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建设规划论文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扩张，以理性为基础的现代城市不可避免地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助长了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生态危机。现代建筑运动是一场不为精英服务的，但却由精英所领导的“精英主义”运动。它的初衷是“为大众服务”，但精英主义也使得建筑师、规划师高估了自己的特权地位，助长了“个人英雄主义”，忽视了城市的复杂性和社会价值的多元性。此外，现代主义对传统的反叛也造成了城市历史和文化的失落。在城市规划中，现代主义对传统的反叛，表现为一种新建或重建整个城市或城市大部分地区的欲望和冲动。柯布西耶曾公然提出，要将传统的密集街道统统清除，代之以开敞式的“光辉城市”。这使得原本凝聚着个人、集体或社会记忆的场所和景观在现代主义的“城市改造”和“再开发”中逐渐消失，植根于历史性城市景观中的文化归属感也随之消失，人与场地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精神联系日益淡漠，人的精神变得无所依靠，从而使城市和社会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和环境危机。
综上所述，现代主义规划思想虽然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也给当代城市带来了社会、精神、环境、生态等一系列危机，这是由于作为现代性核心的理性主义无限膨胀，导致人文精神萎缩和人性丧失的结果，所以后现代城市规划的转向集中体现在对“人”的重新强调和人文精神的复归。
一、后现代城市规划的人文主义方向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城市经济、社会的变化，现代城市规划实践在人类行为、情感、环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日益明显，于是后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思想开始倡导对城市中多元的社会文化价值和深层次人类体验的发掘，城市规划思想的核心逐渐由强调功能理性转变为呼唤人性、文化、多元价值的回归，使得城市规划进入—个强调人文精神的发展阶段，这其中主要包含几个较为清晰的探索方向。
1.多元价值方向
现代主义主张用固定不变的逻辑和普遍有效的规律来阐释世界，造成现代城市规划缺乏对普通“人”的关注，忽视了人的基本需求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后现代主义则不相信人类普遍理性存在的可能，否认启蒙思想家们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带规律性的理论和这些理论所隐含的基本哲学前提。后现代主义坚持一种摆脱基础主义的哲学文化。这种哲学将是一种“对话”，没有人能从这种交流对话中被驱逐出去;而且在这种交流对话中，任何人都不拥有特权地位。它对现代主义的抨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抨击它纵容一种话语凌驾于其它话语之上。
事实上，现代城市中包含了多元化的社会群体和多重归属的社会个体，价值产生的根据、标准和归宿，更多地依赖于这些主体，反映着不同主体的特点和个性。对多元价值的肯定，其实就是对人的平等的主体地位的充分肯定。每一种价值标准无论对别人来说是否合理，都有它自己主体的客观基础和原因。在这种基础和原因改变之前，这一主体的标准不能与其他标准互相代替。而现代主义试图用某种乌托邦式的蓝图或模型驾驭城市的发展，通过单一的组织方式将城市系统化的动机与人类、自然的生活模式隔离开来，结果必然加剧现代性带来的种种危机。
后现代主义认为后现代社会的特点是复杂、多元和不确定，世界和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要远比我们意识到的更加复杂和精巧。所以人们关于场所和来自场所品质的体验，要比“社会精英”对于理想城市的构思更加多样化和“开放”。和现代主义强调简洁、秩序、统一和整齐不同，后现代主义通常为复杂、多样、差异和多元而欢呼。这些价值观，反映在城市美学上，可以看到罗伯特•文丘里旗帜鲜明地提出对复杂建筑风格的偏好，他主张“杂乱而有活力胜过明显的统一”。在城市规划上，这些价值观同样存在于简•雅各布斯对城市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观点中。她不仅提出“多样化是大城市的天性”，而且主张“如何综合不同的用途，生发足够的多样性以支撑城市文明，是关于城市规划最重要的问题”。总之，城市规划不应当以一种价值观来压制其他多种价值观，而应当为多种价值观的体现提供可能，规划师就是要表达这些不同的价值判断并为不同的利益团体提供技术帮助。
2.场所文脉方向
现代主义规划将理性主义和功能主义的标准贯彻得太过彻底，同时作为“精英”的规划师忽视了大众也有审美的生活和“诗意栖居”的愿望。于是，包括清水混凝土、玻璃幕墙在内的包豪斯的标准元素，变成了一种适用于任何地方的风格，而当地的传统、文化、自然环境等因素却被忽视。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认为，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就是信仰问题。现代主义意识本身充满了空幻，又拒绝同旧的信念相联系。如此局势将我们带入到既无过去又无将来的虚无之中。在城市建设中，现代主义拒绝同环境和历史进行对话，并对使用者采取家长式的统治姿态，企图通过机械主义的功能秩序来建设一个“人造的文明新城市”，结果却是抹杀了城市的多元文化，而用钢筋、水泥堆砌起来一座与人类生活情趣格格不入的“居住机器”。
场所理论和文脉主义代表了后现代主义对城市历史和文化的回归。城市规划的场所理论，其本质在于对物质空间人文特色的理解。实际上，“空间”是有边界的或者是不同事物之间具有联系内涵的有意义的“虚体”，只有当它被赋予从文化或区域环境中提炼出来的文脉意义时才成为“场所”。空间的类型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分门别类，但每个场所却都是独一无二的，体现出其周围环境的特性或氛围。场所作为复杂的自然中一个具有一定性质的整体，不能以分析的、科学性的概念加以描述。科学原理从既定的事实中抽象，以获得中性的、客观的知识，然而却失去了日常生活的世界。因此，以科学理性为核心的现代主义难以对场所精神形成呼应。人们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场所系统来展现自我、建立社会生活和创造文化。这些需要赋予人工空间一种情感内涵，是一种超物质的存在。所以城市设计者的职责就不仅仅是摆弄空间形式，而是整合包括社会在内的整体环境中的各个部分以创造场所。其目标应该是在物质空间和文化环境之间、现代使用者的需要和愿望之间寻求最合适的方案。因而成功的场所设计经常源于对社会和物质环境最小的干扰而非彻底的改造。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城市规划开始向注重场所和文脉的方法转变。第十小组(Team10)用居住与城市的归属感来重新理解城市，雅各布斯则呼吁重视被现代主义所忽视的都市生活多样性。阿尔多•罗西在其所著的《城市建筑》中提出，城市中的建筑需要融入历史、城市形态和记忆来诠释。舒尔兹指出，建筑与规划的实质目的是探索和最终寻找到地点因素中独特的精神内涵，从而建造出符合特定人群需求的构造。
实际上，城市的建造从来就不是在白纸上进行的，而是在历史的渐进和积淀产生的城市背景上进行的。具有文脉意义的城市空间是多元和包容的，它与过去的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通过丰富和叠加的混合方式相结合。很明显，这种历经时间变化而自然生成的城市形态，要比完全由外界强加的人工秩序更有生命力，也更能形成了人们对于自己所栖居的场所的依恋。因此，柯林•罗和弗瑞德•科特在《拼贴城市》中，试图引入“拼贴”这样一种设计方法，在尊重城市复杂性与矛盾性的基础上把断裂的历史重新修补起来。后现代主义把城市发展看成是差别极大的空间与各种混合物的一种“拼贴”，而不是追求以功能分区为基础的宏大规划，由此发展出“多元论的”与“有机论的”策略。
3.过程和参与方向
自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科学一直采取分析或者还原的方法。这种方法包含一个前提，即知道了局部，就一定知道整体。基于这样一种前提，现代理论追求的是总体性和普遍性，追求用一种总体性的模式来概括社会与知识的各个方面。人们根据局部来描述整体，根据现在来预测未来，根据确定来把握不确定。这种理性主义认知方法表现在现代城市规划中，就是现代主义相信城市是可以通过规划加以控制的，并且可以通过规划师掌握的经验和技术来达到城市的“理想状态”。所以，城市规划就演变为一种少数社会精英用以表达他们意志，并以此来控制各类社会群体和个人行为的手段。
理性主义认知方法是基于一种单向的矢量思维，最终会造成只重整体不重部分、只重结果不重过程的结果，从而忽视世界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因此，后现代主义提出反基础、反本质、非理性、非中心等观点，热衷于寻求多样性、差异性和不确定性。实际上，城市的发展、空间的演变，既不是—个完全自我组织的过程，也不是受人类意识控制干预的单—被构过程，其中充满了各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后现代主义提出，城市的空间形式是含混的、多变的，城市作为一种人为参与主体的多要素复合空间，绝不是因果关系式的直线性理性思维所能完全把握的。1970年代以来，规划中目标的普遍性受到质疑，因为越来越多的事实显示规划中界定的价值远离普遍的价值，并没有普遍一致的公共利益。于是，过程性和动态性在城市规划中被越来越多地强调。1977年发布的《马丘比丘宪章》也要求，“城市规划师和政策制定者必须把城市看作为在连续发展与变化过程中的一个结构体系”，并进一步提出“区域与城市规划是一个动态过程，不仅要包括规划的制定而且要包括规划的实施。”在1980年代巴黎拉•维莱特公园规划中，屈米带有解构色彩的方案就推翻了传统规划注重形式的理念，而采用一个开放的架构和基础设施的网络来容纳多种城市事件、活动以及未来变化的可能性。
由于城市规划要服从这样一种多元化和不确定的社会发展过程，所以后现代主义强调，规划师应努力避免用个人的价值与逻辑判断主导具体的规划设计，而应更多地承担推动和协商的作用，鼓励公众参与到规划过程中来，让城市规划逐渐作为各方面人士共同参与的创造性活动。正如NanEllin在《后现代城市主义》中所说，“城市设计者的作用应该有更少的权威性和更公开的政治性，其目的就是给市民以权力，让他们自己来改善他们的社区和环境。”《马丘比丘宪章》也对公众参与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肯定:“城市规划必须建立在各专业设计人员、城市居民以及公众和政府领导人之间的系统的不断的互相协作配合的基础上”。因此，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城市的规划成为一个过程，而城市的方案则变成了一种契约。它不是描述未来若干年城市发展的蓝图，而是囊括各种条件、诉求和讨论的综合。
4.生态伦理方向
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的主体性极度膨胀，“人类中心主义”成为现代人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环境关系的一种伦理价值原则。现代性的张扬助长了人类对大自然不计后果地掠夺和开发，而各种负面效应却在悄然向人类袭来，环境污染、生态退化、资源短缺、能源枯竭、气候反常……这使得环境问题在20世纪后半期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也成为催生后现代思潮的重要原因。1960－70年代，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戈德史密斯的《生存的蓝图》、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等反应生态和环境危机的著作纷纷问世，推动了生态主义思潮和环境保护运动兴起。1969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麦克哈格出版了《设计结合自然》一书，在批判“人类中心论”思想的同时，建立了一个区域与城市规划的生态学研究框架。同年，在英国第一本提出系统规划理论的教科书中，麦克洛克林在第一章就描述了人类行为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以此说明认识人类行为可能对自然环境产生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后现代主义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并不是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而是将其与伦理观、价值观联系起来，从而为生态环境问题赋予了浓厚的人文色彩。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全球化环境问题的凸现正是现代主体力量狂飙的直接后果。对于“主体性”的过分推崇，正是产生一系列人类生存问题的重要根源，并最终导致人类走向自我毁灭的不归路。当代环境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之间普遍存在着一种共识，那就是当前出现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归咎于启蒙时代所运用的语言模式。因为这种语言总是宣扬权力，宣扬人对自然的特权，抹杀来自自然的声音。简而言之，这是一种统治性的语言，而我们需要的则是另一种与此完全不同的、关于自然与义务的叙述方式。
生态女权主义是这种叙述方式的代表。生态女权主义认为，人如何对待妇女、有色人种和下层阶级，与人如何对待自然环境，这二者之间存在着重要联系。因为正是立足于与动物交往的基础之上，人类才将别人看作另类，从而在人类之间建立起性别、种族、阶层等差异。因此，正确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是正确理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前提。与信奉二元论的现代主义不同，后现代主义并不认为自己是栖身于充满敌意和冷漠的自然之中的异乡人，他们把其他物种看成是具有其自身经验、价值和目的的存在，因而形成了一种“在家园感”。借助这种在家园感和亲情感，后现代主义用在交往中获得享受和任其自然的态度，取代了现代主义的统治欲和占有欲。珍妮弗•沃尔琪借鉴生态社会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反种族主义者的城市实践，依据她对南加州的研究，提出了“跨物种城市理论”(transspeciesurbantheory)。这一理论对划分人与动物的标准提出了批判，并且建议人类站在动物的立场上思考。人、动物和自然在城市中的重新融合，可以使人类理解动物的立场和生存方式，从而在特定的环境中跟它们交流，并促成人们采取必要的政治行动来保护动物的自主权和生存空间。沃尔琪在其理论中将差异、反主体、文化多元性、后殖民主义等概念糅合到一起，描绘了一幅后现代眼中的生态城市图景。
二、结语
现代主义规划因为对科学和理性的片面强调，给城市带来了种种现代性危机，后现代主义规划则通过肯定多元价值、关注场所文脉、强调过程和参与、倡导生态伦理等几个方向的努力，呼唤人性、文化、多元价值的回归，使得人文精神重新成为城市规划关注的重要方面。因此，现代主义规划向后现代主义规划的转向，集中体现在强调科学理性向强调人文精神的转变。纵观人类历史发展的历程，人文精神随时在与使人类偏离正确发展轨道的各种思想进行斗争。因此，对于正处在现代化、城市化关键时期的我国来说，吸取西方城市规划的经验和教训，将人文精神作为城市规划的基本价值准绳，对于提高我国城市建设水平，实现社会、文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本文作者：张健健 单位：南京工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