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末民初的读者转向探讨

一、清末民初的“读者转向”

(一)文人读者分化

古代中国文学的读者群体,以古代知识分子、知识官僚,如"文人"、"士人"乃至"士大夫"等为主体。他们往往以作者和读者的双重身份,主导着中国古代书面文学的精神与价值、内容与形式。晚清以来的剧烈变动,促使他们自身开始发生分化:少数有识之士,一开始就敏锐意识到中国面临"前所未有之变局",以主动的姿态倡导和推进了从经世致用到戊戌维新一系列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文学变革。另有一些受新潮影响的旧式文人、士人,亦在不同方面或不同程度上认可、拥护了这一系列变革。当然,还有部分传统知识分子对着一系列变革持基本否定甚至强烈反对的态度。文人读者发生分化,其中大多数开始求新求变,并成为"文学改良"乃至"通俗文学"运动中十分活跃的传播者、接受者,是清末民初文学文人读者的变化之一。

(二)市民读者扩张

如果把市民简单地理解为"居住于城市民众",那么至少自战国时代,中国就出现相当规模的古代城市,因而也就有了一定数量的"古代市民"。唐宋以降,城市和市民的规模愈见扩大,无论是长安、汴梁,还是临安、北京,人口都在百万左右。唐宋话本白话小说的兴起,与此自然存在关联。清末民初,随着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工商经济的发展,包括通商口岸的对外开放,都市化、人口城镇化,成为晚清以来愈来愈加速的社会发展趋势。由此带以现代工商经济为基础的市民社会的现代转型和现代市民阶层的迅速崛起。加之清末民初传统教育的式微和"科举"的终止,"新学"的倡导与现代国民教育的发展,报刊杂志初兴乃至新的文化文学思想的传播,使得清末民初文化文学生态乃至市民自身的存在状态都发生显著变化:一般市民受教育的程度,包括阅读能力逐渐提高,媒介产品的丰富性和可接近性增加,新的文化文学思想影响日益广泛。由此,带来清末民初文学读者群在成分、性质和结构上又一重大变化:社会阶层迅速"市民化",而市民自身又加快"现代化";从而促成"现代市民读者扩张"。

于是,相对于此前时代的文学读者群,清末民初文学读者群的转向,既体现为传统文人读者的分化,也体现为现代市民读者的扩张;更重要的,还体现在"现代市民读者"迅速取代前者而成为至少在数量上占有优势的读者群。

二、“文学改良”中的读者想象

清末民初的"读者转向",首先影响到这一时期的"读者想象"。在清末"文学改良"的理论诉求中,可以看到其"读者想象"的特点和影响。晚清广义的"文学改良",有人上溯至龚自珍、黄遵宪的文学思想和创作;而狭义的"文学改良",则特指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文学改良运动"。从1899起,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先后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的口号;把文学精神、文学内容,乃至文学形式尤其是文体的改良革新,提到了清末文学的议事日程。

在笔者看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文学改良运动",固然与当时社会、政治、文化、文学诸方面维新改良的需求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不同程度地与读者群体的自身变化,尤其是改良派的"读者想象"(如预设、认知、期待和评价等)密切相关。换言之,从文学改良的理论诉求中,可以窥见倡导者们的读者想象及其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读者期待的变化

文学改良中,读者期待的变化主要体现为:"诗文正宗"的传统文体观念被超越,小说、戏剧等进入文学传播的主要领域,且被推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意味着下层民众喜爱的艺术形式、艺术趣味开始得到应有的重视。中国古代文学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由于作者读者体系中"文人为主"传统的存在,有意无意地形成了一套文学文体等级制度:诗、文位于中心和上层,正宗而高贵;小说和戏曲处于边缘,卑贱而低俗。文学改良运动将小说戏曲引入文学殿堂,尤其给予了先前被鄙视为"稗官野史"小说以很高的评价。例如,文学改良的先驱们一改先前文人把小说视为"稗官野史"轻贱态度,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小说为国民之魂",并把小说的地位提到与"经史"、"六艺"同等高度。由于话本、小说、戏剧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民间和底层文学的色彩,且与广大民众有着格外密切的关系;于是,文学改良中小说戏剧的地位的提升,说明改良派的文学意识、作者意识乃至读者意识中,下层一般民众喜爱的艺术形式、艺术趣味开始得到应有的重视,进入主流文学读者期待视野。

(二)拟想读者的变化

与上面所谈密切相关的,是"文人为主"的狭隘读者意识被打破,一般民众成为文学接收的主要对象;而具有阅读能力的市民、下层民众,在改良派的文化文学诉求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拟想读者"、重要的启蒙对象。例如,早在梁启超倡导"小说界之革命"前,康有为曾就指出小说对于"识字之人"有着重要的社会教化作用: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1897年,严复和夏曾佑在《国闻报》上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一文,将小说(稗史)与经史子集并举,强调了小说对于"天下人心"重要影响:"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所持。"

(三)读者预设的变化

在改良派的文学传播和接收观念中,文学"教化与启蒙"的社会功能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并与改良维新的社会、政治、文化诉求结合起来。这不仅表达了改良派不同于以往的"读者预设",也意味改良派新的"读者意识"中,具有不同于前代的新的"国民意识"、"国家意识"。在这方面,梁启超尤具代表性。1902年,其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总结了维新派的小说理论和创作实践,明确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并阐发了其重要意义: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文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认为文学尤其是小说可以"新一国之民",因此把文学的诉诸对象由传统"文人"、"士人",转向一般民众、国民,借此呼唤道德、宗教、政治、风俗、文艺的全面维新,是梁启超等改良派有别于前代的"读者想象"。这种读者想象,与改良派的民族国家想象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和同构关系。值得强调的是,改良派的读者想象,往往具有"间接"和"折射"的特点,且带有明显的"作者中心主义的教化意识":即,把自己、把作家,看作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教育者",把具有读者身份的民众视为"受教育者"。他们试图以文学为中介,通过文学阅读活动对于读者、民众进行教化,以致达"新民"和"社会改良"的目的。这种"作者中心主义的教化意识",到了五四时期,便演化为"作者中心主义的启蒙意识"。

三、“通俗文学”中的读者取向

如果说19世纪末"文学改良运动"中读者群体与读者想象、文学诉求之间的互动关系,带有间接或折射的特点,且体现着读者与作者关系的不对等;那么,在20世纪初兴起的"通俗文学"尤其是通俗小说潮流中,读者群体之于读者想象、读者取向乃至文学创作的关系,不仅变得更为直接和紧密,而且发生了从被动到主动、从边缘到中心的位移。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通俗”取代“古雅”

通俗文学潮流中,读者取向的变化之一,表现为世俗、市民读者的文学观念和审美价值,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而传统文人不再坚守"经典"、"古雅",而成为通俗文学的读者、作者。是谓"通俗"取代"古雅"。所谓"通俗",究其字面义而言,"通",指普通、普遍,"俗",指俗世、俗人、非高雅。"通俗化",则指传播的内容及其方式,满足一般民众需要,且为一般民众喜闻乐见。"通俗"和"通俗化",作为一种文学取向,并非工商经济、市民阶层专利———无论中外,凡有俗世、俗人存在,自然会产生"通俗化"的读者期待和文学生产。另一方面,"通俗"的文学取向,因工商经济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乃至现代大众媒介的推波助澜,而成为与"市民读者群"密切关联、且愈来愈影响到作家自身的"读者想象"、"读者取向"乃至整个文学生态、生产的走向,却是中外文学史上一个不争的事实。

例如,早在晚清"文学改良"的倡导中,梁启超等就从理论与实践上探讨过"通俗化"问题。辛亥革命前后,随着都市工商经济的发展和文学生产的进一步市场化,市民阶层乃至"市民读者群"的规模有了进一步的扩大。于是,在市民阶层、市民读者与通俗作家、作品之间,形成了一种密切的互动关系,并极大地影响到当时整个的文学生态和文学生产。由此,带来了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的繁荣。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是指以清末民初大都市工商经济发展为基础得以滋长繁荣的,在内容上以传统心理机制为核心的,在形式上继承中国古代小说传统模式的文人创作或经文人加工再创造的作品；在功能上侧重于趣味性、娱乐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但也顾及“寓教于乐”的惩恶劝善效应；基于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以广大市民阶层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种被他们视为精神消费品的,也必然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的商品性文学(范伯群《?中国近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总序》).所有这些,势必影响到民前民初作家的基本"读者取向":他们把市民阶层作为自己主要的读者群,把满足市民读者的审美价值和趣味作为自己的写作策略。于是,在清末民初的文学市场上,"古雅"渐被"通俗"所取代。

(二)“小说”取代“诗文”

与这些变化密切相关的是,—般市民读者的文学消费、文学偏好也得到文学、文体回应———"小说"取代"诗文"。在古代中国文学长达数千年的创作、评论乃至编选历程中,诗文长期占据文学正宗的地位,且被视为文人、雅士乃至士大夫的专利;小说乃至戏剧等其他文类,则被当作"左道旁门"、"稗官野史",其作者、读者多为落魄士人、民间文人乃至市井小民。于是,传统中国文学"文人为主"的创作格局、"古雅至上"的文学理念,极大地影响到古代中国文学的文体、文类分布之版图:诗文作品的数量,远远高于小说、戏剧作品的数量。鸦片战争之后、"文学改良"运动之前的数十年间,小说创作相对冷清的局面亦未有大的改变。到了20世纪之交,中国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的生态环境开始发生巨大变化:其一,随着"文学改良运动"、"小说界革命"由理论倡导转向创作实践,小说的地位和价值得到极大的提升。其二,科举制度的废止与文学的市场化,促使各类知识分子,尤其是传统文人,纷纷转向小说的创作和翻译。其三,现代出版业的发展,为小说创作与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平台。以上海为例,除各类报刊、书局纷纷刊载和发行小说之外,专门的小说杂志纷纷出现;著名的就有《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四大小说杂志。其四,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以市民为主要群体的小说读者在文学读者圈中所占比例迅速扩大。

正是因为观念、作者、媒介、读者多种因素的变化和相互作用,使小说成为中国20世纪之交最为强势的文学品种。1900年,康有为就曾感叹道:"我游上海考书肆,群书何者销流多？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奈小说何。"(康有为《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老棣也说:"自文明东渡,而吾国人亦知小说之重要,不可以等闲观也,乃易其浸淫‘四书'、‘五经'者,变而为购阅新小说！"由此可见当时小说创作的盛况和读者取向的变化。"在‘谴责'或‘言情'取代‘载道'通俗小说的过程中",读者取向的又一显著变化,是"载道"不再被视为文学唯一的目的或功能;普通民众,尤其是一般市民及市民读者的社会情绪、社会意识乃至世俗生活、情感需求,成为文学表达的内容和主题。是谓"谴责"或"言情"取代"载道"。

清末民初的通俗小说创作,就其主流和影响而言,大致有"谴责小说"与"言情小说"两大类。关于"谴责小说"特点,包括其作者、读者取向,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有精到的点评:光绪庚子(一九○○)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这里不仅指出了"谴责小说"意在"掊击"、"匡世"、"讽刺"的主旨和风格,而且点明了其内容、形式"以合时人嗜好"的读者取向。至于"言情小说",以民初兴起的"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文学为代表。前者得名于其作品中常有的"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之语;后者得名于娱乐性周刊《礼拜六》杂志(1914年创刊)。由于该刊及前后许多小说刊物,如《小说时报》(1909年创刊)、《小说月报》(1910年创刊)、《游戏杂志》(1913年创刊)、《小说丛报》(1914年创刊)、《眉语》(1914年创刊)、《中华小说界》(1914年创刊)、《小说大观》(1915年创刊)等,都大量发表以"言情"为主的通俗小说,因此,以"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为代表的"言情小说",曾一度以数量和影响占据民初文坛主导。

徐枕亚的《玉梨魂》、吴双热的《孽冤镜》,以及李定夷的《?玉怨》是这一时期颇具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其共同特点是用骈丽文言,描写世俗生活中的婚恋爱情、才子佳人。"言情"是其题材、题旨,"哀情"、"伤情"是其主调。于是,相对于古代传统的"载道文学","言情小说"更多地体现了消解古典、古雅,追求现世、通俗,且以情爱性爱、煽情娱乐,乃至消费、消闲为旨趣的特点。所有这些,与市民社会的生活、价值,与市民读者的情感需求、审美趣味具有更明显、更自觉的内在联系。在《<礼拜六>出版序言》中,可以清楚看到:无论是小说刊物,还是小说写作,都有自觉而强烈的读者意识、读者取向:或曰：“子为小说周刊,何不名礼拜一而必名礼拜六也？”,余曰：“礼拜一,人皆从事于职业,惟礼拜六与礼拜日,乃是休暇而读小说也.”“然则何以不名礼拜日而必名礼拜六也？”余曰：“礼拜日多停止交易,故以礼拜六下午发行之,使人先睹为快也.”或又曰：“礼拜六下午之乐事多矣,人岂不欲往戏园顾曲,往酒楼觅醉,往平康买笑,而宁寂寞寡欢,踽踽然来购读汝之小说耶？”余曰：“不然！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也.且买笑觅醉顾曲,其为乐转瞬即逝,不能继续以至明日也,读小说则以小银元一枚,换得新奇小说数十篇,游倦归斋,挑灯展卷,或与良友抵掌评论,或伴爱妻并肩互读,意兴稍阑,则以其余留于明日读之.晴曦照窗,花香入座,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故人有不爱买笑、不爱觅醉、不爱顾曲,而未有不爱读小说者.况小说之轻便有趣如《礼拜六》者乎！”

总之,不同于前代的"载道文学",甚至不同于"文学改良",以"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为代表的言情小说,较彻底地摆脱了"代圣贤立言"载道传统,或"新民"、"新国"的启蒙诉求。它们把目光转向文学市场、文学消费,以读者为"衣食父母",以读者需求的满足为旨归,第一次将文学的接受主体———读者尤其是市民读者置于前所未有重要位置。综上所述,在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受到社会结构和外围环境变化的影响,读者群体呈现出"文人读者分化"和"市民读者扩张"两种转向。"读者转向"促成了全新的"读者想象"、"读者取向"的发生。这一系列变化对于清末民初文学生态、生产乃至文学格局、文学变迁的走向起着或显性或隐性的影响。

本文作者：周易 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