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政治学刍议

弗娄由此认为，现实是话语建构物，社会结构是物质体系同时也是符号体系的编织物。符号结构与物质结构是一致的。［4］(P58)因此，现实不再是物质与精神、存在与再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元对立结构，而只是一元化的“话语构成物”。推论之，文学话语不是要去反映外在或先在的实体化的“社会”或“历史”，文学与社会、历史之间必然是互相交织和相互建构的关系。［5］(P9)其次，受福柯的启发，弗娄和本尼特将作为“话语构成物”的社会现实与权力建构机制联系起来，由此实现其文学政治化的目的。他们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元对立结构简化为一元化的话语构成物，直接切断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客观现实”、“客观真理”、“历史规律”等“权威的最终参照物”，如弗娄所说，话语的所指不是产生于超越话语之外的“客观现实”，而内在于话语实践和话语意指过程之中。话语的可理解和可阐释性只能就话语自身或与其他话语的联系来理解。判断真理的标准不再是话语要符合客观现实，而是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4］(P57)可以说，这完全是福柯观点的翻版。排除“真理”和“历史规律”，将人文科学纳入“权力—知识”的循环网络之中，这正是福柯用话语—权力理论解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元结构的目的所在。福柯指出，“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人文科学是伴随着权力的机制—道产生的”，［8］(P31)“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9］(P29)知识或真理只能被看成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由各种势力交锋争执之后形成的话语构成物。于是，福柯转向对物质性制度和权力形式的更加妥帖的分析，把话语与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联系起来，把权力的运作当做主要的研究课题。［10］(P60)而这也正是弗娄和本尼特对文学话语作出政治分析的努力方向。

命名的政治:从文学本质论到文学体制论

反本质主义是后现代文艺理论的核心主张。伊格尔顿和卡勒都指出，文学并没有先验的、客观存在的、非历史的、永恒不变的本质，而只是后天建构的、受制于特定视角的、历史化、地方化和语境化的、流动的概念。丹托和迪基也认为，不存在形而上的艺术概念，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别仅仅取决于某种授予它们身份的社会体制，这种体制就是由艺术家、批评家、馆长、赞助人、代理商、经销商和收藏家组成的“艺术界”。［11］(P17)文艺理论的研究范式也随之发生转换，即从文学艺术的内在美学特质研究转向了外在的社会惯例、社会机制和社会权力关系的研究。正如伊格尔顿所说，真正值得研究的不是文学或文学理论的内部特性，而是建构它们的历史、社会、文化语境，即话语—权力领域，“它的视野其实就是整体社会之中的那个话语实践领域，它的特殊兴趣则在于将这些实践作为种种形式的权力和行事加以把握。”［12］(P207)显然，弗娄和本尼特确立的从文学本质论到文学体制论的反本质主义文学观是离不开这个大背景的。本尼特的反本质主义主要包括反对“美学形而上学”和“文本形而上学”两个内容。众所周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是“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但在本尼特看来，两者却是矛盾的，“马克思主义既重视艺术的超验性，又努力根据其特定的社会历史状况来解释它，这是传统的主要矛盾”。［6］(P25)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如阿道诺、马尔库塞的美学自律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的、历史的和唯物主义的原则存在着根本的冲突，“把审美当做一种精神与现实之间关系的不变模式来建构，这很难与作为一种旨在对所有的社会和文化现象进行彻底的‘历史化’的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概念相协调”，这样只能导致一种“失败的唯物主义”。［6］(P14)他进而指出，马克思主义分析远不是要证实在后康德哲学中被归属于美学的普遍性，应该集中精力探讨在产生一系列不同的文学和审美效果的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的各种社会和历史条件。同样的道理，像俄国形式主义那样求索文学文本内部所独具的“文学性”也是一种妄想。他指出，文学性并不存在于文本中，而存在于文本内部及文本间的互文关系中，最终依赖于文本在主流意识形态母体中所占据的地位。因此，我们要以历史而具体的方式看待“文学”，拒斥将文学作为超越历史的抽象概念来理解的“文本形而上学”。［7］(P50)总之，本尼特认为，文学更适合看成特定历史时期、特定体制建构下的文本的使用及其效果。我们应当使用一套新的概念、方法和程序，以一种非美学的方式来重新思考批评的政治学，以一种更加具体和特殊的方式来探讨文学的政治学。［5］(P10)弗娄也指出，“本质主义‘文学’的概念应该被它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中的概念，即文学的话语构型概念所取代”［4］(P83)，应该建构一门“一般诗学”，研究文学话语与法律、科学、历史、哲学、道德、宗教乃至日常语言等非美学话语之间的深层关联。

文本的政治:从文本分析

到话语分析霍尔指出，“社会和文化科学中的‘话语转向’，是近年发生在我们社会的知识中的最重要的方向转换之一”［13］(P6)。在20世纪前半叶，索绪尔强调语言内部的系统和规则，将外部语言学所关注的文化、政治、社会制度、环境等因素排除不顾，给俄国形式主义、捷克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和法国结构主义带来的是注重内部研究的“文本分析”法;20世纪60年代之后，福柯等人用“话语”概念恢复了语言的历史性、社会性、政治性、实践性乃至物质性，给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唯物主义、后殖民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带来了侧重于外部研究的“话语分析”法。弗娄和本尼特都反对文本形而上学和文本分析法，只不过弗娄更加自觉地引入了“话语转向”的理论成果。弗娄明确承认，他的话语理论主要受启发于巴赫金、韩礼德、米歇尔•佩奇尤克斯和福柯等人。［4］(P67)这些话语理论家的一个共同旨趣就是，将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转变为语用学语言模式，重建语言与历史语境、意识形态、社会实践、言说主体之间的联系。巴赫金说:“话语是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的现象”［14］((P354)。韩礼德指出，“话语类型”乃是掌控着特定社会语境中的特定意义的生产、传播和接收的规则系统。［4］(viii)佩奇尤克斯采用“话语”一词来强调语言使用的意识形态性质。［15］(P3)在福柯那里，“话语”是赋予现实世界以秩序和规则的意义系统。“对福柯来说，一个‘话语’就是我们可称之为‘一个为知识确定可能性的系统’或‘一个用来理解世界的框架’或‘一个知识领域’的东西”，一套话语作为一系列的“规则”而存在，这些规则决定了陈述的类型，决定了真理的标准，决定了谈论的范围和话题。［16］(P32)因此，话语不但与外部权力相关，其本身也具有一种意义建构的权力。总之，话语的社会功能、话语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都应该成为“话语分析”的重点。弗娄直接将文学称为“文学话语”，就是要解除形式主义文论赋予文学的绝缘性，恢复文学文本的社会建构功能及其意识形态性。文学是一种复杂的、历史性的、高度体制化的话语，一方面是特定社会历史语境认可的结果，另一方面，还与道德、法律、宗教、科学等其他话语相互影响，互为话语，因此，文学话语并没有固定的界限和本质。［4］(P84)在弗娄看来，文学具有社会构型作用，统治阶级往往利用文学艺术去维持其社会和政治霸权，并使之合法化。像其他话语类别一样，文学话语在阶级利益的争夺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同样，弗娄也是从话语的角度去理解文学的意识形态性问题的。他认为，意识形态就是“与阶级斗争相关的符号系统或话语的一种状况”［4］(P61)，就是不同话语之间产生的权力关系。所以，文学文本不是固定的给定物，而在话语冲突的过程中不断被定义，在此期间，文本的意识形态性或得到巩固，或受到挑战，文本的历史性也正由此而生成。通过重塑文学话语、意识形态、权力等概念，弗娄希望将文学文本置于更加广阔的话语范围之中。他按照文本的特殊历史地位和随着历史变化的意识形态价值来定义文本，发展出一种新的分析模式，这种话语分析的模式不是将文本囿于“文学特殊性”的范围之内，而是能够辨析文学文本各种变化形式之中的权力运动。［4］(P102)