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社会文化论文
行为判断
行为判断就是指根据政治主体的行为和角色状况来衡量和判断政治秩序的优劣。因此，在一个良好、公正的政治秩序里，政治主体的行为与他们所承担的角色是一致的，人们能自觉地遵守各项社会规范，按照一定的规则、程序行事。而在一个恶性、专制或无政府状态的政治秩序里，由于政治主体的权利和个性经常处于被压制或放任状态，人们常常想超越自己的位置去获得更多的利益，导致角色错位，这样，政治主体就会出现违规、混乱、犯罪等行为。因此，行为判断是衡量一个政治秩序是否优劣的基础性标准。以上述标准来分析儒家政治秩序内人们的行为角色状况，可以看到，儒家政治秩序所造就的是一个角色错位的秩序安排，这是儒家政治秩序的又一困境所在。
（一）执政者权力位置的错位：虽然儒家政治秩序具有明确的等级结构之分，大家各占“名分”，但是由于儒家政治秩序缺失制度安排，无法形成权力的制衡机制，“情”在政治实践中便具有巨大的发挥空间，执政者便常常可以越过自己的职责范围去干预别的政事，越俎代庖，以情入政：从君的角度看，“朕为国家，国家即是朕”的君权理念使得君主具有巨大的权力，掌控着国家的一切，因而，以言代法，以言代政，剥夺和行使臣下的角色位置，“越俎代庖”自然是常事。从臣的角度看，作为居于君之下的“父母官”，臣也可以越位干涉或行使其他职位的政治权力。角色的位置在执政者那儿显得游离不已。以这样的一个角色状态去治理国家，其内部的状况是可想而知的，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冤案错案是无期之多，人民是无期之苦了，这和儒家政治设计思想的现实落实、推广、布道不无关联。
（二）臣民与公民角色的错位：在儒家政治秩序中，人民所居于的不是现代政治秩序所具有的公民角色，而是一个臣民的角色。
１.王权专制的等级制度和权威主义的政治统治，造就了人们的臣民角色。儒家王权专制的极权统治、等级森严的制度结构及权威主义的盛行是造就人们臣民角色的原因之一。因为，在权威主义制度下，权威的产生与他的臣民有着根本的区别。他具有其他任何人所不能达到的权力，掌握着他的臣民所决不能得到的魔力、智慧及力量。无论权威的特权是什么，也不管他是宇宙的主宰或命定为唯一的领袖，他与他人在根本点上的不平等是权威主义良心的基本原则。诚然，在儒家政治设计思想中不乏“教民”、“养民”、“得民”、“爱民”、“重民”、“亲民”、“保民”、“通民”、“富民”、“利民”、“恤民”、“抚民”、“惠民”、“安民”等民本主义的言论，也有某些制约君王的规定，如名分、道统、伦常、祖法、天谴等，但细细究来，这一切都只不过是维护王权的方式和手段，从本质上是为肯定和维护王权服务的。因此，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中，人们只具有民的名位，而无民的权利。自然，民本主义有着其历史的时效性和合理性，它对于调和阶级矛盾，整合阶级间的政治利益关系，消解冲突，维系儒家政治秩序起到了积极的稳定器作用。也正是由于民本主义思想在政治秩序中的稳定器作用，才使得儒家王权专制的君主政治秩序得以长期延绵，其积极的因子至今还在发挥着应有的作用。但是民本主义并没有改变人们的臣民角色，在儒家那儿，民本主义充其量只是个动听的语词。就民本主义的实质看来，并不是真正让人民做主，而是统治者居高临下，事事为民做主，其本质是牧民，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君主专制的君主政治秩序，是为王权主义服务的一种统治术。
２.对法律的伦常化，导致了人们的臣民角色身份。我们看到，德治和礼治是儒家政治设计的核心治理模式，由此反映到政治秩序结构安排上，便缺失了法律建设和制度安排，使得法律和制度伦常化了，而无法营造和提供公民的角色环境，正如俞荣根先生所说的：“儒家伦理法思想是一个正、负两种价值共存的思想体系。它的负面作用归结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其法思想体系中找不到‘公民’范畴，也没有‘公民’意识的生长点，有的只是‘子民’范畴、‘子民’意识，这是儒家君主主义原则和家族伦理主义原则结合的衍生物。二是在儒家关于法的问题的思考中，一味强调圣君贤相和‘治人’的作用，并有泛道德主义的倾向，不注意法律制度化的建设。”
３.忠君思想进一步加强和驯化了人们的臣民角色意识。孝是儒家所有道德规范中的元德，由此衍生出的忠君思想完全吻合了儒家政治秩序王权至上的特点，大大加强和驯化了人们的臣民角色意识。在儒家的设计理念中，忠君思想要求臣民唯君所是、唯君是从，做君主的奴仆、工具、手段甚至财产，任何对君主意旨和言行的背离都要被视为不忠不敬的反叛，即使遇到暴君、昏君，也得奉行“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的信条，是否忠君成为了评价臣子是否仁义的标准。在这种忠君思想的强化和训导下，人们所具有的必然是臣民的角色意识，一辈子陷入其中不敢背弃和跳跃。因此，忠君思想从本质上来看就是愚民思想，而且，孝本身就是否定生命精神进化的极端保守意识，它只重视政治伦理方面，却忽略个体生命之安顿，随着儒家政治秩序的现实落实，无论市井小民还是大仁大义、大智大勇之人都无法跳出其樊篱，个体的性格和生命被消磨和陷落在无限的忠君之中。一句话，忠君思想极大地束缚了政治成员的思维能力和创新精神，加强和驯化了人们臣民角色意识，毒害甚大。当然，忠君思想自然包含其某些“合理”的因素，它迁延出的是爱国精神，在太平的年代，忠君观念可以产生强大的内聚力，进而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它又常常可以成为一种抵御异族侵略的号召力和感召力，包含着一定的爱国主义思想，这大概便是忠君思想能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之所在。
４.中庸思想影响了人们的角色心理。中庸是儒家政治秩序运行的一个基本作用矢量，其思想具有政治辩证法的特性，是维系儒家政治秩序的平衡器，对于维护儒家政治秩序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其本身所涵蕴的恒常性价值至今依然常青，它与和谐的思想共同孕育了人们的和平观念，铸造了中国人酷爱和平、反对强暴的民族性格。然而，“中庸”思想的运行又含有明显的折中主义色彩和明哲保身观念，易于养成人们“和事佬”的角色，消磨掉人的人格刚性，滋生人们卑怯懦弱的个性特征，正是在这一点上，它助长和固化了人们的臣民角色观念和心理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