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古代文学论文
据统计，《水浒传》中有名有姓的人物约有八百多个，社会各个阶级与阶层的人物几乎囊括殆尽，其中许多人物描写得栩栩如生，给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水浒传》的人物刻画之所以会取得辉煌的成功，主要原因就在于它突破了《三国演义》那种类型化的塑造人物的方法。尽管还没有达到像《红楼梦》那样典型化的高度，但却无疑为典型化方法开辟了蹊径，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在《水浒传》中，我们看到像林冲、李逵、鲁智深、武松、阮氏三雄等等人物，所以会扯旗造反，走上梁山，就是因为北宋末年那样的社会环境逼得他们走投无路，才不得不如此的。他们的性格发展，很符合他们的身份遭遇，使人感到真实。就拿林冲、鲁智深、杨志来说，虽同是武艺高强的军官，但却是由于出身经历不同，生活遭遇不同，走上梁山的道路也就不同，性格表现也各自有差异。
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教头，生活的优越感、官场的得意和美满的家庭，使他很自然地形成了安于现状、怯于反抗的性格，这就构成了他性格中对恶势力忍的一面。同时，禁军教头的经历，又使他广结豪杰之士，这又形成了他耿直、正义与不甘居人下的品格。这便又在忍的后面，蕴藏着反抗的因素，潜伏着复仇的怒火。当妻子被高衙内侮辱，他狠狠地举起拳头，拳头又软软地收了回来，这个典型的细节，将他性格中两个方面都凝聚了。以后的忍，是在典型的环境中的进一步延伸。待到“风雪山神庙”之后，林冲简直成了另一个人，而这又与安分守己的林冲是统一的，是事事隐忍的必然发展。总而言之，是环境逼他作官不成而求生，求生不成才定下了造反的决心。
杨志，因为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这样的出身，就决定了他对仕途很感兴趣，打定了“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也为祖宗争口气”的主意。他的生活道路上有两个转折，一是失陷了花石岗，二是失陷了生辰纲。这两次“公职失错”堵死了他“封妻荫子”的道路，功不成，名不就，只有到了这生死关头，他才肯上山落草。这样来写人物，使读者感受到了书中人物性格发展变化与环境的关系，有如水到渠成，真实自然。
《水浒传》还善于在对比中写人，从而使人物的性格鲜明生动。梁山泊那些英雄好汉们，不用说个个都是对封建统治阶级和贪官污吏无比仇恨，对广大被压迫阶级和下层人民群众无比关怀，深切同情的。但他们却有自己的一部血泪史，各有自己的鲜明个性，即使是一些性格相近的人物，也各有自己不同于别人的特色，毫不混同。所以能够如此，原因就在于作者对当时的时代生活非常熟悉，并能从当时复杂的社会生活实际出发，概括提炼出人物性格中最本质的东西，在人物与人物的对比描写中，显出人物性格的差异与区别，有时候作者将性格截然不同的人物放在一起加以对比，使相反的性格显出更大的反差。
如在武松斗杀西门庆的事件中，何九叔与郓哥就形成了对比。郓哥乳臭未干，血气方刚，心直口快，碰见不平就乱喊乱叫，向武松直接道出了西门庆与潘金莲的奸情。何九叔有了一把年纪，虽然对奸夫杀亲夫的罪恶了如指掌，却看在眼里，藏在心里，暗收了把武大的骨殖，表现上却装作不知不晓。等到武松邀他们来取证时，才把武大的骨殖拿了出来，成了奸夫淫妇杀人的铁证。两个人都是有正义感的，但一个有正义却无心计，敢于斗争却不善于斗争；另一个将正义与心计结合起来，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至于将性格相近的人物加以对比的例子就更多了。例如李逵与鲁智深，同样粗中有细的，但粗得不同，细得也不同。李逵粗得颇有点野，一身鲁莽庄稼汉和无业游民的习气动不动就发火，遇事不分青红皂白，总是一说二骂三打。结果不是吃亏就是后悔，而鲁智深则不同了，他是粗中有豪气，完全是一副低级军官的形象。
当然，作为文学作品，《水浒传》的许多人物还不够充分典型，有些人物还有道德化的痕迹，好人就绝对地好，坏人就绝对地坏；有些人物的形象还显得扁平、单一，生活不够强；有些人物赖以存在的环境描写还不够充分典型等等。但是，毫无疑问《水浒传》的人物刻画，的确对类型化描写是一个很强大的冲击，为典型描写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这在中国文学创作中是难能可贵的。
本文作者：朱海泉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