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马诗歌中母亲多重形象研究

一、非马诗歌中母亲的现实原型

一九四九年之后，非马曾多年与留在大陆的母亲和弟弟未通音信。直到七十年代初期，非马的母亲才千方百计地和在台湾的父亲取得联系。一九八零年，非马才得以回到广东老家探望他的亲人。所以，在此之前，非马的诗歌里极少直接描写母亲的现实原型，而是多以借物寄情、从侧面由对其他事物的想象抒发对母亲的思念。《阔别三十年后与家人重聚的茶会》这首诗则记录了非马与久别重逢的家人团聚的感人场景，诗人难得地从正面刻画了母亲的音容笑貌：“一口饮尽将会多么难受/如果一点一滴品尝/这杯盛了三十年的苦涩/你笑着对我说/好茶/应当啜饮/品味”诗中“苦涩”和“好茶”这两个比照性的词语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一口饮尽”一杯浓茶固然口舌苦涩，但是这种苦涩又怎么能比得上与家人生离数十载的苦。而一家人团圆的喜悦，又彻底冲散了压在诗人心头的苦。“好茶”不仅仅意味着茶叶的香醇，也暗示着非马和母亲对一家人未来美好生活的共同憧憬，而且一家团圆的甜美时光是那么短暂，是该慢慢地“啜饮”，细细地“品味”。这首短诗的语言依然简洁、质朴，没有华丽辞藻的修饰，但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深情厚意突显出了亲人之间永不消逝的血缘羁绊，母亲安静、祥和、幸福的神态跃然纸上。

《罗湖车站———返乡组曲之八》则以诗人在罗湖车站偶遇的老太太和老先生的形象为蓝本，侧面勾勒出诗人父母亲的外貌及体态。“我知道/那不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她老人家在澄海城/十个钟头前我同她含泪道别/但这手挽包袱的老太太/像极了我的母亲/我知道/那不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他老人家在台北市/这两天我要去探望他/但这拄着拐杖的老先生/像极了我的父亲/他们在月台上相遇/彼此看了一眼/果然并不相识/离别了三十多年/我的母亲手挽包袱/在月台上遇到/拄着拐杖的我的父亲/彼此看了一眼/可怜竟相见不相识”。虽然诗中所写的“老太太”和“老先生”并不是非马的父母本人，但是诗人通过“手挽包袱”、“拄着拐杖”两个动作精确地捕捉了人物的瞬时动态，同时又将影像巧妙地投射到了诗人父母的形象上。这种“移花接木”的独特写作手法使“母亲”的形象瞬间丰满起来，读者能轻易地从这两个简单的动作中联想出这样一幅场景：他的母亲也已是一位老太太，在与他“含泪道别”时一定和儿子难舍难分。虽然她已经年迈，但仍然坚持“手挽包袱”来送别。“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包袱里也许装着为儿子一针一线缝好的衣裳，也许装满了家乡的特产，也许放的是亲手纳好的鞋垫，诗人并没有明确记叙妈妈挽着的包袱里装的是什么，这刻意的留白反而给读者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更能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令人体会到无私、忘我、深沉的伟大母爱。“我的母亲……我的父亲/彼此看了一眼/可怜竟相见不相识”是非马对父母亲假如相见时场景的假想，三十年漫长的光阴足以让曾经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变成白发苍苍的迟暮老人，父母亲的外貌变化如此之大，他们如果能够相见，能否认得出对方？他们是否还有机会见面？对残酷现实的拷问背后隐藏着非马对父母的愧疚，“子欲养而亲不待”，诗人不知道何时才能再与家人团聚，每一次与父母的相聚都是那么弥足珍贵。

二、非马诗歌中母亲多重的形象

以“月亮”、“祖国”为代表的诗歌意象也是非马诗歌里的一个特色。诗人在《中秋月》中这样写道：“知道/所有/回不了家的/暗淡的眼睛/将彻夜不眠地凝望着她/她把自己/打扮得/又圆/又亮”在中国文化里，人们追求宁静和谐的月亮式的文化精神，寻找母亲是“月亮精神”的一个重要主题。正如古诗里所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中秋、满月等在中国文化里象征着“阖家团圆，幸福美满”的事物意象，往往最能勾动背井离乡的游子们的思乡情愁，念母之意。非马在象征着“团圆，美满”的中秋佳节与母亲天各一方，没有尽到为人子女的孝道，心中交织着想回家又回不了家的无尽苦闷，满怀的愁苦无处宣泄，他只能用“暗淡的眼睛”“彻夜不眠地凝望着”中秋的满月，仿佛看到了远在家乡的母亲。诗人用“打扮得/又圆/又亮”的月亮暗喻母亲，借由拟人化的中秋月意象刻画出一个思念远方游子而又坚忍的母亲形象。虽然身边没有儿孙承欢膝下，但是诗歌中的母亲如同年年缺而复圆的明月一样，执着地守候着，从未放弃过与子女相聚的期盼。她的慈爱、包容、坚贞，不仅令读者想起诗人自己的母亲形象，更令人联想起天下所有同样伟大的母亲。这首诗不仅是献给母亲个人的赞诗，也讴歌了群体意义上的母亲，深情道出了所有在外漂泊的游子们的共同心声。

尽管非马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他的根仍深扎在中国，他的诗不仅流露出对母亲的一往情深的眷恋，还抒写了对台湾和祖国大陆统一的渴望。他在《醉汉》里这样写道：“把短短的直巷/走成一条/曲折/回荡的/万里愁肠/左一脚/十年/右一脚/十年/母亲啊/正努力/向您/走/来。”在各国文化中，只有中国把“country”译为“国家”即放大了的家，也只有中国把母亲与国家联系在一起，把“motherland”译为“祖国”。浓烈的故乡观念和国土观点成为中国人深层的情感意识，无怪乎有人说中国的爱国主义是白云故乡似的女儿思念母亲的情怀。结合前文中提到的非马的特殊人生经历，《醉汉》这首诗里的“母亲”形象被非马赋予了双重的文化意义，不仅是指多年来未曾谋面的母亲，也是指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祖国大陆。

回顾历史，一九四九年国民党迁往台湾后，基于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理由，台湾与大陆两岸断绝了交通往来。一九八七年台湾方面宣布解严后才开放台湾人民到大陆观光及探亲。非马饱尝过骨肉分离、音信断绝之苦，诗歌中“短短的直巷”和“曲折/回荡的/万里愁肠”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台湾和大陆仅隔一条窄窄的海峡，“左一脚/十年/右一脚/十年/”，诗人在这条曲折的“寻母”之路上迈出的每一步都是万分艰难，一晃就走过了三十年人生。尽管不知道何时才能圆回家的梦，尽管前路困难重重，诗人仍然执着地发出“母亲啊/我正努力/向您/走/来”的呐喊，这声呐喊荡气回肠，催人泪下，承载了无数海峡两岸人民对亲人们的思念和泪水，给读者带来强烈的心灵冲击和震撼。

三、母爱在非马诗歌中的延伸

非马曾经说过：“诗的现实是诗人用敏锐的眼悲悯的心，对宇宙人生历史社会的事事物物，经过深刻的观照与反省，所凝聚成的令人心颤的东西。”正如他所说，非马的诗魂激荡着对亲人、祖国、民族的深厚情感，同时以宽悯的胸怀关注着整个世界。他热爱和平，厌恶战争，认为战争是造成世界上无数悲剧的罪恶之源。在《越战纪念碑》中，非马塑造了一个因为战争而痛失爱子的老妪的凄惨形象：“一截大理石墙/二十六个字母/便把这么多年轻的名字/嵌入历史/万人冢中/一个踽踽独行的老妪/终于找到了/她的爱子/此刻她正紧闭双眼/用颤悠悠的手指/沿着他冰冷的额头/找那致命的伤口”。这首诗中的老妪“踽踽独行”，形单影只，暗示着她的身边再也没有别的亲人，而她在儿子的坟前，没有哭喊和咒骂，也许她的眼泪早已经流干，而她“紧闭双眼”，“用颤悠悠的手指”摸索爱子的伤口，让人能真切感受到这位母亲的绝望和无助，这些无声的细节是对残酷战争最有力的控诉。《越战纪念碑》中的老妪仅仅是所有同她一样不幸的母亲的一个缩影，世界各地都有在炮火中饱受摧残的母亲和孩子们，只有人类停止无休止的纷争和战火，天下的母亲才能笑逐颜开，安享天伦之乐。短短十二行诗，让读者以受害者的角度重新审视战争的罪恶，老妪的悲剧发人深省。

非马诗歌中的母亲形象凝聚了诗人对世间真、善、美最真挚的情感和最执着的追求，集中展现了诗人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国际精神。他将对个体母亲的“小爱”融入了他对祖国、世界的“大爱”中。母爱是永恒的，是牢不可破的，通过非马在诗歌中对母亲形象的描述，这一点体现得淋漓尽致。

本文作者：李涵 单位：百色学院外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