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食品研究论文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一直对边区盐业工作相当重视，尤其是高度关注盐业在边区经济发展中的突出地位。由于日寇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1941年和1942年是抗日战争期间解放区最困难的时期。为此，陕甘宁边区于1942年12月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进行分析研究。会上，毛泽东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在这一报告中，他充分肯定了盐业在边区经济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突出作用：食盐不仅是边区人民的一笔巨大财富，“很大富源”，边区的主要财政来源之一。同时，盐还是打破敌人经济封锁，换回外汇、物资，稳定金融、物价的主要手段，“是平衡出入口、稳定金融物价的骨干”。因此，对边区财政经济而言，盐“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
一、边区群众食盐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只有打到国民党反动统治才能确保边区群众有盐吃
由于盐不仅是老百姓日用必需品，而且在边区财政收入中占有着重要的位置。因此，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在加紧进攻边区的同时，还将盐列为物资封锁的重点。从1932年起，对边区的经济封锁更加严密，国民党政府企图建立纵深260里的封锁网，并在边区周围设立食盐公卖局，限制购盐，规定每人每天只能买3、4钱盐，每月累计购盐不得超过1斤[2]283，使边区食盐等日常生活品十分奇缺，价格越来越高，严重地影响了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红军的给养，致使边区经济发展形势严重恶化。
面对边区严峻的军民用盐困境，毛泽东从关心群众日常生活用盐的角度出发，鲜明地提出要充分认识到解决食盐等生活必需品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他在1928年11月25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食盐等项日常必需品在边区相当缺乏和昂贵，致使边区农产品也不能向外输出，农民收入断绝[2]69。边区食盐等生活必需品供应紧张、严重短缺的局面，已经引起当时边区军民生活的不安，甚至到了不得不想办法切实加以解决的地步。边区军民用盐如何得到妥善的解决，真正“值得每个党员注意。”[2]53因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就得关心群众“盐的问题”，“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
毛泽东认为，边区群众吃盐困难，根本原因是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给边区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困难。1933年12月15日他在长冈乡调查时发现，“群众食酸菜水，说与放盐差不多”。认为“这是国民党的罪恶”，要解决群众食盐问题，“冲破封锁才有盐吃。”[1]1291933年，他在才溪乡调查时，更明确地提出“不打倒国民党无盐吃！”[1]167改善群众食盐“极大的问题是打破封锁。”[1]168“资本家把盐藏起来没有盐买，这是汀州市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十分盼望我们帮助他们去解决”[2]123。只有解决了群众的“柴米油盐问题，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2]122-123
二、打破敌人封锁，满足群众食盐需求的关键是发展边区盐业贸易
毛泽东认为，边区军民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积极开展食盐贸易和自行熬制硝盐等方法，打破国民党实行的食盐封锁，这是保证边区军民食盐供应的关键。
1933年8月，江西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工作会议召开。会上，毛泽东作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演说。毛泽东在演说中，明确提出了商人通过牟取食盐暴利来剥削老百姓，致使老百姓生活困难这一特别严重的问题。他以商人从梅县买食盐为例，在梅县买食盐，一块钱可以买七斤，但是运到边区销售后，老百姓一块钱只能买12两盐。这其中的利润相当大。毛泽东感叹道，“这不是吓死人的剥削吗？”对此，毛泽东在演说中要求边区一定要将食盐运输与销售监管起来，并纳入边区对外贸易的范畴。具体就是，通过有计划地组织边区军民开展对外盐业贸易来解决商人通过牟取食盐暴利剥削老百姓问题。
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报告中，毛泽东提出边区政府如何开展盐业贸易工作的具体举措：“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食粮和钨砂的输出”。在《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中，毛泽东还总结了闽浙赣苏区打破食盐封锁的经验，号召其他苏区学习，对苏区打破食盐封锁起了示范和促进作用。“在闽浙赣方面，他们为了解决食盐的缺乏，进行了硝盐的制造”。
三、准确分析边区食盐形势，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总方针中发展盐业
抗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在除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疯狂军事进攻的同时，还不定期开展残酷的“扫荡”，加之国民党政府实行长期的军事包围、物资封锁，陕甘宁边区出现严重的财政、经济危机，军民生活困难，食盐等日常生活品供需紧张。为战胜经济困难，满足军需民食，确保长期抗战的物资供应，毛泽东在分析边区食盐等日常生活品严峻形势的基础上，于1942年底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号召根据地军民依靠自身力量，克服食盐供应困难等经济问题，彻底粉碎敌人的物资封锁。
毛泽东在1942年12月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详细分析了抗战以来边区盐业面临的新形势。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因沿海各省相继沦陷，致使原由海盐供应的湘鄂等省食盐来源断绝，安徽、山西等地的盐产也急剧萎缩，国统区用盐主要依靠川盐及宁夏、青海等地的盐产。在这种情况下，边区的盐业地位也由此显得重要。由于边区政府对盐业工作的大力扶持，盐业运销量呈逐年增加态势。按每驮150斤、每斤24两计算，1938年陕甘宁边区出口的盐还只有7万驮，到了1939年就突增至19万驮，1940年达到23万驮。1941年，陕甘宁边区出口的盐又来一个突增，达到29.9068万驮。到1942年至9月止，达到15.579万驮，预计全年可达23—24万驮。[1]8021938年到1942年陕甘宁边区盐业发展取得如此重大成绩，毛泽东分析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靠根据地市场内外的需要，二是边区军民共同的努力[1]802。他批评了对边区盐业发展采取的两种错误观点：一些人不清楚边区盐业外运是由抗战大形势决定的，不了解不超过一定限度的盐是有销路的，主张对盐业运销顺其自然，边区政府不需要对盐业运销实行干涉的措施。还有部分人则把边区盐业销量的逐年增加归功于边区外面市场的需要，却不明白边区政府对盐运工作的督导也是边区盐销特别旺盛的“一个很大的因素”[1]802-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