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乡村经济论文
专题研究
（一）乡村经济统制与经济掠夺
日本经济统制与掠夺依然是近十年来沦陷区乡村经济研究的重点。但与以往相比，近十年来沦陷区乡村经济统制与掠夺研究不再限于宏观地探讨日本的经济统制政策与掠夺，而是采取实证的研究方法，加强微观研究。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个案分析来透视日本的经济统制政策与掠夺。如胡华对日本的棉花统制进行了研究。周德华以吴江为例，考察了日军在沦陷区掠夺粮食的种种方式。经盛鸿全面梳理了日伪政权在南京郊县实施的对粮食、棉麻丝等农业资源的掠夺政策和“农业增产运动”及其后果。丁晓杰对日本在蒙疆地区实行的贸易统制政策、羊毛统制政策进行了论述。宝音朝克图则从家畜统制政策、羊毛统制政策、粮食统制政策三个个案分别考察了伪蒙疆政权的物资统制政策。这种微观的个案研究与宏观的论述相比，能更加具体地反映日本的经济统制与掠夺及其对中国经济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二是通过对日伪组织的考察更加深入具体地论述日伪统制政策的贯彻与执行，体现了近十年来沦陷区经济研究视角下移的趋势。解学诗运用日伪档案，详细考察了满铁是如何充当日本对华北棉花、粮食等资源进行经济统制与掠夺的急先锋。他以满铁为视角解读日本对中国的经济统制与掠夺，堪称对日本经济侵略研究的创新。丁晓杰考察了日本为实行畜产统制政策而设立的蒙疆畜产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背景、经过、业务内容，从畜产经营机构这一独特视角来揭示日本的掠夺性经济政策。他对日本在蒙疆地区的蒙疆羊毛同业会、蒙古皮毛股份有限公司、华北绵羊改进会等的研究，填补了国内外史学界这一研究领域内的空白。他还考察了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的设立及活动，认为它在农业科研领域内配合贯彻日本的大陆政策。从日伪经济组织的活动这样一个较小的视角窥探日本对中国的经济统制与掠夺，有利于我们详细了解日伪经济统制政策的具体实施，克服了以往宏观概括性研究的不足，视角可谓独特新颖。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这些以企业和科研机构面孔出现的经济组织是如何参与了日本对华经济侵略。
（二）战争状态下的农副业生产
长期以来，沦陷区经济研究“停留在革命化的耶揭批爷层面”，这对于揭露日本的侵略，是极其必要的，但也有其局限性，不能使我们完全了解日本侵略下中国沦陷区的乡村社会经济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状态，人们是如何生产与生活的。因此，我们需要对日本侵略之下的社会经济实态进行微观考察，探析日本侵略政策对于社会经济的实际影响。近十年来在这一方面取得了一些新成果，主要涉及战争状态下农村雇佣关系、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化、乡村手工业的异变以及乡村经济的衰变。
李淑娟的《日伪统治下的东北农村》考察了沦陷时期东北地权结构的演变，认为日本通过“地籍整理”和百万移民计划，大肆掠夺土地，使地权高度集中，农村社会结构发生极大变化，即自耕农阶层基本瓦解，佃农和雇农成为农村最大群体曰传统意义的地主退出历史舞台，汉奸地主得以形成与发展曰日本移民成为东北农村的特权阶层，使租佃关系在封建土地占有关系上有新的发展。于春英对伪满时期东北的农业雇工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日本入侵使雇工经历了诸如雇农数量激增、雇农内部结构变化、雇佣劳动在农业生产中所占比率上升、雇农群地域分布的不平衡性、雇工形态及雇工工资的变化、雇工生活水平下降等一系列极为显著的变化。她的研究还表明伪满时期的水田面积和水稻产量逐年增加。然而这是日伪强制水稻种植导致的畸形发展，在水稻种植扩展的同时，东北农业却处于衰退状态。李淑娟深入分析了伪满前期的农业危机、大豆生产的衰退、鸦片种植对农业生产的冲击等。
华北沦陷区方面，王加华与王士花的研究颇值得注意。王加华考察了抗战前后华北作物种植的变化趋势，认为战前以棉花为代表的经济作物种植比率呈上升趋势，粮食作物呈下降趋势曰抗战爆发后，棉花与粮食作物收益对比发生变化，棉花种植比率下降，小麦、甘薯、粟等粮食作物比率上升，这体现了农民对生存安全的考虑。王士花的研究同样表明抗战爆发后粮食的种植比例上升，但日本的侵略对华北的粮食生产产生了严重的破坏性影响，造成粮食播种面积及产量的减少。对于华北沦陷区棉花的生产，她认为尽管日本大力推行植棉政策，但日军的入侵严重破坏了农村的农业生产力曰日商控制棉花市场，压低棉价，使农民种棉无利可图，纷纷弃棉种粮，因而华北沦陷区的棉花生产锐减。她的新著《日伪统治时期的华北农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是其系列研究成果的总结，展示了沦陷后华北农村社会实态的主要方面。
织布业、制丝业等是近代中国乡村重要的家庭手工业。战争对这些乡村手工业产生了什么影响，战时手工业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形态，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彭南生提出了“半工业化”理论来描述抗战前若干地区、若干行业中的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其理论核心是区域外市场的开拓和手工业技术的进步。而战争则破坏了乡村手工业的发展机制，中断了“半工业化”进程。顾琳认为战争撕裂了高阳织布业所依赖的外部关系网络，使高阳的商人资本向城市转移，而留在乡村的织户则难以继续生产。日本侵略者试图恢复织布业，但因原棉、棉纱的紧缺，均告失败。与华北乡村织布业的衰落不同，吴惠芬对江浙地区蚕丝业的研究表明，城市缫丝厂衰败，而大量缫丝工人转移到农村从事家庭缫丝业。在当时独特的政策和环境下，乡村的缫丝业得到一定发展，但其始终在日本的掌控之中，服务于日本的经济统制与掠夺政策。
马俊亚分析了战时江南农村的衰变，人口锐减，大量耕畜被捕杀，农具被破坏，造成农业生产耕作失时，江南农村长期处于米荒中，蚕业、林业、棉业、渔业和手工业等副业经济均惨遭破坏。战争打断了江南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加剧了江南农村的贫困化程度。
（三）农村商业贸易与市场
学术界探讨了各沦陷区之间、沦陷区与国统区之间的商业贸易往来、走私活动，以及沦陷区基础乡村的市场交易体系变动。周宗根考察了沦陷区以粮食为中心的南北物资交流。他认为，日本在占领区实行“分治合作”政策，日本对华北、华中物资交流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以华中的粮食支援华北的经济开发和接济华北民食。但华中“维新政府”与汪精卫政府对南北物资交流则比较冷淡。在沦陷区与国统区物资流动方面，齐春风论述了两者之间的粮食走私活动。他认为，抗战时期日本通过高价诱购、自设米行、奸商设行的方式策动粮食走私，大量的粮食从国统区流向沦陷区，造成国统区粮荒的局面，抢米风潮频发，给国统区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日本的政治阴谋提供了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