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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的文学思想浅析

2021-4-9 | 文学思想论文

一、文以载道观

《风》《雅》作为儒家传统《诗经》的重要内容,《毛诗序》中解释《风》:风,风也,风已动之,教已化之。朱熹也从美刺教化的角度对此进行过解释。在这里,方孝孺认为李白、杜甫就是因为学习《风》《雅》才写出那么好的诗歌,才在诗歌史上有那么高的地位,故而学诗者也应该探究本源。这种说法不免显示出诗人的“宗经”观念。其次,方孝孺师从宋濂,宋濂是明代的儒学大师,其创作主张继承韩愈、欧阳修等唐宋古文学家“文以载道”的观点,注重“以道为文”的文道一元论。这样实质上表现作家对生活个性化体验和独特文采的创作,排斥在体道之“文”以外,从而使他的文学观念散发出浓烈的卫道气息。所以,受其老师影响,他宣扬伦理教化,推崇“道”。什么是“道”呢?方孝孺认为:“夫道充天地,亘古今一而已矣……行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个“道”包含的范围非常大,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夫天下之至崇大者,莫过于‘道’,而卑且近者,道亦未尝不在也……顺亲弟长,事非远也,而性与天道不外焉。”又说“欲求其道乎?则凡足下之语默起居,奉上驭下,道未始不在也”。所以“道”是充塞于天地之间的。它既同于孟子的浩然正气,也同于孔子的忠恕思想。他认为“道之于事,无乎不在古之人。自少至长,于其所在皆致谨焉。而不敢,故行跪、揖拜、饮食、言动有其。”如果不是因为受该思想的深刻影响,也不至于落得诛十族的惨淡下场。再次,方孝孺的文学思想的形成还与其家学渊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也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儒士,方克勤曾经感其邑人自宋以骈俪雕刻为学,没有谈周公、仲尼之道,而开始以《易》讲授。在《谈诗五首其四》中:“发挥道德乃成文,枝叶何曾离本根。”诗人将“道”和“文”比作“枝”和“叶”,文章的形成是由于道德的发挥,这就像枝叶的生长离不开根一样。还有《谈诗五首其五》:万古乾坤此道存,前无端绪后无垠。诗人认为茫茫宇宙中只有“道”贯乎始终,不曾中断。从以上的谈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的思想深深地烙上了儒家正统思想观念,其实从方孝孺的生平也可以看出,他的父亲并没有犯错便被朱元璋诛杀,方孝孺几经奔波呼告无果,按常理来说,他应该对皇帝失望,可是他还在朱元璋死后写文章进行歌颂,虽然不知道是否发自内心,但可见儒家的忠君思想根深蒂固,这可能也与明代士大夫政治风气有关。其实,他的重“道”轻“艺”思想在《谈诗五首其三》中“俗末竞工繁褥体,千秋精意与谁论。”中得到体现,他认为文章不要太华丽,否则文章的“道”便得不到体现,无论文章还是吟诗,其意义在于阐明道,而不是仅仅做文。

方孝孺认为:“人不能无思也,而复有言。言之而重理也,则谓之文,文而成音也,则谓之诗。苟出乎道,有益于教,而不失其法,则可以为诗矣。于世教无补焉,兴趣极乎幽闭,声律极乎精协。简而止乎数十言,繁而至于数千言,皆苟而已,何足为诗哉?”他认为诗歌是有音律的文,合乎道,有益于教化才是真正的诗。他在《刘氏诗序》中写道:“工兴趣者超乎形器之外,其弊至于华而不实;务奇巧窘乎声律之中,其弊至于构而无味。或已简淡为高,或已繁艳为美,要之皆非也。”方孝孺过分偏重儒家传统和封建纲常而片面斥责文学形式,不免有损于文学的艺术性。他在《读朱子感兴诗》中写道:“三百篇后无诗矣,非无诗也。有之,而不得诗之道。虽谓之无,亦可也。夫诗所以列于五经者,启章句之云哉?盖有增乎纲常之重,关乎治乱之教者,存也。非知道者,孰能识之?非知道者。孰能为之人?孰不为诗也?而不知道。”他认为在《诗经》之后就没有诗歌了,即使有的话,这些诗歌也没有得到诗的“道”,因为这些诗歌不具有《诗经》的教化作用。虽然他在强调文以载道,但是他的文章也有新意,因为他认识到文与道的非同一性。在宣扬伦理政教之外,文学在社会生活中还有更客观的描写。

二、“文贵乎自然”观

方孝孺重“道”轻“艺”的同时还提倡文章应该自然而不应泥古,文贵乎自然。其实这两种观点并不矛盾,正是因为轻“艺”,反对文章“繁褥华丽”,才主张文章贵在自然。他在《张彦辉文集序》中写道:“其辞不泥乎古,务自己出无艰深俚陋之病,往往本乎圣贤之道,盖庶乎斯文也已。”,之所以反古,是因为古人的话未必都是对的。在《谈诗五首其一》中:“世人皆宗李杜诗,不知李杜更宗谁”,诗人指出不要泥古,做诗要探求本源,写出自己的新意。他认为学习《风》《雅》学习儒家传统,其实不是形式上的泥古,而是心领于神,学习古人的精神。杜甫也曾说过:“转益多诗是汝师”。方孝孺在《答张廷壁》中更为详细地介绍了文之自然的长处:“圣贤君子之文发乎自然,成乎无为,不求工奇而至美,自足达而不肆也,严而不拘也,质而不浅也,奥而不晦也,正而不窒也,变而不诡也,辨而理,淡而章,秩乎其有仪,烨乎其不枯,而文之奇至矣。”显然,我们可以看出诗人的观点,他认为,纵然文章没有矫揉造作,没有华丽的辞藻,但是确实是好文章,这是返璞归真的那种淡美。所以,从上文,我们看出方孝孺的指导思想依然是古圣之道,学习和继承古代大家的经验及方法,反对文体形式泥古。这也对当时厚古薄今的风气进行了有力批判。

三、养气观

方孝孺比较推崇李白、苏轼的诗,是因为他们的诗歌充满“气”。对于“气”的推崇是方孝孺的另一思想。其老师宋濂主张“养气”,他认为天地之间最大的莫过于“气”,只有先“养气”,“道”才能得以明确。“道”明确之后,“气”又能够得到补充,“气”补充之后才会形成好的文章。这是层层推进的过程。受宋濂影响,方孝孺主张“养气”。他认为:“道者,气之君,气者,文之帅也。道明则气昌,气昌则辞达。”在这里,他也认为,道影响气,气支配文章。关于“气”,历来不乏文章进行阐述。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门讲到“养气”。钟嵘在《诗品》中也曾谈及。黄美华在其论文中认为“方孝孺的‘气’是指成就文章的一种精神”。方孝孺之所以喜欢庄子、李白、苏轼的文章,是因为他们的文章之气丰沛、汪洋恣肆。方孝孺还认为天地之间充满气,正是因为这气,日月星辰、花鸟虫兽、人类都受到滋养。气是根本,而人有差异,是因为人接受气的程度不同。孟子曾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圣人之所以是圣人,在于他们能够提高个人的修养。方孝孺也强调通过提升道德养气。通过加强道德修养,提升品德。言行举止要合乎儒家的礼仪规范。方孝孺的气论中充满着儒家的思想,但是其气论并不是单一的,还包括其它方面的气,如对待事物的淡然之气,还有对待道德的执着之气。各种气相互影响,相互贯穿。气是隐性的,必须通过文章来得到表现。文章要直抒胸臆,立即将自己想表达的写出来,这样才能够做到文章气势流畅,也就是气昌则辞达。过于宣扬伦理教化的文章不免使文章陷入卫道的气息,但是方孝孺尚气的思想却淡化了这种气息,使文章有了活力。在气的冲淡之下,伦理教化和个人的感情能够得到很好的融合,使文章具有伦理教化和性情的特征。这样的伦理说教不仅不会枯燥,还会使人感觉到隐藏于其后的真情实感,更具感染力。

方孝孺的文学观没有脱离他的正统的儒家学者的身份,主张文以载道,有“宗经”意味,但其思想不乏真知灼见,他推崇李白,肯定自然的文风。他的诗歌也恰如其人,具有自己的个性。

本文作者:赵珊珊、王燕 单位: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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