发展。这种普及工作，对比较文学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正如中国有众多的乒乓球爱好者，虽然不是每个人水平都能达到国手的级别，但正是这种普及性，使乒乓球成为中国的国球，也正是这种普及性，培植了肥沃的土壤，使拔尖人才不断涌现。虽然持比较文学学科精英论者不一定就主张比较文学教师的精英性，持比较文学学科普及论者也不一定就认为比较文学教师身份应定位于普及性，然而，这种论争的悬而未决，引起不少教师观念上的混乱和实践中的困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比较文学教师对自我身份的认定，不利于比较文学事业的发展。

二、解决现阶段比较文学师资问题的策略

面对上述比较文学师资现状及存在的诸多问题，应该采取什么策略应对，这是当前摆在中国大陆比较文学学科发展道路上亟需解决的问题。

首先，大众应对现有的比较文学师资持宽容态度，承认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所造成的师资现状，不苛求比较文学教师全都达到学贯中西的理想状态，也不应该因为比较文学教师在某专门领域的学术修养不如自己而对其全盘否定。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二级学科，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比较文学教师虽然有可能在中国文学专业领域比不过中国文学的专家，在国别文学领域比不过国别文学专家，在文艺理论方面也比不过文艺理论专家，但是，所谓术业有专攻，比较文学教师自有其优势所在。比较文学教师与古代文学、外国文学教师的不同之处在于其跨国性视野与知识结构，与文艺学教师不同的在于比较文学有自身的发展史，流派、研究方法，这些都是文艺学所不能取代的。虽然大部分比较文学教师做不到真正的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成为像钱钟书、季羡林那样的学术大师，比较文学教师至少能够成为中文各门课程教师的沟通桥梁，使原本壁垒森严的课程能够有可能互通有无，击发碰撞。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下的专业教师没有必要害怕比较文学教师侵占自己的研究领域，因为即使是同一个研究领域，各自的研究视角与方法都存在相当的差异。比较文学与其他学科是并行不悖的，应该相互学习，相互促进，互为补充。这对各学科的健康发展都是有好处的。他山之石，尚可攻玉，作为亲缘学科，更没有必要对比较文学排斥、攻击。如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一些海外汉学家的视角就完全不同于中国国内的古代文学专家。如2012年5月11日，浦安迪（AndrewH.Plaks）在四川大学所做的讲座《打秋千与养宠物：中国古典小说中物体形象的象征与非象征作用》，认为眠鞋、秋千、钗、帘、宠物如猫狗等，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有丰富的象征意义。打秋千的习惯可能来自西域，美人打秋千常引发特定的香艳的联想。李清照的《点绛唇》“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蒲安迪认为隐含色情意味，这也是《金瓶梅》引用此词的原因。此外，《红楼梦》中贾宝玉吟酒令“女儿乐，秋千架上春衫薄。”《醒世姻缘传》中有“隔墙送过秋千影”等描写亦然。打秋千是好玩的，然而又是危险的。中国古典小说中描写打秋千的场景后，往往会暗示后面的不好的结局，如从秋千上摔下来，或有一定的象征意味———诸如人生如梦、人生无常等。这些汉学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到底有没有价值，价值大小如何，我们不必苛求。因为至少能够传播中国文化，带给我们一双异域的眼重新审视自我，多少对我们古代文学研究者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虽然包括宇文所安（StephenOwen）在内的顶尖级汉学家，他们的汉语讲得都不怎么样，但是他们的作品如《迷楼》、《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等，常给我们国内的研究者以意想不到的收获。以一颗宽容的心，对待比较文学教师，相信比吹毛求疵的态度，于人于己，都更具积极意义。

其次，比较文学教师内部应该消除内耗，不应该相互嘲笑、攻击，比较文学教师自身也不放弃努力，积极进修，完善知识结构。外国文学教师与中文教师可能是比较文学教师内部最容易互相看不起的两个群体，他们之间的矛盾尤其需要化解。彼此都要注意团结合作，而不是互相拆台。外语出身者不能挟洋以自重，蔑视中文出身者，毕竟任何人都不能做到完全用外文原文阅读讲授各国别文学，即使是语言天才，精通英语、俄语、法语、日语，但是在讲授德国文学、西班牙文学、印度文学时，甚至更多的小语种文学时，也必须要借助翻译过来的资料。中文背景者也不必攻击外语出身者汉语都写不通顺，更别说古代典籍了，因为要求每一位教师学贯中西也只能是一种理想与追求的目标。国内比较文学界还应消除门户之见。关于比较文学的门户之争，虽然没有公开挑明，但是从一些公开发表的论著和一些私下场合的谈论中，可以一窥端倪。大致情形是一些京派比较文学学者以精英姿态抨击地方比较文学学者，尤其是针对一些影响较大的西部学者指手划脚，在诸如个人学识、人才培养、招生规模等方面发表一些有损大家风范的言论，这实在是不智之举。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的地方特点，每位导师也各有自己的特色和学术专长，不必也不能以个人的好恶为标准。比较文学内部可以有南派、北派，京派、川派，但是应该携手发展。学问可以切磋，学术可以争鸣，但应该始终坚持比较文学大家庭的理念，互相促进，共同进步。正如四川大学的校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比较文学也应该有这样的胸怀，接纳每一位热爱比较文学事业的学者，不以门户之见而将一些非专业出身者拒之门外，也不以精英的傲慢姿态排斥一些学养尚有待加强的同行。只有比较文学队伍的不断壮大，才有利于整个学术环境的改善，促进比较文学的稳步前进。比较文学教师一方面应该冷静、虚心地接受批评，认识自身的不足；另一方面，要努力学习，真正将外语、古文与理论弄通，将现当代的作品读一遍。正如张隆溪等人所建议的，要改变外界对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不良印象，比较文学学者首先要成为专家，具备比较文学的专业知识，熟悉多种语言的文学传统，要有与其他学科学者对话的能力。2001年，教育部正式将双语教学作为高等院校的一项评估指标。比较文学是中文系中最容易被推上进行试点的课程，比较文学教师自然要首先面临这一新形势下的要求。懂语言的不熟悉文化，熟悉文化的不精通语言，这也是大多数比较文学教师自身素质与能力的不足而带来的困境，但是，严要求、高标准带给比较文学教师的既是压力，也是动力。虽然不能要求人人都精通几门外语，像陈寅恪、钱钟书、季羡林等学术大师一样，但是见贤思齐，既然选择了比较文学，就应该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不懈努力，以成为精英、成为学术大师的目标激励自己。陈思和说比较文学精英化的培养效果，要在20年之后才能显示出来，其意也是说比较文学学者要保持的那种知不足而日思进取的学习状态与生存状态。比较文学教师既要能像古代文学专业的学者一样沉心静气，甘坐冷板凳，有皓首穷经的坚韧；又要有外国文学专业的学者一样的放眼世界的胸怀，勇于冒险，乐于接受新鲜事物的挑战；还要能像文艺学专业的学者那样不畏繁复，在思想的迷宫中游戏，在与哲人的对话中保持思维的锐利。这样的要求确实是一种高要求，是一种对精英的要求。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每一位比较文学的研究者，都应该志存高远，为向大师行列迈进而努力。

再次，高校管理部门今后应该逐步规范用人制度，建立起严格的准入机制，重视比较文学教师的能力与专业训练，加大对年青教师的扶持力度。比较文学经过粗放型大发展阶段，开设课程的学校大大增加，从业教师数量也急剧增长，今后应该进一步追求质量，培养高层次人才。在有了比较文学硕士点、博士点后，高校比较文学师资的补充应在专业范围内进行，不能再随便拉一个不相关专业的教师来应付。建议各用人单位在选聘、补充比较文学师资时，应该首先考虑北京大学、四川大学这样的比较文学国家级重点学科培养的博士毕业生，或在其他几所声誉较好的比较文学博士培养高校内挑选，如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苏州大学、暨南大学等。对于一些所谓的“海归”，不能盲目引进，应该认真考察，因为现在的“海归”并不都是精英，有许多人是非公费留学的，免不了鱼龙混杂，里面也有一些当代的方鸿渐们拿着“克莱登大学”的洋文凭招摇撞骗。当然，对博士毕业生的科研能力、教学能力、发展潜力要综合考虑。对那些在攻读博士期间就能在高级别的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相当数量论文者，在引进人才时更是应该给优先考虑。

同时，要加大对年轻教师的扶持力度。在课题申报、论文发表、职称评审等方面对年轻教师给予倾斜，鼓励年轻教师出国进修、培训、访学，给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一个广阔的展示舞台与发展空间。年轻一代的比较文学教师快速健康地成长，中国的比较文学事业才能蓬勃发展，走上专业化的道路，真正与国际比较文学学界接轨。

本文作者：付飞亮 单位：四川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