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德的科学技术文化观综述

一、科学、技术的文化植根性

伊德认为,文化是科学、技术扎根的“土壤”。不仅文化的内在精神气质对科学、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而且科学、技术的发生与发展也是在多元文化相互作用的基础上促成的。文化是科学、技术发生与发展的“土壤”关于文化对科学、技术的发生与发展起到的“土壤”的作用,伊德是从如下三个方面来展开论述的。第一,技术性文化、“技术精神”是促使近代科学诞生的重要文化传统。我们知道,达•芬奇是西方近代科学诞生之前的标志性人物,他的机械设计超出他那个时代好几个世纪。如“直升飞机”模型,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所做的模型没有太多不同。然而,人们对达•芬奇的这些杰出的机械设计并不太感兴趣,“他的机器也是用螺丝、杠杆、斜面、曲柄等联结,设计的水平上都是古代物理学的基本应用”。伊德指出,人们真正对达•芬奇感兴趣的,是他身上凸显出来技术性文化,而这却是源自罗吉尔•培根(RogerBacon)开创的“技术精神”(technologicalspirit),就是“视宇宙如机器”(uni-verse-as-machine)这样一种文化传统。而这些传统却突出地体现在达•芬奇的精确的机械素描图、人体解剖图之中。

正因如此,伊德只要有机会,就会去列奥纳多小博物馆参观他制作的那些模型、各种草图等。伊德认为,正是在这样一种浸透“技术精神”的文化“土壤”中,经过两个世纪的积淀,产生了一些先进技术,而这些先进技术又成为后来科学诞生的“土壤”。其实,中世纪就发生了“技术革命”,而在列奥纳多的生活世界中,各种先进的技术早已成为生活的背景,如时钟已经掌管(regulate)社会生活几个世纪,加农炮已经终结了封建时代,弹道学也已经发明,哥伦布已使用球体数学技术和天体导航技术发现了新大陆,等等。因此,伊德说道,“近代科学诞生于一个已经技术化了的生活世界”。第二,除了技术性文化之外,视觉主义的文化“土壤”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伊德认为,“假如列奥纳多只是在接受自然本身为机器的隐喻和将世界理解为数学语言构成的世界这样一个框架,那么他就没有什么贡献。尽管这二者都是一个世纪之后伽利略比萨科学的两种要素”,列奥纳多的重要贡献不在他设计的机器或技术草图上面,而在于他的视觉艺术和视觉想象,“在于他对知觉本身的‘变形’与‘重新格式化’(refomulate)”。伊德认为,“看”的方式变了,“知觉”的方式也就跟着变化。而这些都是首先在列奥纳多的解剖草图而不是技术草图中发现的,他的解剖画采取了透视法则,一层一层地非常清晰,逐渐形成了一种视觉上的分析时尚。这极大地促成了视觉主义的形成。而透视法则是待到很久以后才被认证为具有客观性的一种“看”的方式的发明,它对于现代科学与技术的诞生具有根本作用。对此,伊德说道:“列奥纳多的视觉主义是一种产生了现代的特殊的视觉主义……正是这种视觉主义思想成为了现代科学的思想风格,尤其是在现代工程学当中。”也就是说,达•芬奇的主要贡献是将三维透视法则发扬光大并使其臻于完善从而促进了视觉主义的产生。有了这种视觉主义,自然就成了伟大的机器,而近代科学、技术的发生与迅猛发展正是得益于这种机械世界观传统的。视觉主义的作用之大,正如伊德所说:“这是技术时代来临的前奏,也是必然条件。”

伊德指出,视觉主义是想象的,身体位置不占空间的“鸟瞰”(bird’s-eye)世界的方式,视线在无限远处会聚。在现代科学、技术中最为根本的特征就是这种“看的方式”的存在,“今天几乎整个地模仿这样一种看的方式,这种看的方式就是现代的产生之处”。在伊德看来,如果没有透视法则的产生,没有达•芬奇的解剖画、技术草图对透视法则的完美运用,视觉主义就难以深入人心,而如果没有视觉主义的广泛影响,就不会形成现代产生之必要条件的“看”的方式或机械世界观,那么,现代的科学与技术无疑都不会产生。第三,西欧的征服扩张性文化观念对于现代科学的诞生具有根本性的影响。伊德以哥伦布航海事件为例。他说,回看哥伦布从1492-1504的航海事件,尽管从实质的文化交流来看,他的航行对现代文化而言被遗忘了,但却是欧美文化走向现代化关键的转折点。此话怎讲呢?伊德指出,从技术或硬性条件来看,还在哥伦布航海之前的1433年,中国的郑和就已七下西洋,在造船技术方面哥伦布远不如中国;在造船的规模上,差距巨大。当时,哥伦布只有三只小船,最大的船大约98英尺长。而郑和的船队数量上有317只,其中最小的船180英尺长,最大的则有444英尺长。从航海动机来看,太平洋岛民的航海探索确曾在占领先前的无人岛方面取得成功,但是他们探索的动机无从知晓,估计是人口压力或部落战争,失败者被迫离开进行几千英里的远航。至于中国郑和的例子,动机很明确,就是认为中国文化优于其他所有文化,远航是为了炫耀大明国威,声称中国为世界中心,促使他国臣服及贸易往来,完全没有通过武力征服扩张的打算,这从郑和船队金银珠宝船最大而战船最小的配置就可判断出来。

然而,哥伦布的航海动机则如伊德指出的,“一般认为,欧洲当时已经形成了掠夺性和贪婪性的文化,哥伦布航海必定处在在这种文化当中”。伊德认为,这确实是哥伦布航海动机上的重要特征,但是,更为深刻的说法是“西方对力量永不满足的渴望,把借来的技术转变为工具,用来生产物品和控制自然”。正是这种永不满足的征服、扩张的欲望,才最终促使他们产生可以征服世界的近代科学与技术。例如,印度教徒的祷告轮,西方人将它改造为风车,用于沼泽排涝、荷兰洼地开垦;古代蒙古人设计的马镫,在骑士向前戳矛时可以将马的力转化为杀伤力,西方人将这种马镫改造成了战役“坦克”早期样式的站台。伊德认为,技术只有在适当的文化观念当中,才会得到整合与改进,才能发挥根本性的影响。因此,伊德说道:“技术在整体中的效果明显深深扎根在文化当中。这就是为什么说以前技术史家关注的焦点在海军和航海的技术与技能方面是不对的,那样虽然揭示出了哥伦布航海与太平洋岛民航海或郑和的航海之间技术上的差别,但是反而无法解释哥伦布航海的风水岭性质。”科学、技术发展得益于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伊德认为,西方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的发展并不只是欧洲文化的产物,而是得益于多元文化的交流。伊德指出,人们一般把技术-科学解读成以欧洲中心的,认为科学从古希腊经过文艺复兴再到现在的欧美,虽经许多改进,但都表现为一种线性的历史。其实,“这样一种解读是扭曲的”,“从一开始就不只是欧洲的文化在技术-科学的整个发展中起着作用”。首先,从科学发展史可以看出,其发展不是线性的与欧洲的,而是得益于多元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伊德指出,科学中的根本要素之一是作为形式化和测量的首要手段的数学。在希腊思想中其源头主要是毕达哥拉斯的,而在起源的形式上却是东方的和植根于宗教的。而古希腊科学在文艺复兴时期之所以能够重生,它的整个存在都归功于伊斯兰文化。熟悉西方历史的人就知道,古希腊科学和思想在古罗马和漫长的中世纪基本上消失殆尽,幸亏伊斯兰文化把它们保存了下来。尽管柏拉图的思想或多或少地持续存在于欧洲思想中,但亚里斯多德哲学特别是导向科学的前苏格拉底哲学(Presocrat-ics),因北欧人的入侵而丢失,可是他们最终都是从阿拉伯学者对古代思想的复兴和详尽的阐述中受益的,包括工具的发展和使用。在欧美的历史中,经常吸收伊斯兰文化。

在伊德看来,没有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补,就不会有近代科学的诞生。其次,从技术发展史来看,尽管古代技术的发展与科学没有多少关系,但是古代技术的发展也是与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密切相关的。伊德指出,在古代,高度理论发展的时期并不必然与高度技术革新的时期相一致。假如希腊化时期和罗马时期在科学和哲学上可能被看作是相关理论的派生时期的话,那么关于技术革新则不是这样。希腊化和罗马时期关于技术的发展是高度多产的,这与中世纪学院派的逻辑学与本体论神学(ontotheology)形成了反差。然而,“宏观尺度上的历史联系表明,历史上技术的革新时期虽不与哲学或科学理论的高峰时期相一致,但是更多地与文化交流与贸易的高峰时期相一致”这说明了,技术的发展是受到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的推动的。总的来说,尽管古代科学与古代技术的发展并不一致,联系也不紧密,但是,二者的发展都受益于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补,并最终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从而导致了近代科学的诞生和现代技术-科学的发展模式。　　

二、科学、技术与文化的相互关系

不仅文化影响着科学、技术,反过来,科学、技术也会影响文化。并且,科学、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绝不是简单线性的,而是复杂多维的。

1.科学、技术对文化的重要影响伊德认为,技术-科学是文化“入侵”的重要工具。

当今社会技术-科学已经无孔不入、无处不在,其对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现代科学、技术向全球扩张,对原有各种价值观念的冲击,无疑都是技术-科学对文化反作用的表现。如伊德指出的:较之其它的宗教、伦理、教育等文化样式来说,技术-科学是欧美发展最有威力的文化产品,它的影响触及到了全球各个角落,不涉及欧美技术-科学现象的文明是不存在的。当欧美其它文化试图进入别的最为相异的文化之中时,技术-科学的人工制品通常作为“文化的工具”首先进入,并对被“入侵”的原有文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在伊德看来,技术迁移不仅是科学、技术本身的传入,还承载着系列的文化观念。伊德所说的技术迁移(technologytransfer),是指系列的物质制品从原有人们的实践与技能情境进入其它不同的文化情境当中。大范围的技术迁移一般被认为是,从北半球所谓技术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传播到主要在南半球的“欠发达”国家,而小范围的技术迁移,也可以指某个人因遭遇其它文化样式而对单一技术的改造。技术的迁移不仅仅是某些人工制品的进入,还涉及众多的文化因素。关于技术迁移对于文化观念的影响,钢斧就是一个有关经典而又简单的例子。一般的标准分析是:1)当一个“技术上发达”的人携带钢斧与还在使用石器工具的人接触时,开始将会有钢斧从发达国家流入土著居民当中;他们将会朴素地顺应甚至贪图钢斧;2)标准分析认为,原因是钢斧明显比石制工具更加有效,砍起树来又快又省力;3)然而,对于接受者来说,被接受的东西不仅仅是钢斧。暗中被接受的是一套新的关系,首先是经济关系,这最终将导致土著人的依赖关系。因为这些土著人习惯了钢斧之后,他们又没有生产钢斧的技术,所以他们必须进行贸易往来,如皮毛换钢斧,这最终使得他们依赖于“发达”文化。伊德认为,这种一般的标准分析本身并没有错,但是,不是非常透彻的解释,并且太容易被简单地曲解为单纯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实际上,文化观念的影响更为根本。在这方面,伊德认为海德格尔收音机与手表的例子与自己认为技术乃文化之工具的观点更接近。伊德说:“能立即使以前孤立的土著民着迷的两种制品是手表和收音机,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属于手表或收音机的语境并不必然被土著直接领会。对运动、光、特别是声音的好奇,足以使他们渴望得到这些技术产品,足以开启‘文化迁移’的过程。真正讲来,大概很难迫使一个人不接近时钟和收音机这两种重要技术。时钟改变了整个时间感觉以及西方技术文明的公共秩序,收音机同时改变了整个交流方式和语言出现的方式。”简言之,作为文化工具,时钟和收音机的迁移所带来的影响远不止于一系列的经济关系,而是一个庞大的文化观念系列。因此,不存在“孤零零的”单一技术或技术制品,技术的迁移必将负载着一整套的文化观念体系。

2.科学、技术与文化的互渗作用事实上,科学、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影响绝不只是单向的,甚至也不仅是简单双向的关系,而是多重的互渗关系。

如伊德所说:“技术迁移的维度绝不是简单经济的,而是多维的(multidimensioned)和不断生成的,这因此拒绝任何基础主义的或还原论的解释。”首先,理解科学、技术与文化双向的互渗中所形成的结构性关系对于理解科学、技术与文化的相互作用关系具有根本意义。伊德详细指出了技术-科学与文化双向的互渗作用所具有的结构性关系,可归纳为如下三点。

1)在迁移中,迁移的是人工制品,但是在其配备关系中,人工制品与生产实践相匹配,一种技术就是一种人-技关系。在典型的迁移中,接受者觉察到所迁入的人工制品的有用必定与可承认的、熟悉的生产实践相联系,如在前面所举例子中,钢斧和钢刀之所以立即被接纳,就是因为土著人已经熟悉了这种生产实践。钢斧、钢刀好在哪里,有什么好的效果他们一看就马上明白了,自然就选择了接受。他们对其它方面功能的接受之道理也是一样的。他们对于功能更强大的用具往往毫不犹豫就会加以接受,就是因为其它方面的功能早已在人们熟悉的实践经验之中,只要在熟悉的某单一维度上进行量的比较当然就很容易判断好坏了。对此,伊德是这样说的:“我认为,不是简单地因为钢斧和钢刀有功用或更有效,而是因为斧子和刀已经存在于土著文化当中了,都已是他们熟悉的和可理解的人工制品。这里的关节点在于迁移对象在一种已知生产实践格式塔中的熟悉性。”

2)迁移也可以发生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生产实践当中。例如,土著人运用外来人抛弃的沙丁鱼罐头盒子作为发亮的头饰,这种人工制品的流转(remove)完全是源于曾经熟悉的领域,并把它放到了一个不同于它原来的“新”实践当中。对于土著来讲,“沙丁鱼罐头盒”的生产实践是不熟悉的,但是,“沙丁鱼罐头盒”仅仅是作为土著人熟悉的头饰这一旧的生产实践的“新成员”而出现的。在伊德看来,土著人接受沙丁鱼罐头盒并不是因为这些盒子比他们自己的盒子做得更好,而是认为这些东西比起他们原有的头饰更加发亮。也就是说,他们从自己已有的制造头饰的实践经验出发,认为这些发亮的盒子更好,因而加以接受。这实际上也就导致了沙丁鱼罐头盒子的新用途。因此,伊德认为:“这时候,决定新用途的涉及到接受者文化当中已经建立起来的生产实践。”换言之,人们对技术的接受程度是以他们对于技术用途(包括误认的用途)的理解程度成正比的。

3)相似的生产实践可能使用不同的技术并保持平行。例如,尽管太平洋岛民的多体船跑得快,西方殖民者的独体船跑得慢,但他们都没有学习对方的技术。对此,伊德指出过:“只有通过改变文化轨迹本身的境遇(context),技术迁移才会发生。”也就是说,越是同质的文化之间越容易交流和迁移,越是异质文化之间越难交流和迁移。这与医学上器官移植非常类似,越是血缘相近气质相近的人之间,器官移植越容易成活。其次,技术与文化双向互渗作用的结构性关系决定了文化的多元共存。在伊德看来,技术迁移并不会像有些人认为的,欧美发达的技术文化将会取代传统文化和过去的价值观念,而是各种文化在交流中互渗,逐渐形成文化多元共存的局面。伊德说:“我一直认为,在文化诠释学的复杂层次上,技术也许被可变地植入,‘同样的’技术在另外的文化境域(context)中可以变成一种十分‘不同的’技术。”

正因如此,技术与文化之间的交流导致了不同技术与文化的产生,从而导致技术的发展与多元文化的形成,而不是简单地一种文化代替另一种文化。这实际上有力地驳斥了基础主义、还原论的观点。例如,在现代技术-科学社会中,人们享受惯了技术-科学的便利,即使技术-科学带来了全球性的负面影响甚至毁灭性的核威胁,但是,人类断然不可能返回到“古代的”生活方式之中去了。正可谓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因为技术-科学并不只是单纯在物质方式上为人类提供了福祉,而是早已经深入到了人们的观念之中,我们今天的所思所想几乎都与科学、技术有着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所以,技术-科学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物质世界,而且还改变了我们的观念世界。

本来是人们的文化观念创造了科学、技术,而现在科学、技术又反过来改变了我们的整个“世界”。并且还在不断相互作用:文化的发展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的进步又反过来促进文化的繁荣。正是科学、技术与文化之间的这种互相渗透的作用,不断开辟着我们未来的“世界”。然后,由于人-技关系是一种存在论、生存论的关系,所以人们在使用技术的过程中就表现出一种用途的模糊性和生成性,这是技术、文化交流导致多元文化的根本原因。伊德认为,人们是在当下的实践生活中不断地理解技术和使用技术的,在“技术调制”的过程中,各种历史、文化等实践因素不断参与到“具身”的认知主体的知觉经验中来了,共同建构着人们的经验。由于技术的使用与文化的交流完全是在存在论、生存论的意义上的,因此,技术与文化就具有不断“寻视”未来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这促使着新的技术与新的文化观念不断地生成,从而导致多元文化的产生。伊德把这种生存论上的“寻视”未来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叫做“模糊性”(ambigui-ty)。当然,技术使用与文化交流的这种“模糊性”也不是任意的,而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呈现出一定跨度的不可预测。伊德举例说:“用途的模糊性不是无限可延伸,如锤子就不会很好地用作绳子、缝衣针。”
伊德认为,正是因为技术与文化都是在“不断生成”的意义上被使用的,所以技术与文化绝不会是简单地线性地发展的,人类对技术“乌托邦”或者“敌托邦”的简单想法因而都是不成立的。因此,只要生活世界是多元的、差异的,那么技术与文化的交流也就会不断形成多元并存的差异性文化,不会像“艾鲁尔斯(Elluls)、马尔库塞(Marcuses)以及其他一些思想家认为的,技术会向单一的、不可避免的失控的方向发展”。

三、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欧洲中心论

由于现代技术-科学诞生于欧洲,所以逐渐形成了一种认为欧洲具有不同于其它地区的特殊性与优越性的观点,此即所谓的“欧洲中心论”(Eurocen-trism)。这种观点认为:“迄今为止,尽管‘技术-科学’只是一种文化的产物,但它是欧美发展最有力的成果。它遍及全球,不存在哪种文化与此现象无关。技术-科学的人工制品(artifacts)通常被当作‘文化的工具’(culturalinstrument),为欧美文化的其它方面‘获准进入’(entreinto)最异质的(exotic)其它文化区域服务。尤其是思考技术的欧洲哲学家(particularilyEuropeanphilosophersthingkinga-bouttechnologies),他们认为,‘技术文化’(tech-noculture)的出现对过去的价值观和传统的高端文化(traditionalhignCulture,首字母大写)具有明显的威胁性,且这种文化力量已经造成了它们的停滞(pause)。”伊德认为,在技术文化方面,凡具有上述观点的思想家都是欧洲中心论者,他们具有如下典型特征:

1)他们把技术文化看作是欧美的历史与形而上学独有的现象;2)他们把技术文化的成熟看作是一种产生于欧美价值观的‘内在命运’(in-ternaldestiny);3)至今,人们认为技术文化具有威胁性,并且这种威胁具有一种否定性的命运(nega-tivedestiny)。这是严格内在于欧美路径的。伊德认为,“欧洲中心论”是一种文化线性发展的观点,是由于人们既不懂得人类历史文化复合发展的非线性模式,也不懂得科学、技术与文化交流的双向的互渗作用造成的。并且,这种线性观点也不利于欧洲未来的发展。伊德以当代技术-科学所揭示出来的人类发展史为依据,既反驳了欧洲中心论的观点,也证实了自己对于科学、技术与文化交流具有双向的互渗作用的观点的正确性,还指出了人们对抗“去中心化”的简单做法是不可取的。首先,由于技术-科学仪器的诠释,揭示出了人类文化复合发展的历史。“文化复合发展”(toplu-riculture)的概念,既不同于文化交叉(thecross-cul-tural),也不同于文化多元(themulticultural),但是,它又既具有文化交叉的特点,也具有文化多元的特征。当代文化的发展,就典型地体现了这样一种高度杂于一体的既交叉又多元的文化发展模式。用伊德的话说就是:“文化复合发展明显地是多元文化的后现发表展形式。”近些年来,由于技术-科学的发展,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开始以各种系统的方式理解史前人类世界,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些人类早期历史知识的新成果,展示了人类文化复合发展的历史画面。技术-科学对人类早期历史知识的揭示如:1)推进了象征书写前兆的粘土研究,由原来大约公元前3000年的认识水平迅速更新为还要早大约5000年;2)确认了人类生存从直接依赖自然的供给,到有意识地种植农作物,这个转变时期开始于大约距今10000年前;3)人类产生最早的艺术、辉煌的洞穴画和雕刻的时期,大约在35000年到12000年前,等等。一方面,这些知识的获得,离不开技术-科学的仪器的诠释。另一方面,这些知识告诉我们,人类文明的中心并不像今天所认为的那样一直在欧洲。伊德指出,根据现代技术-科学研究所揭示的,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古代文化明显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并表现出相互交流中交叉的复合发展趋势。这种文化复合发展模式,通常也叫做相互交流的文化的镶嵌画(mosaic)。我们归根到底就是不断交流反复杂交的文化复合发展的后代,压根就不存在纯粹的所谓你们的或我们的文化谱系。

其次,伊德认为,当代技术-科学频繁地诠释出古代有关知识(科学)的真实面貌,其所揭示的历史上文化多元交叉复合发展的图景,与自己所揭示出来的现代科学、技术与文化交流所具有的双向的互渗作用的特点是一致的,这说明自己所揭示出来的文化复合发展模式是经受住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规律的检验的。这也不难理解,历史就是过去的现在,过去与现在二者本来就应该是一致的,历史的发展就是逻辑的展开。由于仪器“制造”出来的众多人类历史知识敞开了过去与现在在文化复合发展模式上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图景,所以,伊德除了否定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外,也反对人们试图采取对抗“去中心化”的方式来保持欧洲中心地位的做法。由于欧美人早已习惯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优越论调,所以他们对抗这种“去中心化”趋势的愿望很强。伊德说:“我相当肯定,对于我所说的‘文化发展的复合性’(plu-riculturity)的拒斥(resistance)是强健的和斗志旺盛的,有迹象表明对这个问题的意识和争论才真正开始。”伊德的意思是:很多人不愿意相信文化复合发展的规律,因为一旦接受这个规律是真的,那么一切试图反抗“去中心化”的做法都将是徒劳的,所以,习惯了欧洲中心优越论调的人对“文化发展复合性”的拒斥是斗志旺盛的。除非历史的规律最终证明这种反对无效,否则人们是不会轻易罢休的。伊德说:“至少科学院的保守分子们迅速地联合了他们的人文主义教友,强调以重建西方来源为主的核心课程的必要性,并反对过于强调非西方。假如西方文化是驱动技术-科学进步的激励性的文化样式(culture-shape)的话,那么,保持其运转(inmotion)将需要持续地使文化融入到生活形式当中。甚至进入这种体制下的日益增加的移民流也必须接受这样的教育。”

由此可见,试图保持“欧洲中心论”的人们的确在积极筹划如何保持他们的优势地位。伊德认为,西方不愿意丧失自己的中心地位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文化具有复合发展的规律,过去的“中心地位”并不是长久以来一直如此的,而是近代才开始具有的,西方认为自己一直以来就处在“中心地位”那是想象中的,将来的“中心地位”也不是刻意去“挽留”就能保持的,像那些“反对过于强调非西方”之类的行为是“保守分子”的做法,并不可取,真正的态度应该是加强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并积极争取从中受益。对此,伊德打了个比方来确证自己的观点。他说:“事实上,文化发展的复合性就是‘看’的方式的激增。把文化发展的复合性看作是威胁的那些人的忧虑是:对现有的不错的深度的损失。但是,在实际人的知觉中,单筒望远镜给予最少深度,双筒望远镜才开始具有深度。教育上,我们也总是这样断定的:学习第二种语言不仅拓宽了视角,而且它还‘像双筒望远镜一样地’(‘binocularly’)使得我们理解自己语言时更具有深度。”

本文作者：文祥 单位：常德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