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诗歌传播方式研究

朗诵诗的传播和接收与普通诗歌存在较大差异。首先，从朗诵诗的发表方式来看，一般的诗歌需要在报刊杂志等媒介上刊登以后才算发表，而朗诵诗则可依赖于朗诵行为达到发表的效果。其次，从朗诵诗的传播方式来看，一般的诗歌的传播主要依赖于报刊杂志的流通进行，而朗诵诗的传播主要依赖于朗诵者的声音和部分肢体语言。第三，从朗诵诗的接受方式来看，一般的诗歌主要涉及诗人创作与受众阅读这两个环节，而朗诵诗则涉及到诗人创作、朗诵者朗诵和受众观听这三个环节。因此，要将诗人、朗诵者和听众的情感通过朗诵而达到三位一体的统一和融合。已经创作好的诗歌如果要通过朗诵达到传播的目的，朗诵者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因为朗诵涉及到朗诵者对诗歌作品的理解以及朗诵素质，比如音质、语音语调、表情、肢体语言等，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朗诵诗人不能够很好地在舞台上演绎自己作品的原因。朗诵者还必须注意朗诵的方法，若朗诵时加上和作品情感一致的表情和动作，最大限度地与听众产生情感呼应。除了朗诵者应该具备的素质和应该掌握的朗诵方法外，朗诵活动本身也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诗歌的朗诵涉及到很多具体的要求，应该充分考虑到听众的接受能力、年龄、职业、性格和性别等因素，朗诵的时间和现场的环境也同样会影响朗诵诗“鼓动的效力”。另外，加强音乐的介入也会促进朗诵的效果，这一点得从两个层次来讲：一是将诗歌谱曲传唱，因为这更可以进一步促进诗歌的大众化。当时的很多诗歌比如贺绿汀的《游击队歌》等就是因为谱曲的缘故而传遍了大江南北，直到今天仍然广为传唱。二是在诗歌朗诵的时候“伴奏以音乐”，可以烘托出诗歌的情感内容，读者在音乐的感染下加剧对朗诵诗鼓动性效果的接受。朗诵具有其他诗歌传播方式所不能比拟的优点。首先是诗歌的朗诵能够带给人们更为直接的感动。这涉及到语言和文字的差异性，语言比文字更具有传播的效力，诗歌朗诵自然就比诗歌阅读更能够激发人们的抗战激情。因为“一般地说来，言语要比文字来得具象化，因此，它也要比文字更容易感动人家。尤其是在富于感情之起伏的诗的场合里，朗读起来更能内容活现”。

抗战时期中国广大的农民甚至城市居民受教育的程度比较低下，很多人由于文字的障碍而不能阅读书报杂志。虽然文化素养不高的大众不能读剧本，但可以听戏；不能读小说，但可以听说书。因此，将诗歌通过朗诵的方式传递给大众是他们接受诗歌的最好方式。第三是诗歌的朗诵比其他任何形式的诗歌传播方式更具有鼓动性，更利于宣传和激发大众的抗战精神。和街头诗相比，朗诵诗在同一时间内具有更多的受众，因为人的从众心理而产生“集团的鼓动性”。街头诗虽然在抗战时期发挥了巨大的社会作用，产生了像田间这样的伟大诗人，但街头诗的传播媒介仍然是文字，“用文字来表现的场合，纵令贴在很大的壁上，但在同一的时间内，因为要受到一定的视觉的限制的缘故，能够看到的到底不多。可是，在朗读的场合里，纵然也要受到听觉的限制；但在同一的时间中，却可以对着几十几百几千甚至于几万的大集团朗读，获得组织上的效果”。也正是因为朗诵诗具有这样的文体优势，抗战时期由于激发民众抗战激情的现实需要而使朗诵诗获得了长足的生存空间，朗诵诗才成为一种必须产生和推广的诗歌样式。朗诵活动本身间杂着多种舞台艺术，诗歌在音乐性、节奏感和语言的生动性等形式方面的优势比较容易突出，因此朗诵有助于诗歌的传播和接受。朗诵是诗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诗歌是综合的艺术，朗诵是其构成要素之一。“诗歌到了任何时候也是不应该脱离音乐性和戏剧性的。而诗的朗诵更是一种综合的艺术，所以如果把诗歌只理解为写成的文字而去欣赏，和其他的散文，小说一样，同样的凭诸视觉，那就不得称之为诗歌”。诗歌不只是通过阅读就可以完成对其全部美学要素的鉴赏，而需要在朗诵的过程中仔细揣摩并寻找合适的方法来表现诗中的音韵，情调，节奏，旋律，境界等等，然后用恰当的声音和动作表情加以展示。因此，要充分鉴赏一首诗，应该通过朗诵者的感情认知和艺术能力去传达和表现诗歌中蕴含的所要表现的情绪、节奏和意义，在感染听众的基础上使作者、朗诵者、听者的情感和着诗歌的情感一起跳动，这才算对诗歌达到了充分的理解。由此看来，朗诵对于诗歌的传播和接受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朗诵是呈现诗歌音乐性的最好方式，文字形式的诗歌即便有很强的音乐性，如果不对之加以朗读也是很难体现出音乐性优势的，因为诗歌的“强烈的音乐性，只有靠朗诵才可以适度的发挥出来，因为所谓音乐性也者是不允许夸张成为歌唱，也不容许以目代耳完全忽视了他的，是需要运用介于唱和念之间的朗诵把它恰到好处的表现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朗诵对于呈现诗歌的音乐性效果起着关键性作用。正是由于朗诵具有其他传播方式不可比拟的优点，它才在抗战时期得以推广并成为各种大型活动必须的内容之一。难怪朱自清先生说：“新诗不要唱，不要吟；它的生命在朗诵，它得生活在朗诵里。我们该从这里努力，才可以加速它的进展。”

朗诵这种传播方式虽然具有很多优点，但它毕竟只有在当朗诵者和听众同时到场后才能发挥传播的作用，如果朗诵者缺场，诗歌则无法在广大的听众中流传。因此，抗战时期人们还采用了歌唱的方式来传播诗歌，让受众直接参与诗歌的传播和接受。现代诗歌史上乃至中国诗歌史上优秀的诗篇大都被谱成曲子通过歌唱的方式获得又一种传播途径。比如古代柳永的诗词，现代新诗中的《教我如何不想她》、《雨巷》、《再别康桥》等。这些诗歌一经传唱便被更多的甚至是不识字的人记住，从而使诗歌在歌曲这个领域再次获得了良好的传播空间。当然，也有好的歌词被人们视为诗歌作品的例子，那些优秀的作词家写出来的歌词往往胜过了普通诗人的作品而跻身优秀诗歌的行列，比如时下方文山为台湾艺人周杰伦写的歌词《东风破》、《兰亭序》、《菊花台》等，无论从意境的营造还是节奏的掌握上看，都属上乘的诗歌佳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诗人写歌是为诗歌寻找第二种传播方式，而且通过歌曲来传播诗歌与一般意义上的报刊传播的效果更好。“一般的说，我以为好的诗是可以配以曲子歌唱的，同时，好的歌也就是好的诗。要在诗与歌之间划一个清楚的界限是不可能的”。歌词的形式大都是定型的，而抗战时期的诗歌往往采用的是自由的形式，这无疑使诗与歌的结合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但胡风认为诗人做歌受到的限制是非常有限的，他从三个方面论证了这个问题：“一、好诗可以唱的，只有相当条件的限制与选择；二、配曲子的歌，不一定有韵脚，事实上有许多诗是没有韵脚的，有些外国的歌词即如此；三、诗人多考虑作曲的条件去做词，这虽然是受了限制，但仍然可以作出好的歌，也就是好的诗的。”胡风的话简单地讲就是认为好的诗就是歌词，部分无韵的歌词就是自由诗，诗人写歌词这种类型的诗相当于闻一多所说的“带着镣铐跳舞”，依然可以写出好诗来。在肯定抗战时期歌咏“在救亡运动上功绩甚大”的时候，胡风承认音乐赋予了歌词特殊的魅力，或者说诗与音乐的结合使诗的传播获得了力量。因为抗战时期的很多诗歌作品写得空洞无力，但却在歌咏运动中获得了好评，发挥了抗战的力量，这与其说是歌词内容的力量，还不如说是它借着音乐的力量和蕴含在民众心里的斗争要求的力量才得到了较好的传播。正是由于歌唱可以使诗歌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很多人认为诗歌与音乐的结合可以弥补抗战诗歌的不足。比如在讨论抗战诗歌的发展路向时，老舍认为用民间形式或旧形式来代替新诗的方法不可取，抗战诗歌真正的发展道路应该是吸取民间文艺形式的长处来补足自身音乐性的不足：“有人写鼓词，小调，我不承认可以代替新诗，要新诗人们都睡觉去。但这可以给我们一个刺激，知道民众的爱好。为抗战应当增加新诗的能力，旧的优点要拿出来，通俗也要拿出来……我不希望走上旧的道路，但旧诗的字的调动，音节的妙处，可以供我们参考。这样也可以补助廿年来的缺乏。”老舍还认为抗战诗歌要加强与音乐、戏剧的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增强诗歌的传播力和感染力。他说：“现在我们能不能出一个题目大家来作，比如八百壮士，平型关战斗等，可先寻材料经过讨论后大家动手，作好再由大家批评，商量。这可以作为我们的一种工作。我们也不妨写诗剧，谱成谱，放到舞台上去唱。”抗战时期，主张将诗歌与歌唱结合起来的人不止胡风和老舍，很多诗人认为将诗歌谱曲传唱可以增加诗歌的感染力和传播力，使更多的人受到诗歌的鼓舞，投入到抗战的时代洪流中去。比如诗人光未然（张光年）１９３９年３月到延安后创作了组诗《黄河大合唱》，该组诗气势磅礴，是中华民族抵御外敌入侵的英雄诗篇，反映中华民族强烈的民族气节和不屈服的斗争精神。该诗经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谱曲后于１９３９年４月在延安首次上演，此后在全国各地广泛传唱，受到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正是加上了歌唱的传播方式，光未然的诗歌不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而且极大地鼓舞了大众的抗战激情。因此，抗战时期的诗人如果能够使诗歌内容尽量反映人民抗战的诉求，并辅以音乐的感召力，那诗歌就会获得很好的传播和接受效果。恰如胡风所说：“使歌词本身也是民众的心声，使音乐的力量和民众斗争的要求因它而更加使人激动，那就是我们诗人的责任。”

朗诵是把诗歌和舞台表演结合起来的传播方式，歌唱是把诗歌和音乐结合起来的传播方式。除了这两种方式之外，抗战诗歌还可以和绘画结合起来，采取举办诗画展的传播方式；和宣传海报结合起来，采取街头诗的传播方式；和大众熟悉的民间文艺形式结合起来，采取利用民间文艺的传播方式。诗画展是一种将诗与画结合在一起的十分形象生动的诗歌传播方式。抗战期间广东曾举办过诗画展览，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不管是诗人创作出诗歌作品后画家再根据其中的情感内容或意境进行构图，还是画家构图后诗人根据其中的意境触发创作灵感，其优势是诗与画互相对照与渗透，可以吸引更多的包括诗歌和绘画爱好者在内的受众。诗画展能够将诗歌爱好者和绘画爱好者同时召集起来，扩大了诗歌或者绘画的接受对象，而且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结合绘画去理解诗歌作品的内蕴。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家博克（Ｅｄｍｕｎｄ　Ｂｕｒｋｅ）认为诗歌产生的效果和造型艺术不同，造型艺术唤起事物的形象，而“诗在事实上很少靠唤起感性意象的能力去产生它的效果。我深信如果一切描绘都必然要唤起意象，诗就会失掉它的很大一部分的力量”。黑格尔在其《美学》第三卷下册中详尽地论述了诗与画的区别，他认为“艺术发展的历史过程是精神因素逐渐上升而感情因素逐渐降低的过程，亦及精神逐渐从物质的局限中解放出来的过程”，道出了诗歌与绘画的不同。但是胡风却说：“有人说，有些诗画不出画来，但居然在历史上有以象征诗为木刻的对象的，而且获得了很好的成绩。如《巴黎的烦恼》就是。……广州出的《诗场》上见到的每首诗有木刻，胡考在抗战漫画上的民歌的画，可作为例子看。”从胡风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诗画展的具体操作方式很多，漫画配诗、木刻配诗等都是具体可操作的方式，而且在抗战语境中也收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因此，抗战时期很多人都提倡借助绘画来传播诗歌，比如诗人鲜鱼羊认为抗战诗歌除了老舍、胡风等人提倡的借助音乐和朗诵进行传播外，“还可以和画家合作，把诗歌拿到街头去展览”。街头诗运动发起于延安，其传播的空间不仅仅局限于街头，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街头诗的存在。所以街头诗的传播是最为广泛的，它不像普通诗歌那样需要有纸张来印制，也不像朗诵诗那样需要有即时的朗诵者和听众，街头诗的传播只需要有人将诗歌抄写在房屋的墙上、路边的大石头上、电线杆上乃至手榴弹上，然后路过的人能够读到即算达到了传播的效果。街头诗不限于街头，凡是有人烟之处，即乡村的墙上、路边的石头上都能写上诗歌并传播诗歌。由于街头诗的受众主要是普通市民和乡村农民，为了便于传播和接受，其语言和表达方式往往比较简单和通俗，在形式上也常常采用民间文艺的旧形式，这是街头诗最显著的文体特征。用胡风的话说，街头诗“异常通俗，具体。有特别的表现方法，也有利用旧形式的”。这是一种有效的诗歌传播方式，以群曾列举了田间等人提倡和实践的街头诗为例来说明诗歌在大众中传播的有效性。也许一般的人会认为这种诗歌形式因为刚兴起的缘故，不会有太多的人在意，但实际情况是写在墙上、石头上、枪杆上的诗看的人很多，而且在敌后起到了比预想还要好的宣传效果。因此“文艺的新形式是并不一定被民众所害怕的。只要作品有内容，而且和群众的现实生活距离不远，即使你使用的是为过去所没人用的新形式，也还是能被群众所接受的”。

抗战时期发动民众抗战激情的特殊需要决定了诗歌传播方式的特殊性，也正是从有利于诗歌传播和接受的角度出发，利用民间的旧形式成了当时推动诗歌广泛传播和接受的有效途径。随着抗战的深入发展，人民大众的力量越来越显得重要，发动他们的抗战激情也就成了抗战时期诗歌的主要任务之一。要使抗战时期的诗歌被更多的人甚至乡村农民喜爱和接受，采用他们喜闻乐见的民间旧形式无疑是最佳选择。胡风在报告中谈到了利用旧形式的问题，其所谓的旧形式指的是民间文艺形式，更直接地说包括民歌和童谣。在谈到利用民间旧形式的积极作用时，胡风说：“对于民间的诗形式的文艺，应尽量的来研究它的大众化的言语和活泼的形式，来补救诗人语言的不够，来挽救诗的贫乏。”胡风提倡利用民间的旧形式来传播抗战诗歌，并非盲目地不加择取地利用，而是在改造和提高的基础上利用民歌和童谣的形式去发展抗战诗歌。他曾说：“对于民歌和童谣，诗作者应能批判地加以改造，吸收到我们的形式里来，因为要真正的充分的表现我们所要表现的现代复杂生活，则不可能，非改造提高不可。”利用民间旧形式有利于抗战诗歌自身语言和表现形式的丰富，同时也推动了抗战诗歌在民间尤其是广大农村的广泛传播和接受。抗战诗歌正是借助以上这些特殊的传播方式才在鼓舞中国人民英勇抗敌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也正是这些战时的诗歌传播方式使抗战时期出现了中国新诗史上诗歌最深入人心的罕见的文化图景。我们今天的诗歌在商品浪潮的冲击下逐渐边缘化，如何让诗歌贴近人们的生活成了诗歌传播必须突破的瓶颈。为此，抗战诗歌的传播方式为我们更好地实现诗歌传播方式的重建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本文作者：熊辉 单位：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