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李白文学思想中的羌族文化

李白生长的时代，也是羌族人第二次从西北大迁徒到岷江流域的时期。因此，李白先祖客居之地，到最后定居在四川岷山“氐羌之地”［1］，都经历过浓厚的羌族文化发展时期，也才有李白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留下很多以描写羌族文化而抒情的文学作品。

一、从李氏的起源到陇西走廊上繁衍，李白出生与成长地的羌文化因素

李白在《与韩荆州书》中说:“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又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说:“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清•王琦注曰:“太白本蜀人，称陇西者，本先世族望而言也。”又说，“金陵”疑为“金城(即兰州)”之误［2］。观《李太白全集》，通篇多处提到李白乃“陇西成纪人”，神龙(唐中宗李显年号，公元705－706年)之始逃归于蜀，指李树而姓。后有李白之父名李客者。客者，外来人也，非本地之主矣。因此，陇西是李白祖居之地，这至少说明李白先祖在陇西有不平凡的经历。陇西即甘肃陇山以西的地方，又称陇右，秦穆公时纳入秦国版图。公元前280年设陇西郡，是秦三十六郡之一。西晋曾设过陇西国，秦汉时陇西郡治在狄道(今甘肃临洮)。陇西地处黄河最大支流渭河上游，这里有距今四千多年的马家窑文化，约三千多年前的齐家文化和辛店文化，它是华夏民族远古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和羌文化有关［3］，也是秦文化、唐文化的发源地。从《唐书》等许多文献记载表明，唐朝统治者李氏家族起源于陇西，并且其祖上为望族，出自赢姓。“嬴”姓之出处可上推至三皇五帝时期。清人张澍在《姓氏寻源》中考其起源曰:“《说文》嬴，帝少昊之姓。”又说:“《史记》云:女修生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花，生大费，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至始皇帝改姓。”《新唐书•宗室世系表》中记载，李氏出自嬴姓，帝颛顼高阳氏之后，历虞、夏、商，世为大理，以官命族为理氏。商纣时，理徵获罪而死，其妻携子逃到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遂改“理”为“李氏”。

考唐李氏来源，《新唐书》记载说，颛顼高阳氏之后有大业、女华、皋陶，皋陶即柏翳，字庭坚，舜赐姓氏嬴。历虞、夏、商，世为大理，即掌管司法的官吏，以官命族为理氏，如理徵，其后理利贞改李利贞，开始有李氏之姓;其后李昌祖，陈大夫，居苦县，即春秋楚县，今河南鹿邑东，东晋改为谷县，传老子诞生于此;至李彤德，李硕宗(李彤德之曾孙)，李乾(李硕宗之五世孙)，李耳(字伯阳，又称聃，即春秋思想家、道家创始人老子)，李宗，李同，李兑，李跻，李恪，李洪，李兴族(秦将军)，李昙(赵柏人侯，秦御史大夫)，李崇(陇西守、南郑公)，李瑶(南郑守、狄道侯)，李信(大将军、陇西侯)，李超，李仲翔(河东太守、征西将军，讨叛羌于素昌即今甘肃临洮，战没，赠太尉，葬陇西狄道东川，因家焉)，李伯考(陇西、河东二郡太守)，李尚(范阳房始祖)，李广(西汉大将军)，李敢，李禹，李丞公，李先(蜀郡、北平太守)，李宗，李君况，李本，李次公，李轨，李隆，李艾，李雍，李柔，李?m(前凉张骏天水太守、武卫将军、安西亭侯)，李昶，李皓(西凉武昭王、兴圣皇帝，李白自认的先祖)，李歆(西凉后主)，李重耳(汝南太守)，李熙(唐献祖宣皇帝、后魏金门镇将)，李天赐(唐懿祖光皇帝)，李虎(唐太祖)，李?m(唐世祖)，李渊(唐高祖)［4］。李氏一脉祖上来源清楚，都是显赫家族、官宦人家，为五帝之后，先祖中有道家创始人老子，有西汉大将军李广等。先祖之一的李仲翔曾在今甘肃临洮被羌人所杀，葬于陇西，其后择其地定居，从此开创陇西李氏家业，也成就了后来的李唐文化。而甘肃临洮历史悠久，远古时期为戎、狄、羌之地。《新唐书》等史书就记载李仲翔讨叛羌于狄道，因寡不敌众，临阵战殁。其子李伯考奔父丧，将仲翔葬于狄道东川，又把子孙安置在狄道东川槐里，也就是现在临洮龙门镇槐树里庄。《元和郡县图志》卷第三十九之《陇右道》上记载:时之《渭州》(陇西)、《武州》(武都)、《兰州》(金城)、《河州》(安乐)、《廓州》(宁塞)、《岷州》(和政)、《洮州》(临洮)、《叠州》(合川)、《芳州》(甘松防)、《宕州》(怀道)等，皆“古西羌地也”［5］。李氏家族一直生活在羌文化浓厚的地方，和羌族文化的关系从李仲翔一代就开始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即使到了唐朝时期，古羌遗裔之一支的党项羌，仍活跃在甘肃、宁夏、陕西、四川交界地区。同时在四川岷江上游也基本形成羌人定居之地，所以唐时对羌人居住区有了“西山八国”之称。李白在《书怀重寄张相公》一诗中记:“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功略盖天地，名飞青云上。”李白叔父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记:“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皓九世孙。”［2］

虽然李白祖上有“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李白为兴圣皇帝九世孙，以李广为祖，算起来，应该是李渊之孙辈，与唐高宗李治同辈，辈份比唐玄宗李隆基还高。李白祖上“遭沮渠蒙逊难”，其“难”为何，不可考。李白祖宗是否就是李氏一脉，也没有更充分的资料加以论证，然在“神龙”初“逃归于蜀”，这一点许多历史资料有明证。这个“蜀”就是今天的江油市青莲乡。李白家族因有李唐这棵大树而在蜀安居下来，或者说因有了“国姓”和“显赫的先祖宗系”而安居乐业以避难。自古阴平蜀道过江油关，翻青泥岭到陇西是一条大道，李白就曾“常往返陇蜀间”，这是氐羌之地。《元和郡县图志》卷第三十三，剑南道下:绵州，西南至汉州，东南至梓州，西至茂州，北至龙州。属县有昌明，本汉汉昌县，“后魏废帝改汉昌为昌隆县，先天元年(唐玄宗年号，公元712年)改为昌明县。”古为梁州之域，周为羌蜀地，属雍州。五代后改为彰明，其后多次并合，1958年与江油合并。然“江油”属“龙州”，《禹贡》记“梁州之域”，周、秦属氐羌之地，汉为广汉郡刚氐道。唐设江油郡，明设县，清归属川西松茂道和成绵龙茂道。1958年江油与彰明两县合并为江彰县，后复名江油县［1］。江油、昌明在古史中记载为氐羌之地，划属少数民族最多的羁縻州管辖范围，至明清时期，氐羌民族在此活动频繁。《四川通志》和《龙安府志》均记载，明宣德年间，氐羌民族攻破江油城，将知县夫妇杀死;而《三凤堂薛氏宗谱》记载，明成化11年(公元1475年)，氐羌民族烧毁江油县城。可见当时当地的氐羌民族人数不少，力量强大［6］。因此，从有史记载的夏商周开始，到隋唐时期，陇西至蜀地江油一带，都是氐羌人的活动地域，具有浓厚的羌文化氛围。而从李氏先祖起源到隋唐鼎盛时期，李氏一脉都生活在羌人活动区域，和羌人有密切关系。李白是在羌文化浓厚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也算得上半个羌人了。

二、李白生活时代的羌族历史与文化背景

李白生活在唐朝鼎盛时期，其时，作为“根的民族”的羌人，在经过两汉时期频繁战争，其力量已经削弱，人口与部落大大减少，虽对唐朝政权不构成威胁，但其活动范围仍然很广。羌族人性格豪放，不拘小节，与人和善。日常生活中“对酒当歌”，“歌中起舞”。这种特性在李白的性格中多有体现。李白生长的绵州昌明地区，即整个岷江上游羌族活动区域有“西山八国”之称。据两《唐书》记载，唐朝时期，茂州都督府下属有维、涂、炎、彻、向、冉、穹、笮等羌族州;松州都督府下设有羁縻州104个，皆为生羌等所居之地。可以说，其时在整个岷江上游地区，都是羌族人生存、活动、繁衍区域，都是羌族文化氛围浓厚之地。《唐书》卷四十二《地理志•剑南道•维州维川郡》载:“(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以白狗羌户于姜维故城置，并置金川定廉二县。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以羌叛州废，县亦省，二年复置。麟德二年(公元664年)自羁縻州为正州，仪凤二年(公元677年)以羌叛复降为羁縻州，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复正州。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没吐蕃，太和五年(公元831年)收复，寻弃其地，大中三年(公元849年)首领以州内附。”《当州江源郡》中记载:“贞观二十一年以羌首领董和那蓬固守松州功，析松州之通轨县置。”《悉州归城郡》中记载:“显庆元年以当州之左封置。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徙治左封。仪凤二年羌叛，侨治当州，俄徙治左封。”《绵州巴西郡》中记载:“本金山郡，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更名。县八，巴西、昌明、龙安……”《龙州应灵郡》中记载:“本平武郡西龙州，(隋)义宁二年(公元618年)曰龙门郡，又曰西龙门郡。贞观元年曰龙门州，初为羁縻，属茂州，垂拱中为正州，天宝元年曰江油郡。县二，江油，清川。”［4］《旧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剑南道》载，茂州(管汶山、汶川、石泉、通化等九县)、翼州、维州、涂州、炎州、彻州、向州、冉州、穹州、笮州、松州、文州、扶州、当州、悉州、保州、霸州、序州等，都是羌人之地［7］。

此外，在甘肃、宁夏、青海、陕西、四川等地，还活跃着一支非常强大的羌人部落———党项羌，后在宋朝时建立西夏政权。所以，唐朝时期的羌人活动非常频繁，其文化非常繁盛，且《新唐书》、《旧唐书》、《元和郡县图志》等都对其作了大量的记载。李白生活在这种浓厚的羌民族文化氛围中，必定深受其影响。李白在自己的诗、传、序、文中，只说自己乃陇西人，并无具体出生地的记述。生于公元701年，卒于公元762年，这是众多学者比较认同的。然而，李白是生于陇西，还是江油，史学界众说纷纭。虽然生于武后长安元年已成定论，但“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又无法解释，前后相差四年。按理说，李白叔父李阳冰的记述是准确无误的，这样，李白应当出生在神龙(公元705年)之后，其寿为57岁减。清•李元《蜀水经》卷之十五《涪江》———《辨李太白生处》载:“漫坡渡即蛮婆渡，在清廉乡，亦名青莲坝，蜜溪入涪之口。俗称蜜溪为廉水，以此也。世传唐李太白生处。考太白生武后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卒于肃宗宝应元年十一月(公元762年)，寿六十二。神龙初(唐中宗李显年号，公元705年)，太白父客自西域潜还广汉，则太白之生五岁矣。青莲乡是其故居，非生处也。”“石泉县故广柔地也，晋废于尧，后周置北部郡北川县，隋废郡以县属茂州。”［8］李元之述，历代学者也有如此说法。清代学者王琦在注释《李太白全集》时，对此问题作了解释，他认为，“神龙”当为“神功”之误。这样，李家逃归于蜀的时间是神功初(公元697年)，4年之后(公元701元)李白出生。这也符合李阳冰“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之说。不管李白出生于何地，李白先祖是何姓氏，但他在绵州昌明生活了20多年，自称本家陇西成纪或金城，是否靠陇西李氏贵族而姓，以李唐大树而氏，也是有可能的。陇西是羌人生活区域之一，李家也因羌人而在陇西定根而居。陇西有浓厚的羌文化因素，这是不争的事实。同时代诗人王之涣(688—742)曾有《凉州词》曰:“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之千古名句传世，反映了当时羌族文化的繁荣，而以李白的狂傲浪漫性格，不可能不受此影响。后来，李白生活的绵州昌明青莲地区，也是羌人生活的地方，而李白曾往返于青莲与陇西之间游学，在这些地区接触的也大多是羌人。也就是说，李白从出生到25岁出川之间，都是生活在羌族地区，接触的也是羌人，感受的也是羌文化。就是在现代，江油之侧的平武、北川、茂汶、松潘、青川、宁强(陕西)等地，仍然是羌族人生活的区域。李白生活在羌人中间，耳闻目睹、耳濡目染，就是半个羌人了，他吸收到的羌文化因素，对其一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才有其文学作品中自然表现出浓厚的羌文化因素。

三、李白诗词中的羌族文化

在唐诗中领略羌族文化，首先想到的是王之涣的《凉州词》，这首诗描写了边塞凉州雄伟壮阔又荒凉寂寞的景象。诗中“羌笛何须怨杨柳”是说戍边士卒听到羌笛吹奏着悲凉的《折杨柳》曲调而产生离愁别恨。为什么兵卒要吹奏羌笛曲《折杨柳》，而不是《塞上春》、《春江花月夜》以抒发个人情怀，这说明当时羌族文化的浓郁和影响太广泛深入了。我们在研究《李太白全集》时，不难看出李白已经在多篇文章中提到自己二十五岁之前都生活在羌族地区，或者说是羌族文化浓郁的地方。从李白生长地历史沿革记载，古今都是羌人生存的地方，已经形成浓厚的羌文化。曾维益先生在《李白蜀道难新探》一书中，经过大量的考证后说，李白自称是陇西成纪人，陇西是氐羌之地，成纪更是氐羌分布与生存的核心地区，李白在氐羌之地生活了二十五年之久，他对氐羌民族及文化是非常了解的［6］。在此情况下，面对涪江、岷江优美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诗中自然蕴含羌族文化。李白在家乡作过小吏，但这不是他的最终理想。他希望以自己的才华在官场上有不凡的表现，对自己的期望值很高。但他在现实生活中，以才自傲，不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以“脱靴磨墨”点到别人死穴，也断送自己前途。当其仕途受挫后，从而寄情于诗、酒、舞、乐、仙，开始“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的隐士生活。我们从李白诗中可以看到朦胧的蓬莱仙景，悠邃的乐曲，梦幻的舞蹈，美丽的大千世界，其诗中有一种狂放的醉意。而在这种追求一种仙人般生活中，都是以羌族文化为背景进行抒怀而表达出来的。

《登峨眉山》:“倘逢骑羊子，携手凌白日”，意为假如得遇骑羊子葛由，亦当与之携手仙去。《列仙传》、《搜神记》均记载: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时，好刻木羊卖之，一旦骑羊而入西蜀，蜀中王侯贵人追之上绥山，绥山在峨嵋山西南，高无极也，随之者不复还，皆得仙道［9］。《搜神记》亦有相同记载。传说李白能够面见玄宗，被封为翰林学士，除了玉真公主的介绍外，也得力于吴筠的推荐。关于吴筠大力推荐李白入仕朝政之说已经为史学界否认，但吴筠是盛唐时著名的道教高人。“唐朝是我国历史上道教盛行的时代，因为道家始祖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于是，李唐一族就自认为是老子的后代，毫不客气地将道教算做‘本朝家教’，大大地提升了道家和道教的地位。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颁《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自今以后，斋供行立，至於称谓，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明确规定了男女道士们的地位高于僧尼。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玄宗亲注《道德真经》，并把《老子》列入科举中的必考书目。所以，唐代出了不少道教高人，除吴筠外，还有孙思邈、吕洞宾、张果老、何仙姑、韩湘子、蓝采和、谭峭、杜光庭等人。”［10］在此环境下，任何一位道教高人都比葛由著名，而李白却选中葛由进行崇拜，可见他对羌文化的崇尚。在《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却恋峨眉去，弄景偶骑羊”。《送萧三十一之鲁中，兼问稚子伯禽》:“君行既识伯禽子，应驾小车骑白羊”。葛由是羌人，羌人以羊为图腾，崇尚白色。李白名白，虽无从考究是否与羌人尚白有关系，或者有纪念和崇敬意义，但在其诗中却处处以“喜白”而抒情。除白羊外，还有白马、白鸡、白石、白云、白雪、白玉、白衣、白龙、白鼋、白龟、白虎、白猿、白鹿、白鹇、白鹊、白鹤等，如果不从羌族文化因素和羌人尚白上联系起来，其诗的意境是很难解释通的。

李白好音乐歌舞，酒兴一起，“我歌月徘徊，我舞形凌乱”，一种醉态豪放的狂欢。“横笛弄秋月，琵琶弹《陌桑》”，“羌笛《梅花引》，吴溪陇水情”，“羌笛横吹《阿??回》，向月楼中吹《落梅》”，“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笛奏《梅花曲》，刀开明月环”，“爱子临风吹玉笛，美人向月舞罗衣”。《文献通考》、《乐府杂录》、《风俗通》、《白帖》等皆记载《梅花引》、《阿??回》、《落梅花》、《折杨柳》、《梅花曲》为羌笛曲。李白在其诗中表述最多的是羌笛曲，描述最丰富的乐器，或者从其诗中感受他最喜爱的乐器为羌笛，这就深刻表明李白和羌文化的关系是密切的，羌文化对其影响是深远的。李白好酒，酒兴一起，歌、曲之时还伴之以舞蹈。他在《东山吟》中写道:“酣来自作青海舞，秋风吹落紫绮冠”。《一统志》:“西海，在陕西西宁(现为青海省省会所在地)卫城西三百余里，海方数百里，一名卑禾羌海，俗称青海。”青海古为羌地，青海湖一带早先属于卑禾羌的牧地，所以又叫“卑禾羌海”，汉代也有人称它为“仙海”，从北魏起才更名为“青海”。青海大榆谷、小榆谷还有“迷唐羌”、“钟存羌”、“烧当羌”等。“青海舞”即羌人的舞蹈。而在《独酌》中:“手舞石上月，膝横花间琴。”《醉后赠王历阳》:“笔踪起龙虎，舞袖拂云霄。”《南陵别儿童入京》:“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宴郑参卿山池》:“歌声送落日，舞影回清池。”《月下独酌》:“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对酒醉题屈突明府厅》:“山翁今已醉，舞袖为君开。”这些都是酒酣时之舞，也是他最熟悉、最喜欢的舞蹈，可见他对舞蹈的喜好，或者说对羌人舞蹈的喜爱程度。李白在青少年成长环境中就深受羌文化影响，这成为烙在他灵魂深处的印痕。即使他走出家乡求学求仕，在其众多的抒怀作品中，也自然和羌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说明羌文化和李白的密切关系。

本文作者：陈春勤 单位：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