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闻天社会主义观综述

关于张闻天社会主义观的形成背景

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集中思考的问题。作为其成员之一,张闻天社会主义观形成的背景自然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有学者主要从张闻天主观要素进行分析,认为,“一是张闻天在历史上曾经犯过‘左’倾错误,这反而使他获得一种对‘左’的错误的敏感性与免疫力。二是张闻天较长期担任驻苏大使与外交部的领导工作,加之他青年时代赴日、赴美、留苏的经历,使他具有开阔的政治视野。三是庐山会议后的张闻天处于‘赋闲’与被批斗的处境,这种孤独与痛苦磨练增强了他的意志品质与探索理论的勇气。四是张闻天党性极强,是党内有名的理论家。面对着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失误与教训,张闻天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了研究”[3]。这种侧重于主观因素的分析有其合理性,但明显具有片面性,并没有看到建国后我党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其他领导人对张闻天社会主义观形成的影响。张士引等从客观方面分析了张闻天社会主义观形成的背景,认为,“第一,张闻天的社会主义观主要形成于他的晚年,即1956-1976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尤其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要走自己的路,也为包括张闻天在内的共产党人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第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在不断失误又不断纠正失误的过程中进行的,张闻天就是在前人提供的正确思想的基础上,在不断总结和反思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挫折和失误条件下,逐渐形成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4]。这种对问题的分析无疑偏重于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忽视了张闻天的主观条件。用这种方式进行分析就无法说明为什么是张闻天而不是其他人会形成这种社会主义观。张闻天社会主义观的形成应该是主观因素和客观影响的结合,二者缺一不可。还有学者分析了张闻天社会主义观形成的几个阶段。程中原在《张闻天的社会主义观》一文中指出,张闻天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即①学习选择期,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31年留苏回国;②实践探索前期,大致是1931年2月回国到1950年转入外交战线时;③实践探索后期,从1950年初转入外交战线起,经1959年庐山会议,到经济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大致到八届十中全会后中止其一切政治活动为止;④理论研究期,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到1976年在无锡逝世[1]8-10。钟德涛认为,张闻天晚年对社会主义观的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9年7月至1960年11月。这主要体现在他于庐山会议上的发言,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分析,主要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和发扬民主。第二阶段:1960年11月至1969年10月。这一时期的张闻天主要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他展开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对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发展阶段和阶级斗争等进行了探讨。第三阶段:1969年10月至1976年7月。这主要是指他在肇庆期间,写下了大量文稿,即‘肇庆文稿’”[5]。这种对张闻天社会主义观发展阶段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一方面有助于人们认识张闻天社会主义观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可以使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更加清晰。

关于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和首要任务

张闻天对社会主义的矛盾进行了思考和研究,形成了关于这一问题的真知灼见。有学者指出,张闻天已经对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矛盾的性质和解决方式都做了深入的思考,他明确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或‘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和旧社会残余’的矛盾,而是生产和需要(也即是积累和消费的矛盾,农、轻、重的矛盾)或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矛盾了”[6]18。而且他还指出了主要矛盾的解决办法,“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阶段,许多问题的争论,并非属于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如果把一切争论都归结为这种斗争,就是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了”;“这类意见只要不是反社会主义的,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应以人民内部的方法求得解决”;“解决矛盾的方法,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而不是专政的方式”;“社会主义的矛盾是在发展生产力,改善生产关系中求得解决”[6]18。吴克辉认为,张闻天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方面的贡献在于,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及其处理办法。“由于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所以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着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但是,由于这类矛盾产生于人民内部,‘由于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所以解决的方法主要的应该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依靠教育与说服,依靠批评和自我批评’”[7]74。还有学者认为,张闻天在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他在1961年8月写下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中的若干问题———论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阶段》中,从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提出:‘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首要任务。’”“在全党已开始偏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抓阶级斗争放在突出地位的情况下,张闻天却仍坚持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观点,既反映出他的真知灼见,也体现了他勇于坚持真理的高尚精神”[8]10-11。将研究重心放在张闻天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任务方面,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本身也反映了张闻天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

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

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反作用于经济,社会主义的政治决定于经济并为经济服务,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但自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文革”时期,却颠倒了这个正确关系,片面地强调“突出政治”、“政治挂帅”,从而导致了“政治决定经济”的错误表现。在这一问题上,有学者认为,张闻天在社会主义政治方面的主要贡献有四:第一,张闻天明确提出:“如果有人以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的政治既然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因而说政治最后不为经济所决定,而政治却可以最后决定经济,甚至认为政治可以超脱于经济或独立于经济之上,那就大错特错了。”[8]12第二,张闻天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不能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他指出:“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说成是两个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两条道路的矛盾,说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这一矛盾贯彻始终,这是否把阶级矛盾与斗争扩大化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主要表现,或基本表现,已经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而是生产和需要或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矛盾了”[8]11。张闻天这段文字的用意是明确的,即两条道路的斗争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的工作重心是要解决生产和需要的矛盾,所以要防止阶级斗争扩大化,以主要力量发展生产。第三,张闻天还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思想领域实行民主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说:“在思想领域实行民主,发展自由争论的空气,在社会主义国家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发扬民主才可以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使一切关于此类问题的解决,真正合乎实际情况[8]12。第四,张闻天提出要切实保证党的正确领导。保证党的正确领导,必须处理好党群关系,张闻天认为:“在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人民群众是主人,党是勤务员。”“群众是基础,党是领导”。他还指出,保证党的正确领导,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和国家的关系,“决不能把党的领导等同于党包办代替一切”。保证党的正确领导,必须正确处理领导者与党的关系,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居于领导地位的党员,必须勇于负责,但是我们所要的,是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专断,不是一个人说了算”[8]13。吴克辉认为,除此而外,张闻天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党内矛盾问题的认识也有积极意义。张闻天明确提出,“党内矛盾属于人民矛盾的范畴”;“党内的意见分析不应与阶级斗争划等号”。他强调:“解决党内矛盾,必须采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即思想批判和思想斗争的方法。”“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是党生存、巩固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党内斗争的目的则是“消除矛盾,加强团结,达到思想上的一致”[7]74-75。由此可见,张闻天对社会主义政治的认识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层面,他对于经济决定政治、防止阶级斗争扩大化、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党群关系及其处理党内矛盾的解决方式的理解等,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启发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