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历史研究论文
顺治、康熙年间施行的食盐运销制度到雍正元年（1723）被彻底改变，《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载“雍正元年，覆准将盐院衙门各官及商人尽行裁革。”[4]卷45,户部•盐法上废除盐官和商人后，福建盐政该如何运作？食盐如何运销？负责此次福建盐政整顿，主张废盐官、盐商的闽浙总督觉罗满保和福建巡抚黄国材在其奏疏中提出了相关设想，即：裁撤盐衙门各员，禁止盐商行盐，废除各衙门陋规。盐课九万四百两及捐纳铜银、河工之银一万二千五百两，共计十万二千九百余两，即照广东琼州府向煮盐灶丁征收钱粮之例，均摊于各盐场，交各州县照数收纳，按月交付布政司库以为兵饷。则钱粮完纳即速且易也。查商人买自灶丁之盐，既便于附近出售，其售价较之买入价亦高出四五倍之多；远处行销，售价竟高达七八倍。福建各盐场，每年得盐百万石，十万余两之盐课，每石加价几分，即可得也。如此，私盐贩卖之弊可绝。盐丁愿卖，百姓愿买，近者肩挑背荷，远者船运行销。而灶丁获利得以完课、赡养家口，于沿海穷黎实有裨益。再每盐场选派一名府县左贰官，勉励煎盐灶丁。修理达者，地方官员则酌情捐纳。深山狭谷，盐难至达之处，则须通融办理，务使盐价持平。此事交由兴泉道节制，就近不时巡查，于事甚有裨益。
上引文献中，觉罗满保和黄国才描述了废除盐官和盐商后，福建盐政该如何运作，具体包括管理盐场、征收盐课和运销食盐等方面。具体而言，盐官废除以后，盐场仍然保留，但归州县管辖，而原来应由盐商缴纳的盐课和捐纳铜银、河工银等项目，摊入各个盐场中，由各盐场所在州县征收，并按月上缴布政司库作为兵饷。食盐运销方面，官府废除盐商，百姓可直接向灶户购买食盐，而买盐的百姓到盐场时，则先缴纳盐课。州县官在盐场征税，盐课按照盐一担征银0.15两[6]5册，552号的税则进行征收。百姓纳课买盐后，“随处贩卖”③。换句话说，人们只要在盐场上纳税，便可以毫无限制地买盐、卖盐。
改革大大简化了福建盐政。伴随食盐自由贩卖，清初以来的盐禁、盐额、运盐路线、行盐区等等规章制度都失去了意义，官府无需设关卡收税或设盐捕抓私盐等。福建盐政简化为州县在盐场征收盐课及州县佐贰官员督促灶户生产食盐（为了保证盐场生产顺利进行，觉罗氏奏准从盐场所在府州县中选择一名佐贰官员“勉励煎盐灶丁”）。此外，兴泉道负责协调食盐运销，以防止有些地方因盐贩不乐意前往而导致无人销售的情况出现。据上引奏疏，觉罗氏大幅度改变福建盐政，一是为了废除各衙门陋规，二是为了平定福建高飙的盐价，以裨益于沿海百姓。废除衙门陋规之说在于该改革是在雍正元年（1723）朝廷整顿财政和吏治的大环境下，顺应皇帝号召的一个举措。1723年，国家面临着国库亏空、各省财政普遍存在亏欠的问题，雍正登基之后立即着手整顿亏空、处理导致亏空的官吏[7]4。在清代财政中，盐法与关税、钱法、田赋都被视为国家财政重要来源，清人王鼎相就指出：“国家正赋之外，充军国之用，惟盐法、关税、钱法而已”[8]卷53,1311。因此，雍正整顿财政的措施除火耗归公、划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外，还革除各地盐政陋规。雍正元年（1723）正月初一日，雍正即颁布诏谕：盐道一官，尤关国课。尔年盐法弊端丛生，正项钱粮每多亏欠。……尔等运筹盐法，宜将陋例积习尽情禁革，必思何以苏商？何以裕课？上利军国，下利闾阎，方为称职。……果能肃清纲纪，无致废弛，朕当破格奖励。其或因循不改，朕必置之重法[9]卷首,圣谕。
雍正诏谕盐官革除盐政“陋例积习”。政令一出，各盐区纷纷清查盐政各相关衙门的浮费。查出的浮费有两种处理办法：一是实裁，把不应有的浮费陋规彻底裁去，减少引目成本；一是裁减归公，将原本作为各级官吏私人所有的各种浮费转为国家收入，增加财政。闽浙总督觉罗满保即是在雍正要求整顿财政和吏治的情况下，裁革福建各盐政衙门，并裁出各盐政衙门各种浮费八万余两[10]128-132。雍正只要求裁革浮费，为何觉罗氏却要将福建盐官和盐商全部废除？关于此问题，觉罗氏另有详细的理由。其实，除浮费问题外，福建盐政还出现盐课亏欠严重的现象。康熙末年以来，福建盐课每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课额被拖欠，即“福建盐课唯九万余两，每年未完之数皆有二、三万两。”[5]202。觉罗氏在奏疏中极言福建盐课亏欠严重，但是“商人一年获利足有二十万两”[5]202，故盐课亏欠不是因为盐业萧条、盐利少，而是福建盐官、地方官及盐商都只图私利，不关心盐课所至。他指出，福建盐官“只知征收常例，不问钱粮完否”[5]202，地方官吏“只图获得本衙门常例，为商人缴纳私盐，小民疾苦则全然不顾”[5]202。在官府的放纵下，福建商人“只知抬高盐价，唯利是图，恣意挥霍，钱粮能完与否，并不挂虑”[5]202。最终受害的是沿海贫民，他们“虽有盐场，但晒得之盐却无处销售。虽有船捕鱼，却无盐腌制。终日惶惶，束手无策。有时贩卖私盐，因拒捕捉，明知罪不可赦，亦得依附歹徒，结伴而行。因此而家破身亡者甚多。”[5]202既然导致福建盐课亏欠的关键因素是盐商、盐官、州县官的贪婪，那么将盐官、盐商裁革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一。
解决福建盐课亏欠的问题，对于觉罗氏和黄氏而言，甚至比裁掉浮费更重要，因为盐课征收情况直接关系他在闽浙总督任上的考成。“考成是考核官吏的一种制度。通过年终考成，政绩优异的得到升迁或记录的奖励；政绩不好的受到降级或纪过的处分。”[10]41盐政考成有很多种，其中征课考成和销引考自顺治年间（1644-1661）已在全国推行，康熙年间（1662—1722）越来越严格，所涉及官员亦广，包括巡抚、运司、提举司、分司大使及监管盐务的知县、知州、知府、道员和布政使等。清代以来，就有许多官员因销引不利和拖欠盐课被参革[11]。清初，福建最高盐政机构几经变革，顺治、康熙年间有专门管理盐政的都转运盐使司或盐法道，到雍正元年（1723），“事归各地总督巡抚，在福建以闽浙总督兼理，遂为定制。”[1]可见，作为当时的闽浙总督的觉罗满保和福建巡抚黄国才身上都肩负着征收盐课的重任，处理不好可能会影响自己的仕途。因而，他们都极为关注盐课拖欠一事，虽然雍正只要求裁浮费，但觉罗氏等则希望在裁浮费的同时，也解决盐课拖欠问题，于是，采取了废盐官、盐商的办法解决上述问题。觉罗氏自称改革还有为福建沿海百姓着想的目的。福建沿海地区确实对商运制度不满。泉州地区康熙中期实行商运制度施行不久，福建巡抚张伯行就指出该法有诸多弊病：盐商与官府勾结，设盐捕、巡栏等给晒盐户、地方小民带来困扰[12]卷2,饬禁横抽盐税示。因而，改革可能与地方势力对商运法不满有关，但这似乎需要更多材料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