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宋代诗人的乡村田园情愫

在古代诗人笔下，登临之作以思乡念归结尾，几乎成为一种固定的写作范式。还有些诗人在仕宦在外或游历途中遇到类似于家乡的景观，不禁感而伤怀。如王禹?在任商州（今陕西商县）团练副使时，曾作《村行》一诗：“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兴长。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棠梨《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香。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眼前的山村景象令诗人联想起了故乡济州钜“（今山东巨“），所以忽然心生惆怅。虽然景色相似，但诗人对于故乡的感情却绝非其他地域可比，乡思乡情具有一种唯一性、排他性。刘季孙《三月十三日过西湖》：“春风湖上过，数顷卷琉璃。断岸独无语，扁舟谁可期钥水云僧有约，凫鹭莫相疑。一一吾乡似，伤心渡此时。”写眼前西湖的美景令诗人想起故乡，不由得黯然神伤。

那么，诗人们何以想到故乡就如此伤怀呢钥海德格尔曾在《人，诗意地安居》一书中引述荷尔德林《漫游》（一八零二）一诗后提到：“接近故乡就是接近万乐之源（接近极乐）。故乡最玄奥、最美丽之处恰恰在于这种对本源的接近，绝非其他。”因为想念故乡而不得归，加之在外为官漂泊的种种难言滋味涌上心头，故乡便成了诗人们心灵上最亲近的地域，成为其感情上的寄托。故海德格尔认为“诗人的天职是还乡”。敏感的诗人将思乡的百般滋味用情致悠长的诗歌传达出来，虽然思念的具体地域不同，但因为这种情怀是相通的，所以极易引起读者的共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都有那样一个生命的本源，也都有一份积淀在内心深处的对故乡的怀恋情感。

在宋代诗歌中，雁、橘、莼菜等动植物成为诗人借以表达思乡之情的典型意象。“久作他乡客，深惭薄宦非。不知云上雁，何得每年归。夜静声弥怨，天空影更微。往年离别泪，今夕重沾衣。”（徐铉《闻雁寄故人》）大雁为候鸟，至秋而南翔，年复一年无有更易，而人却思归不得，令人感伤。雁在乡间是常见的一种鸟类，故看到雁就很容易联想到家乡。戴表元《雁南飞》：“雁南飞，劝尔飞时莫近征妇舍，手触边衣添泪下。更莫飞近贫士屋，弦绝樽空怨凄独。雁南飞，飞且止，世事惊人例如此。我昔扁舟五湖水，年年见尔秋风裹。如今未断少年情，一度雁来心一惊。今年雁来明年去，明年去去江南路。欲将书寄去边人，明年认作书回处。”“鸿雁传书”这种传说中的古老通信方式，在古代文学中却成为一种具有意味的象征形式，“雁”则成为连接故乡与游子的媒介，成为思乡念归的代表意象。

徐铉是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先仕南唐，累官至吏部尚书，入宋后为太子率更令，后因事被贬静难行军司马。他写过不少怀念故乡扬州的诗歌：“莫怪临风惆怅久，十年春色忆维扬。”（《赠维扬故人》）橘为南方作物，扬州所种亦多，故诗人以“橘”意象作为乡情的代表：“游人乡思应如橘，相望须含两地情。”（《登甘露寺北望》）“鲈鱼莼菜”的典故也常被诗人用来表达思乡之情：“山资足后抛名路，莼菜秋来忆故乡”（《送魏舍人仲甫为蕲州判官》）曰“乔木人谁在，鲈鱼我未还。归心寄秋水，东去日潺潺。”（《送净道人》）莼菜是江南特有的一种水生蔬菜，鲈鱼是生活在近海的一种鱼。从晋代张翰开始，“莼鲈之思”就成为乡情乡思的代表，鲈鱼、莼菜等意象也超越了其特定的地域而具有了普遍性的“故乡”内涵，即使并非吴地人也可借用它们来表达思乡之情。

回归精神家园

“对于中国人来讲，他们让心灵站在一个超越性的制高点上去整合物象世界，目的不是脱离大地去复乐园，而是充满思乡之情地去回望那大地上的故乡。”宋代田园诗正是暗寓着这样一种潜意识当中的还乡情绪。因为在自然这个永恒的家园里，生命的美好与庄严，自然界的平和与静穆，使诗人在审美静观中不禁产生了一种类似于宗教的情感和意绪，所以能够暂时抛却尘世俗务，而将自我生命融合消泯在对自然的皈依之中。因而，宋代诗人们对乡思乡情的吟唱，还寓托着它们对于回归精神家园的渴望。宋代田园诗人不仅对于生养自己的故土怀有深深的眷恋，同时，他们在尘世生活之中往往将田园作为清净、诗意的栖居地，“归园田居”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他们对于回归精神家园的强烈渴望。

离家仕宦的文人士大夫们一再在诗歌中表达“倦飞”、“思归”之意：“田园芜矣好东归，今昨从渠较是非。荷子远来无所问，江湖雅志莫相违”（李曾伯《和王潜斋韵送闻人松庵》）曰“丘壑何如归去好，江湖终非老来宜”（李曾伯《送清湘蒋韵》）曰“竹边闻鹤思高举，松下观禽绝倦飞”（李曾伯《和傅山父小园十咏》）。又有戴复古《淮上回九江》：“江水接淮水，扁舟去复回。客程官路柳，心事故园梅。活计鱼千里，空言水一杯。石屏有茅屋，朝夕望归来。”诗人心念故园，而石屏茅舍的魅力不仅仅在于空间上远离尘嚣，更在于居住此地的诗人能够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自由清净。

然而，对于业已步入科举仕途的士人们而言，归居田园通常只能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向往而存在，现实情况是他们通常到了晚年才得以隐退安闲下来：“微官共有田园兴，老罢方寻隐退庐。”（苏轼《傅、俞济源草堂》）但是作为一种难解的情结，“归隐”、“归耕”等仍在诗歌中反复出现，如周密《倦游》：“眼底茂林修竹，梦中流水桃花。难莫难兮行路，悲莫悲兮无家。淡薄功名鸡肋，间关世路羊肠。且携乌有是叟，同入无何有乡。甫里田十万步，成都桑八百株。从教卿用卿法，不妨吾爱吾庐。”在历经仕途艰难之后，诗人不禁渐生淡薄名利之心，渴望回归美丽的乡“田园安顿余生。可以说，身在仕途而心念田园，几乎成为宋代士大夫共有的一个难解的情结。

苏轼曾在诗文中反复咏叹归去，可是他终身未得真正归隐。从通判杭州，到知密州、徐州、湖州，再到黄州及惠州、儋州，苏轼在词作中频频提到了“归”、“归去”，或表达了类似停止漂泊的归隐思想，如：“苍颜华发，故山归计何时决”（《醉落魄窑苏州阊门留别》）曰“故山犹负平生约。西望峨眉，长羡归飞鹤”（《醉落魄窑席上呈杨元素》）曰“此生飘荡何时歇钥家在西南，长作东南别”（《醉落魄窑离京口作》）等等。然而，随着隐逸文化精神化倾向的增强，隐居已非必往日的遁迹山林，弃绝人世，渔隐和桃隐传统也日趋消泯，苏轼的“归去”情结实质上也只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而并非真的要在形迹上归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