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当代文学论文
宗教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哲学，它解决的是人的根本处境和终极归宿的问题。在现代三大宗教中，苦难是普遍的经验，宗教本身就包含着浓重的苦难意识和超越意识。佛教有几个基本的概念涉及人的生存之苦，比如“四圣谛”之说，即“苦谛”、“因谛”、“灭谛”、“道谛”，实际上就是宗教哲学家对苦难的发现和反思，他们试图解释人类苦难的存在的形态，探索苦难的根源，最终是要寻找到解决苦难的真谛。也正是因为宗教对苦难的体认和超越苦难的渴望使其显示出乌托邦精神的倾向。
乌托邦的核心话语就是理想性，它又可以称为“希望”的原则，由于对希望的信仰，而生发出否定现实、超越苦难、飞向完美世界的热情。宗教中存在世俗的苦难经验，但也存在着希望。在宗教的视野中，苦难并非是人类不可超越的恒常的黑暗，人的苦难还存在着救赎的希望。宗教中的希望与现代世俗乌托邦不同，二者指向相反的方向，后者把幸福建立在属人的世界里，而前者则构筑了属灵的神性世界里。在佛陀的视野中，世俗———天堂乃两种截然相反的世界，一个愚昧不明，深陷欲海沉渊，一个宁静超脱，乃人的终极幸福所在。而神的世界正是拯救了人的世界的苦难。苦难与超越精神包含了佛陀所领悟的大智慧，蕴涵了佛陀对人的价值、意义、归宿的深刻思考，折射出佛陀所理解的人的理想生存形态。
宗教超越苦难的精神首先表现在人超脱性的精神追求。如果说人的世俗生活充满难以言喻的苦难，那么佛教所首要解决的就是人的根本性问题，即有限与无限、奴役与自由、现实与理想的矛盾，这种生存困境首要的就是克服死亡带来的恐惧感。“当人们遇到精神烦恼与障碍时，宗教可以通过对超自然力量和对彼岸世界的追求得到慰藉，转移他们的注意力，降低他们精神紧张度，使之超然于现实之外。”对世俗人生来讲，乐生惧死是恒常心理，生命的喜悦和死亡的恐惧高悬于人性深处，因而生和死居于两极，标志着人的乐与苦的极至。但在佛陀的世界里，肉体的生命不是真正的生命，真正的生命是人的灵魂，灵魂永不消散，它可以借助各种形式延续它的存在。对人类而言，生命不是开始，死亡也不是结束，生与死是一个相互沟通、转化的过程，“人从一出生就开始了死亡的倒计时，死是蕴含在生命之内的，宇宙间的生物无不如此，都会经过孕育、出生、成长、衰老、死去这几个过程”。佛教所特有的生命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死亡的焦灼。在虔诚的信徒心里，死亡绝不可怖，那只是一段平常的旅途，次仁罗布的《放生羊》里扎啦有这样一段独白：“即使死亡突然降临，我也不会惧怕，在有限的生命里，我已经锻炼好了面对死亡时的心智。死亡并不能令我悲伤、恐惧，那只是一个生命流程的结束，它不是终点，魂灵还要不断地轮回投生，直至二障清净、智慧圆满。”而《前方有人等她》中的夏辜婆婆，在经历了坎坷多难的折磨之后，也安然地拔掉了氧气管，沿着一条黑暗的隧道，走向新的旅程，她的内心没有恐惧，也没有忧伤，因为她坚信，她的善良的顿丹在那个世界等待着她。生与死只是生生不息的灵魂之流中的一个环节，死亡对生命而言，是一段新的旅程，是生命转换了形式后新的生存。真正的智者所追求的完美生命并不是轮回中的存在，而是“涅?”后的静寂，是熄灭了轮回之苦难后的终极安宁。死亡在神性的烛照下滤去了它的阴影，而人在其面前也显示出宗教所赋予的超脱与坦然。
宗教的超脱性的追求还表现在对人性自身的欲望的处理上。在佛陀的经验中，欲望是和神性对立的存在，是人苦难的根源之一。在佛教的观念里有两个基本的认识，首先就是关于世界的本质。按照佛教的教义，世界的本质就是“空”，所谓“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宇宙万物都在流转不息，没有永恒不变的本质，人生、社会、历史也与日月江海一般，依照自身的运动规律，经历生、住、异、灭的历程，“这里每一个字表示着一种状况：一个现象的产生、发生叫做‘生’；当它存在着，发生作用的时候叫做‘住’；在它存在或者发生作用的过程中，同时也在发生变化，如动植物的成长和老化，叫做‘异’；通过变化一种现象消失了，叫做‘灭’”。这就是宇宙的本质，也是“自我”的本质。其次就是关于宇宙的运行规律的认识。宇宙在根本上是从生到死的一个运动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就是佛教所说的“缘起法”。所谓的“缘起”就是说事物的产生、变异、消亡都受因果规则的支配，有因才有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社会、人生都不例外，因而人的生老病死、寿夭穷通与前世、今世的人的行与思?即佛教所说的“业”?有关联。在佛陀的精神世界里，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贪、痴、愤等等都是人所经历的肉体和精神之苦，而苦的根源恰恰在于人的愚昧不明，即不能认识到宇宙和自我的本质和运行规律，反而放纵自我的欲望，深陷“贪”与“痴”的恶念中，把现象当作本体，在流动的时间的洪流中徒劳地想把短暂的幸福定格为永恒的存在，在瞬息飞转的轮回中执著追求世俗的幸福，把短暂的人生当作永久的家园，在功名利禄的追逐中迷失了本原，陷入了苦难的轮回的深渊。
次仁罗布在《泥淖》中说：“众生被各种各样的感觉所迷惑，于是放弃了寻找真谛，无止境地迷失在轮回流转中。”可以说，对智慧的背弃、对欲望的放纵是人的苦难的根源。许多的具有宗教背景的作家都具有佛陀式的对欲望的警惕。阿来的《尘埃落定》是对一段逝去的历史的挽歌，是“对土司制度和土司家族末日命运的哀婉描写”、“使读者看到的是历史崩溃时期的人心图景与文化图景”，那是一段新旧事物交替变动的时期，土司制度和土司家族面临崩溃的命运，而活动在其中的各色人等，如同尘埃一样被强大的力量所裹胁，在风云变幻的历史潮流中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他们像“一小股旋风从石堆里拔身而起，带起了许多的尘埃，在废墟上旋转”，“旋风越旋越高，最后，在很高的地方炸开了。里面，看不见的东西上到了天界，看得见的是尘埃，又从半空里跌落下来，罩住了那些累累的乱石。但尘埃毕竟是尘埃，最后还是重新落进了石头缝里，只剩寂静的阳光在废墟上闪烁了”。这是一段富有隐喻意义的文字，“尘埃”正是历史、文化和人的命运的反射，人如尘埃一样的渺小卑微，如果没有佛陀式的智慧，就会在迷乱的时世中迷失了方向，像尘埃一样随风乱转，落入悲剧的命运。文中的一部分人，像麦其家族的老土司、傻子的哥哥、茸贡土司、塔娜，甚至包括复仇的多吉次仁的两个儿子都，他们沉迷于己身，执著着坚持自身的意志，被内心贪婪的欲望所奴役。这里的贪欲以各种形态发挥作用，像“罂粟”之于老土司；“仇恨”之于多吉次仁的两个儿子；“塔娜”之于新汪波土司，欲望正如“深渊”，如“甜蜜的毒药”，他们沉迷于其中，看不到超乎于自己之外的天空，“大地上蒙着一层尘埃像蒙上了一层质地蓬松的丝绸。环顾在我四周的每一个人，他们都埋着头干自己的事情”，而只有大智若愚的傻子、传教失败的翁波意西、事业失败的黄师爷才是真正的智者，“只有我的汉人师爷和没有舌头的书记官两个人望着天空出神，在想些跟眼前情景无关的事，在想着未来”。他们在失败中领悟到人生的真谛，认识到“什么东西都有消失的一天”，而傻子，自从卓玛离开了他的那一天起，“生平第一次感到有种东西从生活里消失，而且再也不会出现了。在此之前，我还以为什么东西生来就在那里，而且永远在那里。以为它们一旦出现就不会消失”。这里所反映的正是佛教所宣言的“空”的哲学认识，而傻子从此获得了佛陀的智慧，能够顺应历史的变化，战胜了自身的欲念，不再沉迷于虚妄的贪欲，而成为自身的主人。
与世俗的哲学相比，宗教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视角。如果说世俗哲学关注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联系，那么宗教则提供了人的超验的生存空间，即神所创造的精神空间，而人则借助于与神的同一实现了人与神的神秘性沟通。阿来的《灵魂之舞蹈》以诗意的笔触描摹了人死亡前后的灵魂自由的状态，“这一次灵魂更加轻盈了，灵魂从窗户上出去，并且马上感到了风的飞翔。风在下面，原来人的双脚是可以在风中的味道中行走的。风中是花、草、泥土，奔腾而起的水的味道。索南班丹的灵魂从一群群正在萌发新芽的树梢上，循着溪水往上游行走，下面的树不断变化，先是柏树，后来是杉，再后来是间杂的大叶杜鹃和落叶松树了。树林下面，浪花翻涌”。在阿来笔下，索南班丹的灵魂已经挣脱了衰老的身体的羁绊，他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按照自身的意志行事，在自由的天地里，他再次与他的爱妻和他所热爱的土地邂逅，他告别了深爱的孙儿，骑在白马飞驰而去，人们说“它就负着主人的灵魂一直越过了众多层叠的雪山”。它超脱了世俗的种种羁绊，摆脱了肉体、感官对人的约束而使人达到了绝对自由的境界，显示出佛陀所憧憬的完美的生存形态。
佛陀所憧憬的完美的生存形态贯穿于人与社会的流转变动中，表现为对理想人格和理想人际关系的塑造。首先，它张扬了一种理想的宗教人格。其虔诚的来世观念和因果报应的教义使他们能够以特殊的视角看待人生的祸福穷达，它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对不义世界的愤怒和不平，转而以超脱的心态承担了此世乃至来世的命运，并祈望以善行结缘修福，获得终极解脱。特别是由宗教信仰的支撑而生发出的面对苦难的态度，这一点在次仁罗布的创作中较为明显，《雨季》中的巴拉家族在一系列的天灾人祸面前并没有丧失生活的勇气，当山洪再次爆发，“旺拉知道又是一次山洪爆发，知道一年辛苦又要白费，于是愤怒地大吼了一声，老天我不怕你，来年我还会种庄稼的。话一经出口，他的体内鼓荡着力量的元素，他已经不惧怕任何的灾难了”。《放生羊》延续了作家一贯的对苦难的审视和超越，正如某论者所言：“《放生羊》描写了命运坎坷的老人年扎啦在历经生活痛苦时从逃避、迷惘到觉醒与承担的情感变化。作家以放生羊为切入点，将宗教信仰、神秘文化、苦难心理及救赎意识巧妙地融合起来，深刻地揭示了藏民族在现实苦难面前的顽强坚韧及获得心灵拯救的艰难历程。”宗教赋予人以面对苦难、正视苦难、承担苦难的勇气，在苦难面前人没有陷入绝望的深渊，苦难在佛陀的经验中已经不是异己的存在，苦难是生活的一部分，它融化在生命的本质之中，人不会被苦难淹没，反而在与苦难的对抗中获得了精神的升华，这一点正是藏民族由宗教而融筑的理想人格的体现。
其次，佛教所憧憬的完美生存形态并不仅限于生命个体的精神升华。佛教尽管从总体上说是非世俗性的，它关注的终极解脱指向的是超世俗的境界，但佛教在中国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也在适应现代人的需要。“在现代社会中，神的观念相对减弱，宗教上升为文化层面，更关注人性、关注人与环境、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而在一部分作家那里，极乐的天堂已经不再是人类幸福的唯一的栖息地，宗教开始把它的光辉撒向世俗的人的生存，它试图在人不可规避的生命历程之中为世人找到解脱苦难的出路，为现世的人的精神提供解脱的途径。次仁罗布的《雨季》中借主人公旺拉的口说：“我知道人既然投胎了，就是经千年万年积善，终于修来的?报，哪能轻易放弃生命哪？”属人的生命是神灵的赐予，是不能轻易放弃的可贵的过程，在属人的短暂的生命过程中，人应该按照神的意旨建造属人的天堂。佛教一向具有众生平等、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的救世情怀，人的幸福就不仅限于自救，而是自救与他救相结合。因而在世俗的属人的世界里，“宗教不仅为信徒提供信仰，还为教徒指定行为规范”，慈爱与悲悯的佛陀情怀成为世俗道德的核心内容。次仁罗布的《前方有人等她》中的夏辜，虽然住在低矮、破落、黑暗又潮湿的房子里，但依然拥有世人的尊敬，因为她“省吃俭用，艰苦耐劳，让两个小孩成为了国家干部；又因她始终如一的表现，我们认为她具有一切美好的品德：善良、诚实、仁慈、友爱、温顺等，她成了我们大院里最受敬重的人”。仁慈与悲悯作为宗教的价值基础，成为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关系的标尺，人向神的归依就是不断克服人性的自私，开放自己的心灵，不再执著于一己的得失恩怨，把个体的我向社会、向他人开放，在超凡脱俗的境界中找到精神的解脱。阿来《尘埃落定》中傻子最后还是被仇人杀害了，他的灵魂升到了空中：“现在，上天啊，叫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神啊，我的身子正在慢慢的分成两个部分，我的灵魂终于挣脱了流血的躯体，飞升起来了……上天啊，叫我的灵魂下一生再回到这个地方，我爱这美丽的地方。”他的内心并没有被新的怨恨、仇视所蒙蔽，走向冤冤相报的轮回恶果，而是用佛陀的悲悯原谅了仇人。《空山》中的格拉尽管处于孤独的境地，但终于还是享受到仁慈的爱的抚摩，“格拉看着母亲的眼光里，充满了一种怜悯的味道，母亲也带着一种有点悲悯的眼光看着自己的儿子。这，也差不多就是一种类似于幸福的感觉了”。而且这种仁慈的爱，在机村并没有消失，江村贡布、兔子、额席江、张洛桑的心中，还保存着仁慈的种子，而恩波夫妻，因为失去儿子的痛苦而生发的仇恨终于消解了，“春暖花开的时候，生产了一个女儿的勒尔金措又下地劳动了。她和恩波的这对曾经显得像陌生人一样的夫妻，现在又恩爱如初———比起新婚时节，这对夫妻的恩爱中还加进了一种深深的怜惜。在机村，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猜忌构成了生活的主调。所以，这对夫妻这种显得过分的恩爱使他们成为了异类。但他们已经下定决心要不管不顾地过好自己的日子了”。阿来怀着深挚的情感为传统的宗教伦理吟唱了一首赞歌，那是被神性的爱所烛照的温情的土地，也是属人的地上的天堂。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寻根文学思潮的兴起，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在现代性的文化建设中，民族主义文化立场的觉醒促使一部分少数民族作家关注本民族的历史，发掘其中的现代性合理因素，试图整合民族优秀文化与汉民族文化。宗教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进入现代知识分子的视野中。90年代以来世俗化思潮既解放了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压制的人的感性生命，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精神危机，对人的欲望感性生命的过度张扬导致人的精神沦落和道德下降，张显个性、肯定本能、嘲笑理性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成为新的文化精神，传统的乌托邦精神遭到质疑，但是推倒了陈墙旧瓦，在一片废墟似的断壁残垣前，人类在短暂的破坏性的快感后很快就陷入了更深的空洞与虚无中。欲望、感性等的满足只是暂时的，它不能给人的精神追求提供出路，何况对人的生存来讲，不管在多么合理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语境中，人总要面临理想与现实、自由和压迫的永恒的问题，面临科学、理性所难以彻底解决的问题，而宗教恰恰满足了人类的情感需求。一方面宗教创造了一个神性的世界，它与短暂、艰辛甚至混乱的世俗世界相比，给人类提供了安全而温暖的空间，它用神的无上的权威保证了神的永恒家园的公正和善性，为苦难中的人们提供了支撑，鼓励他们忍受苦难、保持希望，在神的信仰中获得安宁；另一方面，宗教发展到现代，它的精神也在变化，为了适合现代人的需求，宗教的超验的天堂观念逐渐弱化，特别是在缺乏宗教语境的汉文化场域中，“新时期宗教文学呼唤神性的莅临，试图超越世俗，救赎人生，根本的出发点还是人本主义。从宗教的现实功用来说，天国的存在与否，上帝、真主的真相如何，已经变得越来越显得不那么重要”。因而新时期的宗教乌托邦更注重宗教对人的精神建构，“宗教是人格整合、精神完善、自我升华的基础，是制约人类之整体性或完善性的因素”。神的家园是与世俗世界相对立的“灵”的世界，宗教的精神是超越世俗的，它体会到人的欲望的双重功能，因而鼓励人们追求精神的超脱和纯洁，这一点，对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而宗教也显示了其时代意义。
本文作者：李雁 单位：济南大学 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