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的现代性研究

一、生态文明的人学本质

生态文明的合理依据不是外在的大自然，而只能是人的社会存在与社会实践。生态文明只能理解为社会性、历史性、实践性，而不能理解成自然性、物理性、自在性。生态文明的“属人性”、它的“人学”特征表明它不是“自在地”生成的，不是“自然的”结果———即使说人的自然生命本身也是自然进化的产物，也不能就直接将人的文明创造归结为“自然天成”———而是通过人的创造活动才历史地生成的。生态文明所讨论的自然界不是自在的自然界，而是“现实的”自然界。马克思说：“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生态文明所讨论的自然界不是自足的自然界，而是通过人的社会实践历史地生成的自然界。马克思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

自从有了人之后，自然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不再是“自足”的存在：“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自然的历史就告别了自然本身，而成为人类历史的组成部分。生态文明不能脱离它的人本主义立场，因为人类是社会的共同体，而不是自然共同体。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的社会存在的现实前提，但人的社会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逻辑前提。我们肯定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的社会存在的现实前提，是说人的存在对自然的依赖性，但人的社会状况不是由自然决定的，夸大自然因素对社会历史的决定作用，势必导致对自然力的盲目崇拜。离开人的社会关系、社会劳动这一基本的立场，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成为抽象的空壳，对自然的理解就会被想像所淹没，关于自然的神学化的理解就会乘虚而入。生态问题一方面指的是生态的现实状况问题，另一方面则指的是生态的变化趋势问题。就前一方面而言，纯粹自然界的生态不具有价值的优劣层级，水草丰茂的草原和尘沙遍地的荒野都属于自然界的真实面目；就后一方面而言，纯粹自然界虽然也有一个发展进化、走向消亡的“历史”进程，但是这一进程不具有价值层面的进步升华，风和日丽中的地表风化和地震海啸的剧烈变动都是自然运动的表现形式。但是，当我们将生态问题限定到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之中的时候，生态问题就变成了人学问题,纯粹的自然生态问题就不只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更是哲学思考的基本论题。

总之，生态文明的主题不是纯粹自然界的生态问题，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包括人的生存对自然的依赖性、人的活动对自然的影响力、人对自然生态所担负的责任等问题。因此，强调生态问题的人学意义，即是对自然生态的现实状况和变化趋势进行价值评估。这里的关键在于，对自然生态作为人的生存状况、物质生产和社会发展的条件的利弊判断，不是简单地进行环境评估，而是人自身的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的评价和反思。质言之，自然生态问题探究的起点不能停留在自然本身，而应该置于已经将自然改造成为对象化存在的人身上。如此，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转化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二、生态文明的现代性内涵

当今学界普遍认为，生态文明是继生态文明和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出现的一种现代文明，或者说是人类文明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标志。那么，在何种意义上说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现代形态？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形态，生态文明和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一样，都属于人类文明这个共同的范畴，都具有着人类文明共通的核心内涵。这个核心内涵正如历史学家汤因比通过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比较研究而得出的结论：人类文明的产生受到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文明起源的秘密就在于应对自然环境的挑战。依此，生态文明与其他形态的文明之间所具有的共同的文明质素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差异也体现在这里，即体现在来自于自然环境的挑战以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联方式这两大方面。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当我们人类为了物质生产的需要而从环境中不断索取‘资源’的时候，我们事实上也在改变环境。没有任何一个物种，包括我们人类在内，能够只利用环境而不改变环境。”

自从人类步入文明历史的发展阶段，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越来越显著，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断提升，人的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程度也越来越严重。其中，工业文明的产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分水岭”。在工业文明兴起之前，自然环境的演进史虽然早已打上人类活动的印记，但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人对自然力量的敬畏和屈从，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还处于自然承受的范围之内，自然环境的基本状况还没有触及生态底线，这不只是由于人的生产能力的局限性———生产能力意味着对自然环境的改造能力，更在于人的生产方式所具有的对大自然的因循性———生产方式其实就是人与自然的关联方式。工业文明的兴起，标志着人类社会的生产发展步入新的历史阶段。工业化是对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其主要标志是以机械化、规模化大生产追求快速的经济增长，但是财富增长的欲望和作为实现经济增长的必要前提的社会性消费的增长都极大地增加了自然资源的消耗和自然环境的污染。其结果是，工业文明的生态效应表现为人类对大自然的掠夺、对不可再生资源的疯狂开采和使用，对水源、大气的肆意污染，对生态的严重破坏。

面对来自于自然环境的挑战，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而言，始终是一个永恒的课题。问题是，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来自于大自然的挑战在更大程度上是由人类自身与自然环境的关联方式引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使人类对野蛮自然力的掌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一定意义上取得了对自然界的控制，但是也为此付出了生态危机的沉重代价。人对自然的控制并没有给人带来生存的解放，甚至相反，却带来了人类自身的倒退。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加剧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恶性竞争。原先对人来说属于自然恩赐的生存条件被整合到社会性的供给体制之中，河水变成了自来水、空气需要清洁设备、清风明月成了奢侈品，自然生态被转换成了社会性的商品。像马克思早就指出的，以追逐经济效益和财富积累为目的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只能导致对自然的藐视、贬损和掠夺。由此，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现代”形态，它的现代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指人类社会发展所遭遇的来自于自然环境的挑战以及所要求的社会与自然关联方式，都是人类要面对的新时代问题，其剧烈性和紧迫性非同昔比；二是如果说农业文明、工业文明都是以满足人的社会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为中心的“建构性”文明，那么生态文明则是一种“反思性”文明。即是对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的成果，这一“反思性”不同于“建构性”的地方就在于文明的精神从社会生产的“目的”转向社会生产的“前提”、社会生产从满足“发展”的需要转换对“发展方式”的反思、文化的视野从满足当下的“简单的发展观”拓展为着眼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观”。简而言之，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只关心生产产品和生产效率的问题，而生态文明则考量如何生产和为何生产的问题。

三、生态文明———人与自然的“和解”

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既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所在，生态问题就是人类所要面对的基本问题。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与生态问题既然是不可能相互剥离的，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生态问题是人类始终要面对的永恒问题。只是由于现代性生态文明产生的直接背景是现代性生态危机，即伴随现代社会生产而凸显的生态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说生态文明是一种现代文明。

现代性生态危机不仅是生产（方式）的危机，同时，也是生活（方式）的危机，从更深层次上说，不仅体现着社会组织制度的危机，也体现着现代人性、价值信念层面的变迁所导致的危机，因为“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事实上取决于社会劳动的组织形式、它的目的或目标，取决于社会产品的分配和使用方式，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态度和知识水准。”完全可以作出的断定是，自然生态本身无所谓什么危机，危机的产生只能是人的自然观以及人对天地自然所体认和承担的价值信念的反映，危机感只能是就自然环境与人的生存方式、人的生存命运的关联而探究的问题。换言之，生态文明不是单纯的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问题，而是人类生存方式、价值信念的调理的问题。例如，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的背后必然是价值观念的调整，如果没有价值观念的重塑，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和发展过程的调控将无从谈起。这表明，危机因人而起、当由人化解。恩格斯曾经谈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任务。我们说，当代人类所面临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解”的难题。这应当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方向。一方面，随着人对自然的认识能力的提高，通过掌握自然规律，更合理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通过社会组织的进步和制度安排的创新，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全人类”的、“全球主义”的实施保证。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分析过的：“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只有按照统一的总体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的那种社会，才能允许工业按照最适合于它自己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的原则分布于全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待的人与自然的“和解”、所描述的未来社会的生产方式的理想状况，显然肯定了自然生态作为人的存在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同时也辩证地把握了自然生态“人学本质”，即只有“历史才能解释自然”。这样，必须将生态文明置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的历史进程之中，而不能把生态文明理解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的一个独立的阶段或者一种独立的文明形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始终是以自然界为基础的，所以人类文明的基础形态必然是“自然文明”，更确切地说，人类文明的基本问题必然是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问题。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现代生态文明，人类社会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先后构建了各具特色的文明形态，这些顺次出现的文明形态反映着人类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主题，因而具有各自特殊性的文化内涵。“现代生态文明”其实意指一种工业文明之后的文明发展的反思性状态，联系到前文所分析的工业文明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分水岭”的情形，“现代生态文明”表达的是一种如何超越工业文明、重新审视关于社会发展和人类命运的价值考量。也就是说，生态文明主要不是描述一种文明的状态，它不是“编年史”的概念，而是确立一种文明的发展的价值指向的“流动性”范畴。只要人还在思考生存问题，作为生存基础的生态问题就不会被忽视。就此而言，人与自然的“和解”不是预示一种文明的“完成态”，而只能是文明演进的“进行态”，而且“回到自然”始终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解”的前提所在。

总体看来，经过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的积淀，生态文明已经在全球化和现代性探讨领域引起了广泛性的注意。应该看到，现代境况已是今非昔比，大自然似乎已经无暇倾听来自人类语言的“赞颂”，它更期待来自人类的行动的“呵护”———共识性的生态建设意识、健全的生态保护制度、现代的生态技术体系，三者缺一不可。这是一项需要依靠全社会的共同力量、依靠全人类的共同参与才能推进伟大工程。这也正是我们国家倡导“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的战略思维的要义所在。

本文作者：梁徐宁 单位：江苏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