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国学经典的教育价值

近年来，有一部分人站出来表达对群众性文化复古运动的质疑和忧虑。传统到底是什么? 对于现实和未来的意义何在? 在 “大力弘扬”的口号下如何认识它固有的局限? 在 “取其精华”的操作中如何把握理性的分寸? 显然，对这些问题不容回避，也不应回避。国学之所以招致一部分人的文化批判，首先是缘于国学存在的内伤。历代统治集团将国学经典中符合集权、专制统治的成分加以扩充，导致国学不可避免地渗入了大量封建思想的糟粕。其次是经学家的局限。从汉代儒生到宋明理学家，由于思想和立场的局限，在经典的整理、研究和传承的过程中，使中华文化脱离了健康发展的正轨，走上了一条狭隘的歧路，以致国学中隐含了大量犬儒之学。再次是缺乏严密的学术体系建构。传统文化强调经世致用，这种实用理性恰如李泽厚在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所说: “既阻止了思辨理性的发展，也排除了反理性主义的泛滥。”这种思维方式上的严重缺陷，阻碍了中华民族在自然科学、哲学、逻辑学等思辨学问领域的系统研究，导致国学缺乏严密的学术体系建构。

一部国学史就是一部批判史，一部经典价值的发展史。一代又一代的文化精英，通过对国学的批判，重新反思国学，定义国学，进而推进国学发展。“如同其他古老文明一样，儒学发展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对它的缺失了解的越全面，它的正面价值就越能确切地得到把握和充分开发; 对儒学的批判越彻底，它就越能浴火重生，保持恒久的生命力。”国学经典对于当下以及未来的的价值，是先天性的、与生俱来的。如同一个人的遗传密码，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是不可选择的，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基因，你只能接受它、呵护它。所以，我们主张对于国学经典，应将其作为 “纯粹真理”来考虑，也就意味着必须以恭敬、诚恳、宽容和鉴赏的态度，去解读、领略、学习和传承。对民族传统以一种温情的态度予以体认，应成为现代人基本的文化共识。只有从这一共识出发，才能在古典智慧的观照下追寻现代性问题的解决之道。

以多维的视角确立经典阐释的尺度

针对当前经典阐释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现实，尤其是针对一些抛弃文本的随意解读，任意发挥，我们必须确定一个经典阐释的有限性尺度，也就是为经典文本确立一个 “合法阐释”的边界。用历史尺度阐释经典。第一，通读元典。 “文本”是阐释构成的基本要素，没有 “文本”自然也就无所谓阐释的问题。考之当下的经典解读，学养深厚、考据严谨扎实者凤毛麟角，功底浮浅、人云亦云者众。古人治经，有一种解读方法叫做互训法，值得当今学人借鉴。所谓互训，是指根据两处或两处以上相同、相似或相反的行文特点，来猜断词语在句中的含义。如此，以 《论语》来解读 《论语》，以 《老子》还原 《老子》的方法，避免了断章取义和望文生义。因此，通读元典是提高阐释水平的基本路径，也是阐释的基本维度。第二，通晓阐释史。要确立经典阐释的历史维度，很重要的一点是知晓中国学术和思想的发展历史。就完整的儒家元典阐释历史而言，汉代经学和宋代理学是两座高峰，董仲舒和朱熹则分别是立在这两座高峰上的关键人物。读懂了汉代经学和宋代理学，就大致读懂了中国经学阐释的历史; 读懂了董仲舒和朱熹这两位大家，则基本明白了中国经典阐释的方法论。一个缺少史识的经典阐释者，难免一叶障目，以偏概全。只有通晓中国经典阐释的历史沿革，才能洞见经典的来龙去脉，才可以烛照个人视野的盲区，探寻到经典最真实的教育价值。第三，熟知阐释方法。经典之所以能被一代一代地阐释，在于它是蕴涵着普世情怀和人间真理的伟大作品，具有超越时空的教育价值; 在于阐释活动本身是一个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一个真正称职的经典阐释者，必须熟知学术史上先后出现的各种经典阐释的方法。如知 “句读”，通过“形训”、 “声训”、 “义训”等方法理解文本的本义。明 “义理”，在经学阐释史上，从最早的 “《春秋》笔法”及 “微言大义”，到董仲舒的 “深察名号”和 “辞外之指”，再到宋代的 “六经注我”和 “我注六经”等阐释方法，均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它们在经典文本与 “义理”之间建构起的独特意义范式，使得我国的传统经典阐释达到令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用现代尺度阐释经典。克罗齐有一个著名的观点: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以此拟之于经典阐释活动，亦可以说，一切经典阐释都必须是当代阐释。经典阐释的现代尺度既非对传统的因循沿袭、亦步亦趋，也不是对传统的彻底否定、全面颠覆，而是寻求与传统的积极对话。这种对话的前提是对经典的充分理解和尊重，因为理解和尊重本身就是阐释活动的重要内容。我们无法为当代人的现代阐释设置一个阐释的上限，但却可以为一切信马由缰式的过度阐释设置一个拒绝的边界。第一，拒绝曲解。经典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过大浪淘沙后留存下的伟大作品，很多文本记载的是我们的先民早期的 “族群记忆”，以及整个人类共同面临的永恒的生存问题。曾经困扰我们祖先的问题，今天同样困扰着我们。正是这些展现了先民们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内容，诸如政治、历史、宗教、文化等等方面的经典文本，为读者的个性化阐释提供了可能和凭借，却也导致了经典被曲解的风险。一方面，我们要拒绝戴上 “有色眼镜”，亦即用贴政治的、阶级的、宗教的标签去解读文本; 另一方面，要防止用 “上纲上线”的方式猜度文本，我们主张用同情的、平等的、历史的态度解读文本，解读经典。第二，拒绝媚俗。经典重读、重释、新解是每个时代都会遭遇的，这也正是经典生命力的重现，是经典成长史的一部分。我们不能阻止经典的通俗化，但却可以拒绝经典的媚俗。经典的通俗化意在巧用现代人的观念、技术打通走近古典文本的道路。比如经典的卡通化，采用新颖的结构，炫目的画面，通俗的语言，降低了获取古典知识的门槛，拉近了读者与经典的距离，就是一种很好的经典通俗化尝试。经典阐释的媚俗，则是商品经济时代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对经典的侮辱。比如时下有人为了迎合部分读者的口味，所写的新解古典诗词，只见风月不见情怀，只言揭秘不言诗意，这都是必须予以警醒的媚俗化和庸俗化。第三，拒绝恶搞。在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以历史、经典为恶搞对象的影视、网络作品大量出现，通过戏谑经典、冒犯权威、亵渎神圣而获得一种廉价的狂欢化效果。卡尔维诺说: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世界现实是多样的、多刺的，而且层层叠叠，就像朝鲜蓟。对我们而言，在一部文学作品中，重要的是可以不断地将它剥开，像一颗永远剥不完的朝鲜蓟，在阅读中发现愈来愈多新层面。”经典的多元化解读不能 “无边界”，文本的 “不确定性”绝不是 “无底线”。恶搞经典，消遣历史的恶作剧，是对经典的扼杀，是对庄严崇高的放逐。

用辩证尺度阐释经典。经典具有无限的阐释性，而阐释的过程本身也存在无数的可能性，这一点已为古今中外的阐释历史所证实。比如董仲舒的释经方法论即是以“《春秋》无达辞”作为逻辑前提。正是由于 “诗无达诂”的文化现实，才形成了经典阐释史上的汉学和宋学等阐释流派。当下我们要强调的是经典阐释的有限性，这与经典具有阐释的无限可能性这一命题看似矛盾，实际上却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 “尽管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林黛玉，但不管怎么讲也不可能把哈姆雷特阐释成奥赛罗、李尔王，也不大可能把林黛玉阐释成刘姥姥啊。”意大利哲学家艾柯是 “过度阐释”的反对者，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说诠释潜在地是无限的并不意味着诠释没有一个客观的对象，并不以为它可以像水流一样毫无约束地 ‘蔓延’，说一个文本潜在地没有结尾并不意味着每一诠释行为都可以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这段话提醒人们: 一切诠释者都无权脱离文本代圣人立言，否则阐释就成了任由别人打扮的小姑娘。随心所欲、任意发挥的所谓阐释，不仅无助于作品的解读，反而会阻厄人们发现作品的真谛，甚至会把人引向歧途。

国学经典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巨大精神存在，是民族历史长河中涌现出的一批大仁、大义、大智、大信、大勇者留给炎黄子孙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遗传密码，是我们民族的宗教。面对民族独有、不可复制、无法绕过的精神资源，我们唯有怀着敬畏与谦卑的态度，秉持高山仰止、钻之弥坚的诚意，思考和追寻其恒久弥新的真理与价值。国学经典从未标榜尽善尽美，它永远以朴素的、文本的方式，向世界、未来呈现自己，不掩饰缺点，不拒绝批评，始终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气度成为世界建设性文化的一部分。对于国学经典的理解，一般读者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以有个性化解读，可以有于丹式的心得，但对于学校经典教育、对于学生的接受活动、对于学者的阐释，则不仅仅是语言和思维的一般性训练，而必须通过对文字的训诂、辨析、校注和翻译，真正让原著如其所是的显现。其不仅仅是简单的延续文化、陶冶理性和道德，而是作为思考者去探讨关乎人类生存和寻求最好生活方式的普遍性问题。阅读经典曾经是历代王朝教化民众、培养人才的重要手段和路径。时移世易，国学经典虽不再位居教育的中心，但作为国人的根底之学、性命之学的教育价值屹立不倒。由此，学校的国学经典教育应具有超越性的文化追求，对教育工具论、功利化进行反拨，对应试教育进行扬弃，使学校回归素质教育，使学生走向深厚、宽广、开阔与全面发展的道路。

本文作者：杨坤道 单位：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