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政治外交
关于中国80年代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成因
(一)冷战时期美国关于中国独立自主对外政策成因的研究
1991年以前,亦即冷战时期,美国研究者已从多角度和多层次对中国80年代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成因作了一定的研究,提出了大体上符合实际情况的一些观点。(1)进入80年代,苏联和美国争霸态势出现了变化。70年代,在争霸态势方面,苏联处于战略攻势,美国居于守势。鉴于苏联霸权主义对全世界包括中美两国都构成了严重威胁,中国当时便实施了联美遏苏的“一条线”政策。进入80年代后,因国内外问题日益严重,苏联在霸权方面开始收缩,美国则日趋强硬,也可以说美苏争霸开始转入均势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国际局势出现紧张和动荡,也为了使自己不再沦为美苏争夺中的筹码,中国开始对其外交政策进行重新评估,认为如今中国再不能打“美国牌”去对付苏联,也不能将打“苏联牌”来对付美国。这样中国便选择了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乔纳森•波拉克指出:80年代初,中国领导人将“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和“寻求长期的国际和平”作为其80年代三大战略目标之一,把当时国际局势的紧张和动荡归因于“两个超级大国的称霸斗争”。但到了1982年,此前“一直处于攻势”的苏联在争霸态势方面开始出现变化。中国的战略家因而断言:“美国可以对苏联提出一个更有效的挑战。苏联可能会因此而缩小它推行霸权的范围,不过这一天尚未到来。”“但中国方面最重要的考虑是,中国永远不会再沦为美苏争夺中的筹码”;也就是说,“中国将不会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中国将不会打‘美国牌’去对付苏联,将不会打‘苏联牌’去对付美国,也将不会允许任何人玩‘中国牌’。”就这样中国在1982年秋正式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2]467。(2)1980~1982年期间,美中两国在台湾问题上产生一些摩擦,尤其是里根担任美国总统后坚持向台湾出售武器,使两国关系出现了危机。这也促使中国选择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乔纳森•波拉克指出:1980年1月初,美国卡特政府宣布美国将恢复对台武器供应,并暗示美国可能会允许向台湾出售新式防御性战斗机。北京虽然没有马上公开提出抗议,但事态的发展无疑会给中美关系带来窘困局面。尤其是1981年1月,里根担任总统后,不断表明要满足台湾的需求,亦即坚持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国多次表示忧虑和不满,绝不同意美国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经过紧张地谈判,双方终于于1982年8月17日以联合公报的形式达成了有关控制未来对台武器出售的协议。尽管此公报减轻了北京的疑虑,但中美关系还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中美联合抗苏的时期快要结束。中国开始寻求一种“少依赖于与美国结成紧密关系”的对外政策。1982年9月1日,北京正式确立“独立自主的(对外)姿态”。中国领导人在中共十二大报告中明确表示:“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3)70年代末尤其是80年代初,随着苏联扩张势头减弱,苏联对中国的威胁开始减少,苏联愿意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这也促使中国努力“缓和”与苏联的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1982年正式调整其对外政策。罗伯特•罗斯指出:70年代末,苏联“陷入阿富汗战争”、“领导人继位问题”和“国内经济问题”导致苏联在全球的扩张势头开始“减弱”。在这种背景下,“苏联对中国的威胁开始减少”,“中苏边境地区紧张局势”“有所减轻”。新的形势促使中国试图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从而减少它对稳定的美中关系的依赖”。这是中国1982年开始“公开”改变以前联美遏苏政策、转而实施“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的背景之一[3]。乔纳森•波拉克指出:1981至1982年,苏联明显地希望利用美中之间的“政治关系正在恶化”这一形势,苏联领导人明显地想对中国表示“某种灵活姿态”。到1982年秋,中苏两国关系“灵活的迹象”得到了增加。北京此时感到,与美国的关系已经不再处处有危机,与苏联的接近有较大的余地。这也有助于中国开始正式确立其“独立自主的对外姿态”[2]467-468。(4)就中国国内而言,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
①80年代中国进行经济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此,中国80年代初要确立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贝斯•格林指出:1982年以后,中国“真心实意地致力于经济现代化这个国家目标”。其“六五计划”(1981-1985)指出,到2000年,中国工业和农业的产量要达到1981年时的四倍。“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现代化工程”,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此,中国在80年代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主张反对霸权、侵略和扩张行径,不与任何超级大国结盟,从而“维护世界和平”。
②80年代初中国开始意识到,对外国力量过分依赖存在着危险。这样的对外政策需要调整,从而增强中国对外政策的独立性和主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中国1982年秋开始确立新的对外政策亦即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乔纳森•波拉克指出:1981年,中国认为,“中国在冒这样的风险,即将自己长期的独立抵押给反复无常甚至有点邪恶的西方。就一般意义而言,长期政策的任务是解决国家真正的经济与安全需要,同时避免对外国力量过分依赖所造成的危险。外国在中国的利益是被视作自私和具有潜在危害性的。然而,重新自我孤立不能看成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同外部世界的关系日益发展的背景下,增强中国政策的独立性和主动性,无论对国家的决策还是对邓小平来说,仍是极其重要的挑战”。此时,“根据北京的判断”,“一个有点游离于美国之外的政治立场,和一种对似乎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保留政治报复的暗示性威胁,能给中国留有回旋和自我保护的余地”。在这些认识和判断的基础上,中国最终于1982年秋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
③80年代初中国汲取了以前抗日战争时期的有关教训。高龙江指出:抗战时期,苏联、美国和英国之所以支持中国,原因之一是“利用中国达到他们各自的目的”。如,斯大林援助中国,原因是“为了减少苏联两线作战的危险”;而罗斯福和丘吉尔支持中国抗战原因是为了使他们“先欧后亚”的方针得以实行。到了80年代初,“中国人对抗战时期的教训记忆犹新”,从中汲取历史教训,所以更加“不愿与苏联或美国形成过密的战略关系”,而主张对外要“坚持独立自主”[5]。1991年以前美国关于中国80年代独立自主对外政策成因的这些探讨,虽然比较简单,但大体上还是较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二)后冷战时期美国关于中国独立自主对外政策成因的研究
后冷战时期,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美国研究者加强对中国80年代独立自主对外政策成因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进展。1.对独立自主对外政策形成的国际因素作了更全面的分析(1)关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对中国确立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影响。1992年以来,美国研究者经过细致地研究,形成的看法是,进入80年代,和平与发展开始成为时代的主题,世界大战发生的可能性在减小。这是80年代初中国实施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国际大背景。鲁宾逊指出,进入80年代,国家间越来越“相互依存”。此有助于中国确立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6]。毛文杰指出:进入80年代,中国重新评估国际安全总体环境,认为世界大战或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这是中国制定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有利因素[7]。麦艾文指出:80年代邓小平就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这为改革时期中国对外政策定下了基础”。邓小平当时因而“追求一个更加国际主义的对外政策,一个将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对外政策”[8]22。(2)关于美苏争霸出现均势对中国确立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影响。1992年以来,美国研究者坚持认为,80年代初美苏争霸态势出现变化,亦即苏联在霸权方面开始收缩,美国则日趋强硬,或者说美苏争霸转入战略均势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国际局势出现紧张和动荡,也为了使自己不再沦为美苏争夺中的筹码,80年代初中国开始重新评估其对外政策,选择了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但是,美国的研究者还在这方面作了更进一步的分析,认为,80年代初美苏争霸态势新变化或者说美苏争霸出现均势,不仅直接地影响到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也直接地影响到美国政府对华态度。美国鉴于苏联对自己的威胁开始减小,于是轻视中国的战略地位。中国的战略地位当时被美国所轻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重新制定对美政策,中国终于在80年代初确立“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简三强指出,里根担任美国总统后发展军事力量,掀起新一轮军备竞赛;苏联的国际影响力开始下降;美苏争霸出现某种战略均势。这样,美国开始轻视中国在反苏战略合作中的重要性。有鉴于此,中国更加坚决要调整对美政策,与美国拉开距离,实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9]2。赵全胜和刘国力指出,80年代初,“苏联正面临国内腐败,还深陷入麻烦的阿富汗战争之中”;同时,美国里根政府对苏联“采取强硬的立场”,“大幅度增加美国国防开支”。
所以,“中美联合以平衡苏联力量的需要下降”。这促使中国确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10]118。赵穗生指出,进入80年代,中国在美苏中大三角关系中的战略地位随着美苏关系缓和而有所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采取新的对外政策亦即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11]。(3)关于美中关系对中国确立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影响。此时期,美国研究者坚持认为,80年代初美中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一系列摩擦,促使中国方面选择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克雷格指出,里根1981年就任美国总统后,公开偏袒台湾,决定对台湾出售武器,中国于是强烈抗议。这样,1980年所出现的朝着联合方向发展以共同对付苏联的那种关系开始逆转。不过此时中国并不希望同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加深敌对关系;相反,它急需和平的环境来发展经济并进行对外贸易。所以,到了1982年8月17日,中美终于达成了一项协议,美国将逐步减少并最终停止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中国开始追求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该政策意味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更好点”,但并非结盟来对付苏联[12]。(4)关于苏中关系对中国确立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影响。此时期,美国研究者坚持认为,进入80年代,随着苏联国力下降,苏联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1982年正式调整对外政策,包括逐步改善与苏联的关系。罗伯特•萨特指出,80年代初,美国政府“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和加强军事准备”。美国的盟国如欧洲盟国和日本对苏联也“增加力量并采取坚决的立场”。同时,因国内领导人继位、经济难以维持和在波兰等地关系紧张等问题,苏联国力开始下降。在这种不利于自己的背景下,苏联“试图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在此背景下”,中国领导人开始调整对美对苏政策,如“越来越不受美国的支配”,“同时减少对苏联的敌对行为”。
2.对独立自主对外政策形成的国内因素作了更系统的探讨此时期,美国研究者依然认为,就中国国内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促使中国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确立。其一是80年代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包括发展经济,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此,80年代初中国就选择了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赵全胜指出,80年代初,中国工作的重点开始由“革命”转向“现代化建设”,“现代化建设”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所以,中国调整了其对外政策,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14]296。塞克斯顿等人指出,进入80年代,为了发展经济,中国需要稳定的国际环境,并要同发达国家保持良好关系。为此,中国倡导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15]178。傅高义进一步指出,邓小平在80年代愿意中国与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发展良好关系,包括与苏联逐步“恢复正常关系”,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因之一是因为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来从事现代化建设”;而“实现四个现代化”,“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16]389,304,360。郝雨凡则从新时期中国最注重发展经济、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论述中国80年代确立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成因,指出,为了“尽快使中国更加富强,尽快赶上其他世界强国,实现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理想”,为了“最大限度地谋求经济利益”,中国在80年代“几乎同时与所有的国家改善关系,无论是过去的朋友还是敌人”[17]57。其二是80年代以后实施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可以增强中国对外政策的独立性和主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1982年开始确立新的对外政策。吉尔伯特•罗兹曼指出,1982年,中国正式决定放弃70年代联美遏苏战略,拉开与美国的距离,也与苏联等大国保持距离,来为新时期中国外交上的主动赢得最大的空间[18]。此时期,美国的研究者还更深入分析中国80年代独立自主对外政策形成的中国因素。他们认为,中国在80年代初选择了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其中要与苏联逐步改善关系,此与当时中国希望苏联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支持中国统一有关。弗里曼指出,80年代初中国开始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包括要同苏联建立起正常关系,原因之一是,此时中国希望苏联坚持“台湾主权属于中国”、帮助中国实现统一。
总之,后冷战时期,美国的研究者对中国80年代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成因进行了更为全面系统的分析,并提出了一些新看法。他们的探讨基本上合乎当时实际,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国外深入研究中国80年代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
关于中国80年代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内容和特点
(一)冷战时期美国对中国独立自主对外政策内容和特点的研究
1991年以前,美国研究者普遍认为,中国80年代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内容还是十分丰富的。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1.反对霸权主义,追求世界和平乔纳森•波拉克指出,正如1982年中国领导人对来访的第三世界国家首脑所说,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原则之一是与第三世界国家取得一致,反对霸权主义,寻求长期的世界和平[2]466。罗德明指出,中国将“反对霸权主义”当作其80年代“三大任务之一”[20]121。2.不依附于任何大国,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乔纳森•波拉克指出,1982年后,中国“试图同两个超级大国拉开距离”。“中国不再沦为美国和苏联争夺中的筹码”。正如时任中国外交部长黄华1982年8月下旬对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所说:“中国不会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中国不会打‘美国牌’去对付苏联,不会打‘苏联牌’去对付美国,也决不允许任何人玩‘中国牌’。”这一立场在中共十二大会议上正式得到批准,并被奉为“神圣”准则[2]467。罗德明指出,中共十二大关于中国80年代外交战略的阐释“使人想起中国决心维护其自主性”。邓小平在会上说道:“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20]1213.站在第三世界一边罗德明指出,中国把二战后第三世界的兴起看成是那个时代的“主要事件”,认为自己是第三世界的“组成部分”[20]121。贝斯•格林指出,中国在80年代主张“不断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团结”[4]5。4.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不论它们的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如何贝斯•格林指出:“为了维护中国的主权和行动自由,同时又能进行现代化建设,北京与所有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而不论它们的社会或经济的差异。”[4]5罗德明指出,中国领导人在中共十二大上宣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中国同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的关系”[20]121。5.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费正清指出,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政策认为中国的经济只有从外国引进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才能进步,技术转移成了一个重大目标。同外国公司签订合同,装设新机器,开设新工厂、新生产线,修建旅馆以及挖掘煤和石油等,可同时引进资金和技术[21]。此外,此时期美国研究者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总结了中国80年代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特点。其一是中国对外政策开始变为主动。乔纳森•波拉克指出,1981年,中国就有一种看法,亦即在同外部世界关系日益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应当增强其对外政策的“独立性和主动性”。1982年秋正式确立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后,北京感到,与美国的关系已经不再处处有危机,与莫斯科的接近有较大的余地。“同时,中国也希望将自己置于能够抓住各种政治机遇的有利位置上”[2]462,468。其二是中国外交上虽然试图同两个超级大国拉开距离,但更加重视它同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关系。乔纳森•波拉克指出:“(80年代初)中国多次申明,中苏关系的改善不会以牺牲同西方的关系为代价。中国在同美国、日本和西欧扩大经济和技术联系方面的利害至为巨大,以至中国不能冒着风险,去换取同苏联发展试探性的、问题依然成堆的关系,以博取政治成果。”[2]4691991年以前,美国研究者关于中国80年代独立自主对外政策内容和特点的探讨为其以后的继续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中国独立自主对外政策内容和特点的研究
后冷战时期,美国研究者对中国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内容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认为中国80年代独立自主对外政策具有更为丰富的内容。1.“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美国研究者仍然认为,80年代中国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行为。但是,他们对中国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一主张进行了强调。克里斯托夫•福特指出,70年代中期以后和80年代亦即邓小平执政时期,中国不再用“修正主义者”来形容苏联,相反用“霸权”来形容“苏联的野心”。1972年中美双方在上海签署《联合公报》指出:“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1978年中日双方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也包括类似的反霸主张,尤其是反对苏联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扩张的行为[22]。赵全胜指出,80年代初,邓小平将“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当成中国80年代三大任务之一[14]296。刘国力指出:“邓小平仍然强调‘反对霸权主义’,将此作为8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核心内容。”[23]172.“不结盟”美国研究者继续分析中国80年代独立自主对外政策中的“不结盟”内容。史文指出,中国80年代独立自主对外政策中的不结盟原则“强调战略影响和独立行动”,从而使大国关系保持平衡[24]。简三强指出,1982年以后中国“追求不结盟战略和维护和平以塑造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9]19。3.站在第三世界一边美国研究者仍然认为,80年代中国与第三世界站在一起。马蒂指出,80年代中国坚持自己属于第三世界,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当作第一世界,公开声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25]。罗伯特•萨特指出,中国新的“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特征之一是“让中国与发展中世界亦即第三世界的关系复活起来”,“此在70年代由于强调反苏战线而被忽视”[13]85。4.“搁置争议”傅高义指出,80年代的中国对外主张,“领土争议应当搁置一边,让更聪明的后人来和平地解决”;“不要对边界问题过于激动,重要的是和其他国家总体上保持良好的关系”[16]713。5.“睦邻友好”塞克斯顿等人指出,在80年代,中国寻求“与其所有邻国建立和平与正常的关系”[15]185。弗里曼指出,为了有助于成功地发展经济,80年代中国愿意得到邻国的支持和好感[26]。6.“一国两制”美国研究者对中国80年代独立自主对外政策中的“一国两制”内容也继续进行研究。王建伟指出,新时期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运用和平共处与互不干涉内政等外交原则来处理中国内部事务,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方案,并主张以此来解决台湾和香港问题[27]。内尔森指出,如果“一国两制”方案行得通,使得香港继续保持繁荣,那么这有助于解决台湾问题[28]。7.“对外开放”美国研究者坚持认为,“对外开放”是80年代中国独立自主对外政策中的重要内容。傅高义指出,为了“使人民富裕和国家强大”,邓小平1978年以后包括80年代愿意使中国广开其大门,“从世界各国”那里学习它们的“科学、技术和管理制度以及新思想”,“而不管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如何”[16]2。郝雨凡指出,到了80年代,中国在对外政策上开始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如“在与美国和日本的贸易稳步增长的同时,中国开始恢复与苏联和东欧的贸易关系。到1989年苏联上升为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17]59。8.“在国际事务中不要当头”托尼•塞奇指出,80年代以后,中国主张,“在国际事务中不要当头”,“要集中精力发展自己的经济”[29]308。兰普顿指出,80年代以后邓小平提出中国对外“韬光养晦”,这使中国可以争取更多的朋友,并有利于中国外交[30]。后冷战时期,美国研究者不仅更广泛深入地探讨了中国80年代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内容,而且在此基础上较系统地总结了该政策的若干特点。
其一是中国对外政策开始能够独立和主动。简三强指出,80年代中国在对外原则上主张“保持独立性,自己掌握主动权”[9]113。其二是中国外交上不再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定亲疏,而以国家利益作标准来处理国家关系。简三强指出,中国80年代“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所有国家发展合作关系时采取实用态度”,“而不考虑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从而为国内建设“努力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9]4。其三是中国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与各国发展合作关系。傅高义指出,邓小平新时期主张中国向“世界各国”开放;同时愿意努力使中国“与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发展良好关系”,包括与苏联逐步“恢复正常关系”,“以便这些国家愿意与中国共同发展”[16]389。其四是中国虽然同两个超级大国都拉开距离,但更加重视同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关系。托尼•塞奇指出,80年代及其以后,中国领导人在外交上“倾向美国”[29]308。兰普顿指出,8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重点之一是要建立和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这是当时邓小平全球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30]。以上种种表明,后冷战时期,美国研究者对中国80年代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内容和特点作了更为广泛深入的探讨,尤其是开始注意研究中国80年代独立自主对外政策中的一些新领域。
关于中国80年代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历史作用
(一)冷战时期美国对中国独立自主对外政策历史作用的研究
1991年以前,美国研究者对中国80年代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历史作用作了一定的探讨,认为此政策对新时期的中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点。1.有助于80年代以后中国在国际上处于主动地位,既独立于苏美之外,但同时与这两个超级大国发展了关系贝斯•格林指出,在80年代实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后,中国一方面“与美国和苏联保持独立”,但同时又与这两个超级大国改善和发展了关系[4]6。2.有助于80年代以后中国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包括东亚国家建立或发展友好关系贝斯•格林指出,80年代“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后,中国既与苏联和东欧国家“恢复了有限的接触”,又与美国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建立了“密切关系”;同时注意“维护其在第三世界心中的形象”,也“维护中国主权”[4]5-6。乔纳森•波拉克指出:“至70年代末,中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被排除在东亚之外的非正常现象终于走到了尽头。文化大革命之后的长期混乱局面在整体上延误了这一过程,但在80年代初,这种影响很快便减退了,中国同绝大多数邻国建立了外交关系。”[2]4713.有助于80年代以后中国更加广泛地参与地区和全球经济合作乔纳森•波拉克指出,自确立“独立自主的(外交)姿态”后,中国开始具有“全球主义者”的取向,为中国极其广泛地参与地区和全球经济合作打开了大门。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对外国的贷款、投资和其他形式的援助的需求不断增长,从而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机会。总之,80年代初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使得中国与世界经济组织出现了“近于完全的合作”,尤其是中国成为日本最主要的贸易伙伴[2]471。冷战时期美国研究者的这些评价总体上来说是较公正和客观的。
(二)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中国独立自主对外政策历史作用的研究
1992年以来,美国研究者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对中国80年代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历史作用作了更加广泛深入的探析。他们认为,中国80年代独立自主对外政策对新时期中国国内经济建设尤其是对外工作产生了许多积极作用。
1.有助于80年代以后中国能够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发展正常关系塞克斯顿等人指出,在80年代,中国不仅与资本主义美国发展“正常的关系”,而且从1982年起也开始努力与苏联关系正常化[15]185。赵全胜和刘国力指出,1982年实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后,中国“继续对它与美国的关系给予特别关注”。即使1989年中国发生“六四风波”,但稍后中美关系“继续向前发展”。同时,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有助于中国与苏联在1989年实现关系正常化”。苏联解体后,中国仍然与俄罗斯和独联体“发展密切关系”[10]118。2.有助于80年代以后中国同周边国家乃至世界所有国家发展和平与正常的关系塞克斯顿等人指出,在80年代,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所有邻国建立起了“和平与正常的关系”[15]185。金德芳指出,在独立自主对外政策指导下,“中国不仅与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日本的外交关系获得了改善,而且与苏联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与越南的外交关系也获得了改善”[31]。傅高义指出,“在邓小平的领导下”,80年代中国不仅“与邻国保持和睦关系”,而且“改善了与每一个重要国家的关系”[16]714。3.有助于80年代以后中国国内经济迅速发展,并推动中国对外经贸发展和文化交流麦艾文指出,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对外政策进行了调整,这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因为改革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目的就是要“努力确保中国的外部环境稳定”,从而促进中国国内“经济发展”,“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正如邓小平生前所说“发展才是硬道理”[8]15。郝雨凡指出,80年代实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后,“在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来自世界银行、日本政府、澳大利亚、西欧的多边和双边援助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1982年中国开始从国际商业银行借款。虽然6•4风波而一度有所下降,但中国借款的规模越来越大”。所有这些不仅给当时中国带来资金,提供就业机会,而且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加快了中国经济发展,同时中国“各项涉外法规也得以建立和完善”[17]59。塞克斯顿等人也指出,中国80年代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也促进了当时中国对外经贸发展和对外文化交流[15]178。4.有助于80年代以后中国逐步实现国家的统一大业简三强指出,由于奉行了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所以80年代以后中国与英国、葡萄牙分别进行了谈判,务实地处理了香港和澳门问题;另外,北京在与台北的关系上也取得了一些进展[9]220。5.有助于80年代以后中国国际声誉不断提升,国际影响不断扩大塞缪尔指出,80年代以后中国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之一,就是要“树立中国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中的大国地位”[32]364。的确,此后中国外交上也“一直在设法扩大其国际影响”,“提高其国际声誉”。
总之,80年代以后中国对外政策有助于“中国不断地显露出其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32]378。6.对江泽民和胡锦涛执政时期以及目前中国外交仍然具有影响戴维•兰普顿指出,邓小平制定并被1982年中共十二大阐述的“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路线”被以后“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国领导层”所“奉行”[33]。刘国力指出,胡锦涛执政时期中国“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23]12。傅高义指出,邓小平时代中国对外政策中的许多内容,如“与邻国保持和睦关系”、“改善中国与每一个重要国家的关系”、“不称霸”、“绝不当头”、“不应插手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和平发展”、“有所作为”,等等,这些对邓小平以后的中国外交仍然有一定的影响。目前中国“变得强大”,但对外“继续与各国保持和谐的关系”。
此外,美国研究者认为,中国80年代独立自主对外政策对80年代以来亚洲乃至世界和平、合作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刘国力指出,自80年代奉行这一对外政策以来,“中国积极地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促进地区经济合作”;“中国愿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为建立一个新型的和平、稳定、公正和合理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作不懈的努力”[23]13。显然,后冷战时期,美国研究者对中国80年代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历史作用作了更为全面深入的考察。
结语
总之,冷战时期,美国研究者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独立自主对外政策包括其成因、内容和特点及其历史作用均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尤其是后冷战时期,美国研究者对中国80年代独立自主对外政策包括其成因、内容和特点及其历史作用作了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如除了仍然坚持冷战时期一系列正确的观点之外,还提出了不少新观点,并探讨了一些新领域,从而使得美国在这一课题的研究方面出现了一些新进展。
自然,无论在冷战时期,还是在后冷战时期,美国研究者在这一课题的研究过程中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其中最明显的有以下两点。(1)有些美国研究者提出了一些不大准确乃至错误的观点。如有研究者说,到了1981年,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抛弃了此前毛泽东所制定的联美遏苏政策;邓小平转而“寻求一个独立自主的政策”,“其中包括与苏联建立正常关系”[19]92;或者说,到了1981年,北京朝着“越来越不受美国支配、同时减少对苏联敌对”这样的方向发展[13]85。其实,当时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1981年仍然主张“联美遏苏”。如,这年1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领袖史蒂文斯和美国总统出口委员会副主席陈香梅时明确说道:“我们真诚地希望中美关系不但不要停滞,而且要发展。”[34]378同年9月19日在华北某地检阅军事演习部队时又说道:“苏联霸权主义加速推进全球战略部署,严重地威胁着世界的和平和我国的安全。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34]395“同年10月在墨西哥坎昆南北峰会上,赵紫阳总理对里根总统说,中国希望与美国努力合作以对抗苏联,但台湾问题仍是这一合作的障碍”[16]484。这些材料表明,邓小平在1981年并未抛弃毛泽东生前所制定的联美遏苏政策。如前所述,邓小平到了1982年9月才正式抛弃以前的联美遏苏战略,转而实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再如美国有研究者认为,80年代中国仍然在联合美国共同对苏联进行斗争[35]。其实,这一时期,中国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虽然具有倾向性,亦即倾向于增强同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关系,但不再联合一个超级大国去反对另一个超级大国。显然,美国研究者的上述观点不大正确。
(2)美国研究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还不全面和深入。如独立自主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与重要原则。即使中国建国初“倒向了社会主义一边”,与苏联结成了紧密的同盟,但中国共产党人仍然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捍卫着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当然,1982年以后中国独立自主对外政策与此前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独立自主原则在内容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因为前者主张不同任何大国结盟,对于国际事务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立场。但无论如何,80年代中国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是对此前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原则的继承和发展。而美国研究者在分析80年代中国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成因时对此有所忽略。再如中国80年代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坚持正确处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亦即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建立和发展新型的党际关系,以此来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但美国研究者也始终对此有所忽略。此外,中国80年代独立自主对外政策对80年代以来亚洲地区甚至全世界的和平稳定、合作和发展均产生了明显的积极影响。但美国研究者对这方面的研究却相当薄弱。总之,美国研究者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中国80年代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成因、内容和特点及其历史作用。当然,他们首先必须克服种种困难去充分收集有关的资料尤其是相关的档案材料。
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但冷战时期尤其是后冷战时期美国研究者毕竟对中国80年代独立自主对外政策作了更广泛更深入的分析,不仅加深了国际上对新时期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研究,而且对当今中国学者深入研究这一课题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作者：陶季邑 单位：广东广州暨南大学 社会科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