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论晚晴时期的日本教育考察

考察对象广泛，以学校教育为主

直隶官绅的教育考察几乎遍及日本全国，东京、西京、大阪、神户、长崎都有考察人员的足迹。考察对象也几乎囊括了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参观了各级政府机构、司法机关、卫生机关、社会公共场所、实业工厂、社会团体等。此外，还专门会见了一些重要的官员和教育界人士。直隶官绅此行以教育的考察为主，包括了各级各类学校和社会教育机构。其中，对日本学校的考察体现出以下特点。频率高，据统计，对学校的考察频率高达一百多次;数量多，考察学校达五十多所，涉及各个层次的教育机构，如大阪幼稚园、常盘小学校、万年小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士官学校、东京盲哑学校、染织学校等;有重点地考察，有些学校成为考察人员多次考察的对象，如郑元浚、郭钟秀、王景禧、胡景桂都分别考察了高等工业学校、高等商业学校、万年小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严修曾七次到高等师范附属小学校考察。考察人员重点反复地考察小学校、实业学校和师范学校，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其对基础教育、实业教育和师范教育的重视，这与日本人的建议有一定关系。如嘉纳治五郎就向考察人员建议说，“中国现在情形危急，宜亟讲武备及浅近实业、普通学校三端”。同时，与考察人员自身对教育的认识密不可分。他们深深地意识到师范教育是教育的母体，决定着教育的成败;小学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实业教育则关系到国家的强盛。

日本不仅学校发达，而且设有许多社会教育机构，如东京市养育院就是针对特殊人群设立的社会教育机构之一，该院接收贫穷男女、遗弃儿童、途中病人、迷路者等，并对其进行教养。除此之外，还有帝国图书馆、博物馆、教育博物馆、劝工场、商品陈列所等，对民众进行教化。直隶官绅对上述社会教育机构进行了认真考察。

考察方式多样

直隶官绅赴日教育考察的方式主要有实地参观、座谈、讲座。实地参观是最主要的考察方式，考察者在导观者的引导下，参观学校中的教室、讲堂、食堂、宿舍、自修室、图书馆、理化实验室、附设工场等教学设施。有些考察细致入微，一些课程的全部教学过程在考察人员的游记中常有记载。诸如教学经费、教学宗旨、教师资格等制度性问题，在导观者的介绍下，考察人员也认真记录在册。考察人员除了实地参观考察各级学校之外，还以座谈的方式与日本教育界的相关人士接触。他们会见的日本教育界人士，大都身居要职或曾参与教育改革，对日本教育发展及历次改革得失有深刻的体会，因而向考察人员提出的建议更具针对性，更容易使考察人员领会日本教育的内在精神。

听讲座也是赴日考察人员教育考察的方式之一。日本文部省曾向考察人员开设大量讲座，据《严修东游日记》记载，严修到文部省听讲就达10次之多。内容有训练的目的、训练与身体练习的关系、训练与教授的关系;文部建设之大制;文部各员的职掌、各府县市町村的规则;学校建筑及教员检定;小学校之大略及征税法兼说年龄户籍，学龄就学及科目时间，教科书;幼稚园、盲哑学校及类似诸小学校的大略，半日学校及二部教室的大略等类;实业学校的概略;甲乙两种实业学校等。这些讲座往往切合考察人员需求，对直隶教育改革有借鉴意义。讲座大多为专题性质，虽不如实地考察直接，却更具针对性。较之散漫的座谈，讲座更为正式，但所探讨的内容却不如座谈更切于实用。

考察内容较多

教育涉及的方面十分广泛，考察官绅必须有所取舍，方能有所收获。教育宗旨和学制作为兴办新式教育之本，理所当然成为了直隶官绅考察的“重中之重”。

(一)对教育宗旨与学制的考察:清政府虽然于1905年颁布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项教育宗旨，但仍有一个不断争议、修正及理解的过程。故直隶官绅赴日考察期间，对教育宗旨十分留意，多次向日本教育界人士请教。其中，早稻田大学校长大隈重信对教育宗旨有着深刻的理解，他的观点代表了日本教育界的主流看法。他认为，教育就是要培养健全的国民人格，这种人格应该展现人性的尊严与光辉，具有崇高的爱国情操和开放进取的博大胸襟，融民族性、现代性、开放性于一体。关于教育宗旨涉及的核心问题，就是弱势国家在向强势国家学习时，如何在保留本国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引进外来文化。日本将本国优秀文化与西方文化成功融合为一体，这使考察人员大为赞叹，并坚定了对教育宗旨的认识。当伊泽修二问“现在中国兴办学务的宗旨”时，王景禧即言“故我国近日情势当取贵国(日本)所谓欧化保存两派合而铸之。其体则吾国四千年相传之伦理也，其用则东西各国发明之科学也，要之皆切于实用者也。”④显然，其所持的处理中外文化的方式即为“中体西用”。考察人员与日本教育人士就中国学制改革的方式进行了交流，最重要的看法是改革应独立自主、循序渐进。如大隈重信说，“中国现如同病夫，四体皆有腐败之势，只可徐徐培养，断不可借助于外人”⑤。竹添进一郎在与胡景桂的笔谈中也提出，“中国政宜改更，但改更之势如行水然，循序而进，一科盈又进一科，积久而成。若躐等而进，就如健脚勇夫强援小儿而走，必至受害也”。

(二)关注简易可行的实业、师范、女子教育:1904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由中央政府颁布并首次得到施行的全国性法定学制系统。如何将之落实，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直隶官绅赴日考察期间，日本各级各类学校所规定的设学宗旨、招收对象、入学资格、学习年限和相应课程等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日本发展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所采取的简易做法，恰恰适用于缺乏经费、师资的直隶地区，因而成为考察人员关注的重点。实业教育。东京高等工业学校附设的工业补习学校专为贫民子弟设立，利用晚上为学生授课。胡景桂认为，这种办学使学生“既可谋生，亦不旷课，立法尤善”。⑦这种学校还十分注重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讲究实效。如该校附属的职工徒弟学校招收12岁至16岁的普通小学毕业生入学，分金工、木工两科，都设有工场作为专门的实习场所。考察人员认为，我国如参照该做法设立工业学校，学生不仅学得快，而且学得好。“设立工学，当以此为始基，毕业速而成效易。”⑧此类以养成学生谋生技能为设学宗旨的学校，“教法简易，经费无多”，得到考察人员高度赞赏，认为“最易仿行”。⑨师范教育。日本师范学校所设的讲习科，作为解决师资紧缺问题的快速途径，引起了考察人员的注意。讲习科招收高等小学毕业之后，又在外自习二、三年，且“有教员志望者”。学期是六个月或一学年，毕业后就可以充当寻常小学教员。考察人员认为“我国师范不足，经费不裕，尤宜仿行”。⑩女子教育。对于是否设立女子学校，中国一直存在争议。因此，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没有女子教育的规定，这与中国女子的地位低有很大关系。1907年学制修订之时，女子教育首次被纳入学制之中。考察人员在日本考察时，非常注重日本女子学校的教学内容及科目。他们注意到日本女子学校设有家事一科，其内容包括抚育小孩、家庭活计、家庭理财、裁剪衣物等。他们认为，这与女子以后持家的身份极为相宜。“内有家事一科，为育儿、家计、簿记、裁缝等事，预为将来经理家政之用，最与女子相宜”。尤让考察人员赞赏的是，日本女子学校还设有“作法教室”作为学生习礼的场所，以使女子言行举止得当。考察人员认为，“女子举止娴雅，得力于此”。???

结语

直隶官绅的日本教育考察有力推动了直隶教育的现代化进程。直隶官绅日本教育考察虽具有地区的特殊性，但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反映了清末全国官绅日本教育考察的普遍性。从考察内容而论，考察官绅对“教育之母机”师范教育的关注、对“富强之源”的实业教育的重视、对兴办教育的各种简便易行方法的称赞，形象地反映了处于民族危亡下的中国人急切地向异域求取新知的心态。在这一背景下起步的中国现代教育，一开始就与政治、救亡捆绑在一起，而不是中国传统教育自身发展的自然结果，这正是后发外生型教育现代化的体现，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教育的发展过分受制于政治和国家的需要，而教育的相对独立性没有得到充分保障与体现。从教育现代化视角而论，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关键与核心，教育考察这一途径在两个层面上直接影响了官绅主体的现代化。一是在思想观念层面上，官绅亲赴日本的方式有助于其开阔视野、更新知识、变革观念。可以说，官绅的思想观念更新是“以日为师”教育改革的国家行为在地方落实的前提。二是行为系统层面上，官绅思想观念的更新需要“在其位”加以落实。官绅回国后在教育系统及其他系统任职，对清末教育乃至社会变革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本文作者：王少芳 单位：江西科技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