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饶宗颐先生的民间信仰

上古神明与信仰研究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饶宗颐先生自香港中文大学退休以后，仍然著述不辍，以下数篇关于上古神明与信仰之论文，即为饶先生退休后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陆续撰写而成。饶先生在中国古代神明和原始道教的探索研究方面，是具有突出贡献的一位学者。他于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发表了中国古代宗教、民间信仰等一系列论文，２０００年５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饶先生的《中国宗教思想史新页》一书，收入１３篇演讲论文。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为该书作序时，高度评价此书是一部开拓性、创新性的学术论著，具有四个特点：（一）涉及范围广，使人往往有汪洋无涯?之感；（二）论文引用材料范围极广；（三）重视考古发掘的地下新资料；（四）读书得闲，论文时有新的创获。季老在〈序〉中推崇饶先生的论著是“创而中”，并认为是一个时代学术的典范，足见其称誉之高。

饶先生此书在俗神信仰研究方面，主要有《谈古代神明的性别──东母西母说》一文，论述中国古代从东母、西母信仰，转移过渡到东皇西母的信仰。先生在文中说：“关于古代神明的性别（ｇｅｎｄｅｒ）区分问题，是极有趣味而值得去详细讨论。”文中从殷商时期的卜辞祭祀东母开始，结合其他文献材料，论述战国时期的东皇与西皇，从而论证信仰渐从女性神过度和转移至男性神的崇拜。文章最后还论述了地母的问题，得出「母」一名在古代运用十分广泛，大凡气、水、火之神亦有母之称谓，得出时代愈后，神性的演变更为复杂的结论。

此书还收录饶先生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的研究论文四篇，分别从楚文化、出土数据、中西文化比较以及文献等进行考证论述。《道教与楚俗关系新证———楚文化的新认识》一文，主要从道教与楚俗的关系，进行新的论述观点，先生在文中说：西方学人喜欢采用Ｃｈａｍａｎｉｓｍｅ（萨满教）的原理，去了解《楚辞》。虽然，它和巫术结上不可避免的宿缘，但从深一步看，楚人本身有他的宗教意识，和巫医关系非常密切。……楚人信巫鬼，崇奉黄神，使用禹步祝咒之术用以治病。宁乡出土人面方鼎应该是象征黄帝四面，如果这说可信的话，楚国黄（老）之学根深蒂固……说明东汉三张之设鬼道，为人治病请祷等等活动，实际上秦汉之际，在楚国地区已是司空见惯。……道教的萌芽，可以提前，道教的形成，与楚国巫医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此文从楚人的宗教意识，结合汉末西蜀鹤鸣山张氏“五斗米教”为人治病请祷等活动，分别从“四面先君与黄宗四面、黄神考”、《五十二病方》以及道教的“醮”、“四辅”、“天师”、“五斗米与五斗粥”等一一进行论述，考证出许多现今所知的道教符方和用语，早已在楚人的有关文献中出现，从而论证楚俗与最初期道教之间的密切关系。《从出土资料谈古代养生与服食之道》一文，主要从地下出土的简帛文献，论证古代方仙道的由来与养生服食之道。饶先生在文中旁征博引的出土数据，略有张家山汉简《脉书》与《引书》、《陵阳子明经》、《马王堆养生方》、陶宏景《登真隐诀》等等，分别从永命、延年思想来源，不死观念的追求，玄府玄门，以人合天，婴儿与胎息等九个方面参证论述。先生在文末总结说：楚地诸佚书之发现，令古代方术之采日月精英，还精补脑，及《内经》、《灵枢》之天道与人体相关诸说，取得确实根据，得到充分了解，知其思想之形成，远在战国时期已极度流行，对《易》、《老》、《庄》三玄中重要语句提供了合理与进一步的解释，证明嵇康《养生论》言之绰有理据，对于现代人仍有极大之裨益。

此段结语不但指陈古代天道人体之说的源流，还以古证今，阐释出土文献的重现，不但具有文献研究上的重要，还对现代人的养生有所裨益。《论道教创世纪及其与纬书之关系》一文，主要考证论述道教的“创世纪”的宇宙开辟说，源自佛经（《摩伽登经》）。文中从西方以色列民族的《创世纪》传说开始，逐次论及中国道教对于宇宙论的关心，并引述文献论证道教徒每每剽窃释氏之书，自西晋王浮作《化胡经》以后，后世变本加厉，举例论证详尽。而其中所论及的道教创世纪思想和所涉及的谶纬信仰，固或可归属我国古代的民间信仰范畴，先生未作明言而已。《巫步、巫医、胡巫与“巫教”问题》一文，分别考述巫步与巫医、胡巫、巫教等问题，可以说是巫学三个短篇考证文章。综观全文，先生在考述各种名辞之外，主要还是强调巫与萨满教是本质上不同的两种文化，以及批评巫与制度在中国上古史的问题。先生在文末说：对于“巫”字在古代中国的真相，和使用巫术遗存在民间宗教的陈迹，泛滥而毫不加以思索地来比附古代历史，这一方法是否正确？我认为很值得历史家再去作反思！如果说三代的政治权力完全依靠占卜者、巫术和自称能够与神灵沟通的手段来建立，而把古人所记录下来的典章制度，一笔抹杀，把整个中国古代史看成巫术世界，以“巫术宗教”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精神支柱，我想：在目前不断出现的地下文物其本身已充分提供实证，去说明古代“礼制”的可靠性……从制度史观点来整理古史，或者比较合理，或许可以避免误入歧途……。饶先生此处提出的批评与呼吁，正是针对学术界对于巫研究的泛滥和过度重视等现象，作出语重心长的劝导。先生所论，发人深思。

初期天师道经典《老子想尔注》之研究

敦煌石室《想尔注》写经，清末时为英人斯坦因（ＭａｒｃＡｕｒｅｌＳｔｅｉｎ，１８６２—１９４３）自吾国携回英国，后归藏大英博物院，编号Ｓ．６８２５。在饶先生整理、研究此本写经以前，因为原件远藏英国伦敦，国内学者及见者仅有王重民先生，王氏于１９３９年４月１８日曾撰有《卷子本想尔〈老子注〉叙录》一文①，然于此书之名称、撰者、内容等，亦未能详加考述。而海外许多学者对于英藏敦煌经卷的目录和数量等，也知之不详，更遑论校注研究了。因此，饶先生于１９５６年出版之《敦煌六朝写本张天师道陵著老子想尔注校笺》，当为具体整理、研究《老子想尔注》之学界第一人。无怪乎有学者评论饶先生的整理和研究“可补前史之不逮，诚老学之功臣也”。

东汉末年张氏一系所建立的五斗米教，只是道教的雏型，其宗教形式仍未能算是正式的道教，只能算是当时的一个民间信仰的新兴教派，而此部经典其实可算是东汉末年中国民间信仰中一个新兴教派的传道书。因此本文仍将《想尔注》视为民间信仰下所产生的一个教派的重要古文献。饶先生１９５６年整理、校笺出版的《敦煌六朝写本张天师道陵著老子想尔注校笺》，书前附有２６帧英藏敦煌原卷书影，使“同好者可见全豹”；１９９１年１１月，饶先生整理旧作，为之补充：《想尔九戒与三合义》、《老子想尔注续论》、《四论想尔注》、《附一天师道杂考》、《附二有关大道家令戒之通讯》等后来陆续撰成之文章，改名为《老子想尔注校证》，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饶先生自１９５６年发表《敦煌六朝写本张天师道陵著老子想尔注校笺》之后，持续约三十年的时间进行研究④，最终出版了《老子想尔注校证》一书。书中认为《老子想尔注》为汉末张鲁所注老子《道德经》的注本，而托名于张道陵。饶先生云：“《想尔注》成于系师张鲁之手，托始于张陵。”此书原为张氏传教所用，属于道教原始思想的经籍。饶先生在书中说：今此残卷，赖石窟之保存，得重显于世。……其书每提及太平符瑞，多合于《太平经》经义，不特东汉老学神仙家一派之说，可略其端倪，尤为道教原始思想增一重要数据，对于道教史贡献至巨，不可谓非学术上之鸿宝也。

由是可见饶先生对于这件“学术上之鸿宝”的《想尔注》写经，十分重视。《老子想尔注校证》全书共分十章，并附研究论文数篇。鉴于此书初版印行于１９５６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本又出版于２０年前，当代学者或未及购置阅览，兹引录原书目录如后，以见其详：（一）解题、（二）录注、（三）校议、（四）笺证、（五）想尔注之异解、（六）《想尔注》与河上公《注》、（七）《想尔》本与索洞玄本比较、（八）《想尔注》与《太平经》、（九）《想尔注》佚文补、（十）张道陵著述考、附“别字记”、《跋》、《想尔九戒与三合义》、《老子想尔注续论》、《四论想尔注》、（附一）天师道杂考、（附二）有关大道家令戒之通讯。

由《老子想尔注校证》的目录，可见此书虽名为“校证”，而实际的工作远远超出校证的范畴。书中关于原文的录注、文字的校议和笺证以及异解等等，都是针对《想尔注》所作的基本文献工作，其他与河上公《注》、与索洞玄本的比较，与《太平经》的关系等，又兼有溯源、比较、考述的工作。其后的佚文补与著述考，又将文献的工作推进一层至辑佚学与作者著述考等。全书从文本的校勘、笺证、与其他文本的互校，到辑佚与考述，研究全面，论述详尽。此外、从书末“附录”的文章，又可见饶先生在完成敦煌本《想尔注》的校证后，不断撰写论文论述《想尔注》，力求将此一珍贵的“学术鸿宝”，在学术研究上作到力求完善的地步。清人章学诚（１７３８—１８０１）云“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从先生为此书前后投入３０年时间，并以不同的层面进行考述阐释，庶几是矣。

此篇短文仅就饶宗颐先生众多学术领域和论著中的民间信仰进行文字性的介绍和论述，限于学识学养，我们未能进行具体的评论。然而，从以上引述饶先生研究古代神明、信仰、思想等论述文字，越发得见先生学识之渊博、征引之繁富、论述之详明，于古代性别信仰、地域文化、思想，养生与巫文化等，都有开创性和启发性的学术意义、价值与贡献。

本文作者：郑炜明 龚敏 单位：香港大学 饶宗颐学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